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我跟生产队老姑娘开玩笑说凑合，她扇我一巴掌，我等7年。
我第一次挨刘春枝的巴掌，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天。
那年我二十岁，刘春枝二十七岁。
在生产队里，二十七岁还没嫁人的女人，已经被人叫作“老姑娘”了。有人当面叫，有人背后叫。她听见了从不吭声，只把手里的镰刀磨得更快，磨刀石一下一下压过刀刃，发出刺耳的响。
她个子不高，肩膀却很宽，干活比队里许多男人都利索。
割稻子的时候，别人弯腰割一垄，她能割一垄半。挑担子的时候，她把扁担往肩上一压，脚步比我还稳。队长常说，春枝是个顶半个劳力的好手。
我那时候年轻，脸皮厚，又自以为长得不错。
其实我也就是眉毛浓一点，眼睛大一点，干活不偷懒。可在二十岁的人眼里，只要有人夸一句，就觉得自己能把天捅个窟窿。
那天我们在晒谷场翻稻谷。
天气闷得厉害，太阳晒在谷粒上，热气一层层往上冒。大家拿着木锨，把稻谷扬起来，再用耙子摊平。刘春枝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挽到手肘，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
我正好站在她旁边。
她把一锨稻谷扬起来，风一吹，谷壳飘到她头发上。她没发现，我伸手替她捡下来，故意捏在指头间晃了晃。
“春枝姐，”我说，“你说咱俩要是过日子，谁管钱？”
她头也没抬：“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那不行。两口子得一块儿管。”
“谁跟你是两口子？”
她语气平平的，像是在说今天的工分。
旁边几个年轻人听见了，开始起哄。
“周成，你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
“春枝姐，你看他长得也不赖，干脆答应了吧。”
刘春枝把木锨插进稻谷堆里，直起腰看我。
她的眼睛很黑，也很静。
“你们都闲得慌？”她问。
大伙笑了一阵，又低头干活。
我不知怎么的，心里一热，便顺嘴说了一句：“要不咱俩就凑合凑合得了，谁也别挑了。”
这句话说完，晒谷场上突然安静下来。
风还在吹，稻壳还在半空打旋，可所有人都像停了一下。
刘春枝看着我。
我脸上的笑还没来得及收回去，她抬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打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的脸偏到一边，嘴里立刻有了铁锈味。
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队长手里的耙子停在半空。刚才还笑得最大声的几个人，立刻低下头，假装没有听见。
刘春枝的手也僵在半空。
她显然没想到自己真会打下去，掌心微微发红。可她没有道歉，只盯着我说：“周成，你把谁当成什么了？”
我摸着脸，脑子还在发懵。
“我就开个玩笑。”
“那你去跟别人开。”
“我又没说别的。”
“凑合？”她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却比刚才的巴掌更重，“你觉得我是没人要了，才轮得到你来凑合？”
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
她弯腰捡起木锨，继续翻谷子。
周围的人也陆续动了起来，只有我站在原地，脸上火辣辣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娘端着油灯进来，看到我半边脸还是肿的，吓了一跳。
“谁打你了？”
我说：“没谁，干活碰着了。”
“你当我眼瞎？”
我不吭声。
我娘把灯放在炕沿上，坐下来问：“是不是刘春枝？”
我还是不说话。
她叹了口气：“你也是嘴欠。人家一个没出嫁的姑娘，最忌讳别人拿这个说笑。尤其是她。”
“她怎么了？”
“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娘抿了抿嘴，低声说：“她不是不想嫁，是家里拖着她。”
刘春枝的爹早些年伤了腿，不能下地。她娘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一个常年吃药的弟弟。她十六岁起就挣工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落在她身上。
以前也有人上门说过亲。
第一个嫌她家里穷，第二个嫌她要带着父母，第三个倒是不嫌，可开口就要她把弟弟送出去，不能再管娘家。
她一个都没答应。
“她自己不愿意走，谁也没办法。”我娘说，“可村里人不管这些，只知道笑话她年纪大。”
我摸了摸脸。
掌心碰到肿起来的地方，疼得我龇牙。
我娘看了我一眼：“疼不疼？”
“疼。”
“疼就记住。”
我没想到，这一记巴掌，我一记就是七年。
第二天上工，我特意绕开刘春枝。
