62岁光棍汉被骗光积蓄，心梗垂危时，来电竟喊：爹！儿孙全都来了

......

「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六十二岁的我，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闻着消毒水味儿，心里一片冰凉。

心梗，幸好抢救及时，命是捡回来了，但魂好像丢了一半。

儿女都在外地，忙得抽不开身，唯一陪着我的，是床头柜里那支被我盘了快四十年、磨得包浆发亮的英雄钢笔。

那是我的命根子，是我和秀雯这辈子唯一的念想。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抱着这点念想，孤零零地走到头。

可就在我准备睡个午觉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

我犹豫着接通，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有些紧张，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请问……是原来红星机械厂的李建国师傅吗？」

我的心猛地「咯噔」一下，这个称呼，已经快四十年没人叫过了。

「是我，你哪位？」

年轻人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他说出的话，像一个滚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妈是苏秀雯。她的一位老同事前几天在医院看见了您，她说……她说我长得，跟您当年送给我妈那支钢笔的主人，一模一样。」

轰——！

什么儿子？什么钢笔？秀雯？她不是……她不是早就……

我的手抖得像筛糠，根本握不住。

手机「啪嗒」一声掉在水泥地上，电池板都摔了出来，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叫李建国，今年六十二。

是在一个起了薄雾的清晨，我突然觉得胸口发闷，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

邻居帮忙叫了车，到了县医院一查，心梗，万幸送得及时，不算太严重，但人得留下观察。

躺在吱呀作响的病床上，我瞅着病房里那掉了漆的绿色墙围子，还有窗户外头隔壁老家属楼拆了一半的脚手架，心里头空落落的，像是被掏走了一块。

护士推着车子「咣当咣当」地从走廊经过，那声音一下下都敲在我心上。

我这辈子，从没觉得自个儿这么没用过。

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打小在红旗机械厂的大院长大。

年轻那会儿，我是整个大院里最让爹妈脸上有光的小子。

爹妈都是厂里老工人，一辈子勤勤懇懇，家里条件一般，可我脑子活，爱钻研，高中毕业就进了厂里的技术科，没几年就成了尖子。

八十年代，厂里从苏联引引进新设备，一堆老师傅对着俄文图纸抓瞎，我愣是靠着一股钻劲儿，没日没夜地泡在车间，硬是把那「洋疙瘩」给摸透了，成了厂里最年轻的技术大拿。

后来，厂里要派人去上海的保密研究所进修两年，那么多人挤破头，名额就落在了我头上。

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走在路上，腰杆子都挺得比别人直。

可从上海回来，我的心也好像野了，总觉得这小厂区憋屈，婚事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爹妈急得火上房，托人说媒，介绍的姑娘不是嫌人家文化低，就是嫌人家眼界窄。

其实我知道，是我自个儿心里有道坎，过不去。

「一个人过，清净！」

我就这么一句话，把爹妈后面的话全堵了回去。

为这事儿，家里锅碗瓢盆没少响，我爹气得指着我鼻子骂：

「你这个犟驴！等你老了没人管，就知道哭了！」

那时候年轻气盛，哪里听得进这些。

没过几年，老两口前后脚都走了。

我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索性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车间和图纸上，靠着技术过硬，混了个车间副主任。

我原以为一个人真能这么过一辈子，可岁数不饶人，这身体跟台老旧的机器似的，零件一个个开始报废。

退休之后，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种孤单，是真能把骨头都浸透的。

这时候，我才琢磨着，是该找个伴儿了。

我退休金不低，厂里分的房子也宽敞，加上我爱在公园里遛弯打拳，身板挺直，瞅着也就五十刚出头。

经不住邻居劝，我开始跟着去跳广场舞，想着多认识些人。

这么一来，还真有几个热心大姐给我张罗。

其中有个姓王的舞伴，人称「王姐」，五十好几的人，收拾得利利索索，皮肤也光溜，瞧着也就四十来岁。

她说话温温柔柔的，总夸我精神，不像六十多的人。

我这心里头，也挺受用。

大院里的老街坊都冲我竖大拇指，说我这是「老树开新花」，缘分到了。

哪知道，处了没几天，我就咂摸出不对味儿了。

王姐总是有意无意地跟我哭穷，说儿子不争气，自己身体也不好，话里话外劝我买一种「能治百病」的特效保健品，一盒好几千。

有次，我俩在公园坐着，她去上厕所，手机落在了长椅上，屏幕还亮着。

我无意间瞅见她在微信群里正跟人吹嘘，那条消息像根针一样扎进我眼睛里：

【又搞定一个有退休金的老顽固，下个月的业绩稳了！】

我当时就觉得血「嗡」地一下全冲到了脑门上，眼前一黑，差点没背过气去。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天大的笑话，被人当猴耍。

我二话没说，站起来扭头就走，从此再没去过那个广场。

这事儿一出，我对找老伴儿这事，算是彻底死了心。

我认了，我这命，就是孤寡的命。

这次住院，身边连个能打电话叫来的人都没有，行动又不方便，我只好花钱请了个护工，管管一日三餐。

巧的是，同病房还住了个叫张桂芬的老太太。

张桂芬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南方大城市扎了根，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

她一个人守着老房子，这次是来做白内障手术的。

一个屋檐下，两个孤零零的老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我嘴碎，爱开玩笑，讲起当年厂里的趣事一套一套的。

张桂芬本来挺内向的一个人，硬是被我逗得天天乐呵呵的，病房里的气氛也活泛了不少。

手术做完，拆了纱布，张桂芬的眼睛总算能看清东西了。

她眯着眼，盯着我的脸瞅了好几秒，突然一拍大腿：

「建国啊，我这眼睛一清楚，再仔细瞅你这脸型眉眼……哎呀！我可算想起来为啥总觉得你面熟了！你跟我前几年回老厂时见的苏秀雯家儿子周远航，长得忒像了！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说这事儿巧不巧？」

「苏秀雯」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进了我的脑子里，我端着水杯的手微微一抖，热水都洒了出来。

我心里头翻江倒海，面上却不敢露出来，只是笑了笑，岔开话题：

「张大姐，你这眼睛刚看见，别是看花了吧。天底下人有相似，不稀奇。」

张桂芬摇摇头，一脸笃定：

「那不能！那鼻子那眼，错不了！秀雯当年可是我们厂广播站的一枝花，她家那点事儿，老人都知道。哎，也是个命苦的……」

我没敢再接话，心里头乱成了一锅粥。

第二天，张桂芬就出院了。

走的时候，她还拉着我的手，半开玩笑地说：

「建国，把你电话给我存上，回头我跟老厂那边的姐妹们唠嗑，也帮你打听打听秀雯的近况。你跟那孩子，没准儿真有啥关系哩！世界小得很！」

我只当是老太太热心肠，咧嘴笑了笑，说了声「慢走」。

可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病房里，心里头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我的身体也好了大半，办了出院手续。

就在我把最后一件换洗衣裳塞进布兜里，准备离开这个让我憋屈的地方时，兜里的手机「嗡嗡」震了起来。

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划开了接听键。

电话一接通，那头传来一个沉稳又有点陌生的男声，说的却是再熟悉不过的普通话：

「您好，请问是李建国，李叔叔吗？」

我「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