她在地头分工具，我就去挑水。她在仓房记工分，我便躲到晒谷场另一边。可生产队总共就那么几块地，抬头不见低头见，哪能真的避开。
中午休息时，她坐在树下吃窝头。
我端着饭碗从她身边过去，听见她问：“脸还疼吗？”
我停下脚步。
“还行。”
“昨天那句话，别再说了。”
“知道了。”
“我不是因为你开玩笑才打你。”
我看着她。
她把窝头掰成两半，手指上沾着一点玉米面。
“那是因为你说得太轻巧。”
她说完就低头吃饭，不再理我。
我站了一会儿，没敢追问。
后来我才明白，她打的不是我那句“凑合”，而是所有人把她的人生说成“随便找个人也行”的那种轻慢。
可那时候的我不懂。
我只觉得丢脸。
我在生产队里安静了几天，谁也不敢招惹。几个同龄人拿我开玩笑，说我脸皮再厚也抵不过春枝姐一巴掌。
我嘴上骂他们，心里却总想起刘春枝那双眼睛。
她看着我时，没有羞怯，也没有慌张，只有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冷硬。
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她。
她每天最早到地里，最后一个回家。别人收工后还能聊几句，她要赶回去烧火、煮饭、喂猪、给她爹擦身子。
有一次下着大雨，大家都急着回家，刘春枝却站在仓房门口，等队里的麻袋全部垒好。
我问她：“你怎么还不走？”
“怕漏雨。”
“仓房漏雨又不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粮食淋坏了，明天大家都少分。”
她说得很平常，像这事本来就该由她管。
我帮她把最后几袋粮食搬进去。那袋子湿了，沉得很，我和她一人抬一头，肩膀几次碰在一起。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流到脖子里。
她看了我一眼：“你不用帮我。”
“我闲着。”
“你不是怕我再打你吗？”
我脸一热：“我挨一巴掌就记住了，没那么小气。”
她哼了一声：“那可说不准。”
这是她第一次跟我说笑。
我心里忽然松了一下。
从那天开始，我对她的心思变了。
以前我只是觉得她能干，觉得她跟别的姑娘不一样。后来我发现，我会在人群里先找她，会在她挑担子时替她看一眼肩膀，会在她咳嗽时想着她是不是着凉了。
可我不敢再说“喜欢”。
那两个字太重。
我怕她又抬手。
我也怕她不打我，只冷冷说一句：“你别把我当成凑合。”
一九六八年春天，生产队分到了一批新棉种。
队长让刘春枝负责登记，她拿着本子一项项核对。有人嫌她麻烦，说都是一个队的，差不多就行。
她把笔一放：“少一斤，秋后就少收一斤。谁来补？”
那人不说话了。
我站在旁边，看她在本子上写得一丝不苟。
后来队长让我跟她一起去仓房搬种子。
我故意问：“春枝姐，你以后找对象，是不是也要一项项登记？”
她抬眼看我。
我连忙说：“我没别的意思。”
“你最好没有。”
“我就是问问。”
“那你听好了。”她把一袋棉种递给我，“第一，不能嫌我家里穷。第二，不能嫌我管父母。第三，不能把我当成没人要了才退而求其次的人。”
我抱着袋子，愣了愣。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跟谁都这么说。”
“那我也不打算娶你啊。”
话一出口，我自己先后悔了。
她脸色立刻冷下来。
“那就更不用问。”
她转身就走。
我抱着棉种追上去：“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都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
我说不下去了。
她停下脚步：“周成，你还年轻，别把一时兴起当成一辈子。你现在觉得我好，过两年说不定就嫌我老了。”
“我不会。”
“你拿什么保证？”
我答不上来。
那时我二十一岁，连自己以后会不会留在生产队都不知道，凭什么保证一个女人的一辈子。
她转过身，语气缓了一点。
“先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
“那你呢？”
“我怎么？”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过下去？”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里没有开心，只有疲惫。
“我过不过得下去，是我的事。你别替我操心。”
这句话让我难受了很久。
我第一次明白，关心一个人，不是站在旁边替她安排。更不是觉得她孤单，就可以自作主张地把自己塞进她的生活。
一九六九年，队里来了一个外村的木匠，姓赵。
他三十岁出头，话不多，手艺好。刘春枝家的门窗坏了，就是他去修的。
木匠走后，队里有人说，刘春枝这回该动心了。
我听见这话，心里像被什么堵住。
那几天我干活格外卖力，扁担压得肩膀生疼，也不肯歇。刘春枝在旁边看了我半天，问：“你跟谁较劲呢？”
“没有。”
“你最近每天都像要把地刨穿。”
“我力气大。”
“你以前怎么没发现？”
我不吭声。
她把手里的草绳打了个结：“听说你娘给你说了个姑娘。”
“谁说的？”
“你娘自己说的。”
“她胡说。”
“人家姑娘挺好，为什么不见？”
我猛地抬头：“你希望我去见？”
她神色没变：“我希望你别因为一句玩笑，把自己拴在我身上。”
我心里一沉。
“我什么时候说要拴在你身上？”
“你没说，可你这几年的样子，跟说了有什么区别？”
我被她说得脸上发热。
她继续道：“周成，你才二十二岁，别把我当成你人生里唯一一个女人。你要是喜欢谁，就堂堂正正去追。别一边跟我耗着，一边又说自己是等我。”
“我没有等你。”
“那最好。”
她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田埂上，手里的草绳越捏越紧，最后勒得手指发白。
那天晚上，我娘又来问我，为什么不去见人家。
我说：“我不想去。”
“你是不是还想着刘春枝？”
我沉默。
我娘坐在炕边，半晌才说：“她比你大七岁，还带着一家子。你真要跟她过，以后的苦不会少。”
“我知道。”
“她也未必肯跟你过。”
“我知道。”
“那你还等什么？”
我看着窗外黑沉沉的院子，说：“等她什么时候愿意相信，我不是跟她凑合。”
我娘叹了口气，没有再劝。
从那天起，我不再对刘春枝说喜欢，也不再逗她。
她需要搬柴，我就顺手帮一把。她家屋顶漏雨，我去借梯子。她弟弟病了，我陪她赶早班车去买药。
但我不问她什么时候嫁，也不问她要不要跟我。
我只是做我能做的事。
她有时会说谢谢。
我说不用。
她便不再客气。
一九七〇年冬天，刘春枝的父亲病得厉害。
那段时间她几乎没睡过整觉。白天上工，晚上照顾老人，眼睛熬得通红。
有一天夜里，我听见有人敲我家院门。
打开门一看，是她。
她裹着一件旧棉袄，站在雪地里，嘴唇冻得发白。
“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
“怎么了？”
“我爹喘不上气。”
我立刻穿上鞋，跟她去了。
她父亲躺在炕上，脸色灰白，胸口起伏得厉害。她弟弟站在炕沿边，急得直哭。
我去找队长借车，又跑到卫生所请人。折腾到后半夜，老人总算缓过来。
刘春枝送我到门外时，雪已经停了。
她站在墙根下，低声说：“今天谢谢你。”
“别说谢。”
“我欠你的。”
“你不欠我。”
“那我欠谁？”
“你谁也不欠。”
她抬头看我。
我说：“你照顾你爹，是因为你愿意。你让我帮忙，是因为你信得过我。帮你不是债，别什么都算得清清楚楚。”
她很久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问：“周成，你为什么一直这样？”
“哪样？”
“我不答应你，你也不走。”
我看着她冻红的脸，第一次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我不是因为你没人要才等你。”
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
“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雪地里很安静。
她没有打我，也没有转身离开。
她只是看着我，眼神慢慢变得复杂。
“你知道我比你大七岁吗？”
“知道。”
“知道我家里什么样吗？”
“知道。”
“知道我可能一辈子都要照顾老人，过不了你想要的轻松日子吗？”
“知道。”
“你知道个什么。”她忽然红了眼，“你现在说得好听。你还没真正过日子，当然什么都敢答应。”
我没有反驳。
她擦了擦眼角，语气重新硬起来。
“等你过几年再说。”
我问：“等几年？”
她看着我：“七年。”
我愣住了。
“七年以后，你要是还这么说，我就认真听。”她说，“但这七年里，你不许拿这件事逼我，也不许逢人就说你在等我。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就去过你的日子。”
“那你呢？”
“我过我的。”
“七年以后，你要是已经嫁人了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就别等了。”
“你这不是让我白等吗？”
“等不等是你的事。”
她说得冷静，像在谈一笔不会兑现的账。
可我知道，她已经给了我能给的答案。
那天夜里回家，我在炕上睁眼到天亮。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七年”的约定。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成亲，我就说还没遇到合适的。
我娘知道我心里有数，也就不再逼我。
一九七一年，队里开始分责任田。
每家每户都忙着算地、算粮、算工分。刘春枝家的地不多，可她还是把每一块地都拾掇得很干净。
她父亲的腿越来越坏，弟弟也到了要成家的年纪。刘春枝像一根绷紧的麻绳，撑着一整个家。
我有时劝她：“你也该歇歇。”
她说：“歇下来，事情就不会自己少。”
我说：“那你找个人分担。”
“找谁？”
“比如我。”
她手里的锄头停了一下。
“你又来了。”
“我没逼你。”
“你说这话，本身就是在逼我。”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她把锄头靠在田边，认真看着我：“周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只要一接受，你就会觉得我答应了你。你帮我挑一担水，我要想半天该不该还；你给我家修一次门，我就得担心是不是欠你更多。”
“我从没这么想。”
“可你心里未必没有盼头。”
我无话可说。
她说得没错。
我确实有盼头。
我帮她做一件事，便会偷偷想，她是不是会因此更信任我一点。我替她家垒一面墙，便会想，将来这墙是不是也算我家的一部分。
那天我回到家，把她家那把借给我的铁锹洗干净，放在门口，第二天还了回去。
我开始刻意减少帮忙。
不是赌气，是不想让她觉得每一次接受都要付出代价。
她起初没说什么，后来有一天，她挑着两桶水从井边回来，脚下一滑，整个人差点摔倒。
我冲过去扶住扁担。
她稳住后，立刻把扁担抢回去。
“我自己能走。”
“我知道。”
“那你扶什么？”
“你差点摔了。”
“摔了也是我的事。”
她的声音有点冲。
我松开手：“好，是你的事。”
她扛着水桶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周成。”
“嗯？”
“我不是不想让你帮。”
“我知道。”
“我只是怕。”
她没有回头。
“怕什么？”
“怕我一旦习惯，就再也离不开。”
这句话说完，她挑着水走远了。
我站在井边，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那七年不是我一个人在等。
她也在等。
只是她等的不是我某一句承诺，而是等我长成一个不会因为付出一点东西，就向她索要回报的人。
一九七二年，我去县里的修理铺学了半年手艺。
不是为了离开她，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我只是突然发现，如果我想和她过日子，光有一句“我愿意”远远不够。
她的家里没有稳定收入，农活也越来越忙。我得有一门能养家的手艺，得有本事承担，而不是只会在田埂上说漂亮话。
临走前，我去跟她告别。
她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木头裂成两半。
“你要走半年？”她问。
“嗯。”
“学什么？”
“修农具，修车轮，什么都学。”
“挺好。”
“你没有别的话？”
她把劈开的柴抱到屋檐下：“路上小心。”
我有点失望。
她看见了，便说：“你别指望我哭着送你。我不是你媳妇。”
“我没指望。”
“你最好没有。”
我笑了：“你放心，我不会拿这个逼你。”
她抬头看我。
我说：“七年还没到，我不会问你答案。”
她握着柴的手慢慢收紧。
“你记得就好。”
半年后我回来，修理铺给我留了个位置，让我以后都去干活。
我没有马上答应。
我先回家跟我娘商量，又去找队长问清楚，最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搭了间小棚子，开始替人修农具、补车轮。
收入不算多，可比只靠工分强。
刘春枝知道后，第一次主动来找我。
她拿着一把坏了的镰刀，站在我的棚子外面。
“能修吗？”
“能。”
“多少钱？”
“你还跟我算？”
她脸色一沉：“那我拿走。”
我赶忙接过镰刀：“修好再说。”
她站在旁边看我干活。
棚子里很小，只有一张旧木桌，一把锉刀，几样铁器。她闻不惯铁屑的味道，鼻子轻轻皱着，却没有走。
我把镰刀的缺口磨平，又重新打了刃。
她接过去，试着在木头上划了一下。
“挺快。”
“我手艺还行。”
“别夸自己。”
“这是你说的。”
她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
最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两角钱。
我不收。
她直接把钱按在桌上：“修理也要成本。”
“没几个钱。”
“你要是不收，我以后不来。”
我只好把钱拿起来。
那天她走后，我把那两角钱放在桌角，没舍得花。
不是因为钱。
是因为她第一次愿意把我当一个做事的人，而不是那个二十岁时说“凑合”的毛头小子。
一九七三年春天，刘春枝的父亲去世了。
老人走得很安静。
办完丧事后，她瘦了一圈。她没有哭得很厉害，忙前忙后，收拾屋子，接待来帮忙的人，直到所有人都走了，她才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
我去找她时，她正盯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
“我爹以前总在这里晒太阳。”她说。
“嗯。”
“他最后几个月，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嫁。”
我没有接话。
“他说，只要我嫁出去，他就放心了。”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可他不知道，我不是不想嫁，是没法把他们都丢下。”
“你现在不用丢下谁。”
“还有我娘，还有我弟。”
“你弟已经成家了。”
“他成家了，不代表我娘没人管。”
“可以一起想办法。”
她抬头看我：“你是不是又准备说你来管？”
我坐在她旁边，隔了半尺远。
“我想说的是，你不用一个人扛。”
她的眼眶红了。
“这句话听起来跟‘我来管’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你可以不接受我。”
她愣了一下。
我继续说：“你不接受我，我也可以帮你。但不是因为你必须嫁给我，也不是因为我帮了你，你就欠我。”
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手背上。
我没有劝她别哭。
哭出来，总比憋着强。
过了很久，她问：“你还记得七年吗？”
“记得。”
“现在第几年？”
“第六年。”
“你还要等？”
“等。”
她抬起头：“你就不怕我最后还是不答应？”
“怕。”
“怕还等？”
“等不是因为我确定你会答应。”
“那你为什么等？”
我看着她，说：“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说完一句话就走的人。”
她哭得更厉害了。
那天我没有碰她。
她也没有赶我走。
我坐在门槛边陪了她一下午，直到天黑。
一九七四年，春天来得早。
我二十七岁，刘春枝三十四岁。
从一九六七年那巴掌算起，整整七年。
这七年里，我没有成亲。
不是因为刘春枝向我许下了承诺，也不是因为我们私下订过什么。我只是把自己的心意摆在那里，然后按照她说的，把自己的日子先过明白。
我学会了修理农具，攒下了一点钱。后来我把修理棚扩成了两间屋，一间干活，一间放货。家里没有大富大贵，却能吃饱，也不用再为一场小病四处借钱。
刘春枝的弟弟已经成家，搬到别处住。她母亲身体不好，但还能自己下床走动。
那年清明前后，队里有人给刘春枝说亲。
男方四十岁，妻子去世，有一个女儿。家里条件比她家好一些，愿意接她过去住。
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给人修车轴。
那人随口问：“周成，你不着急啊？”
我低着头拧螺丝：“她愿意就去。”
“你等了这么多年，真舍得？”
我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
“她不是我的东西，有什么舍不得。”
话是这么说，可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想起她第一次打我时的眼神，想起她说“凑合”的时候有多难堪，也想起她说七年以后要是还这么说，她就认真听。
可七年到了，她没有来找我。
我也不能去逼她。
第二天一早，我把修理棚收拾干净，准备去她家。
走到半路，我又停下了。
我害怕自己一开口，还是会让她觉得我在讨答案。
可我更清楚，如果连七年后的这一步都不敢走，那我等的就不是她，而是一个能替我开口的机会。
我最终还是去了。
刘春枝家的院门半掩着。
她母亲坐在屋檐下晒太阳，看见我，朝屋里喊了一声：“春枝，周成来了。”
刘春枝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
她看见我，神情没有惊讶，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来。
“吃饭了吗？”
“没。”
“那留下吃。”
“好。”
我跟她一起剥豆子。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豆荚裂开的轻响。
我本来准备了很多话，坐下以后却一句都说不出来。
她看了我一眼：“七年到了。”
“嗯。”
“你想问什么？”
“你要嫁给那个人吗？”
她低头剥豆子：“还没答应。”
“为什么？”
“我不想再因为别人觉得我该嫁，就去嫁。”
我心里松了一点，却不敢表现出来。
她把一颗豆子放进盆里，继续说：“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嫁你。”
“我知道。”
“你知道还来？”
“来看看你。”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周成，你别又说这种让我猜的话。”
“那我说直接一点。”
我把手里的豆荚放下，看着她。
“春枝，我想娶你。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不是因为你家里缺人，也不是因为我等了七年，所以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只是想和你一起过日子。”
她的手停住了。
我继续说：“你要是愿意，我会照顾你母亲，但照顾不是把她当负担，也不是拿来证明我有多好。你要是不愿意，我今天说完就走，以后也不会再拿这件事让你为难。”
她盯着我，眼睛里慢慢浮起一层水光。
“你终于学会说人话了。”
我笑了一下：“挨那一巴掌学会的。”
她也笑了，可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年打你吗？”
“知道一点。”
“你不知道。”
她把菜刀放到一旁，双手交握在膝盖上。
“那时候我二十七岁。别人说我老，我不怕。别人说我家穷，我也不怕。可你那句话，是我最信任的人说的。”
我一怔。
“我什么时候成你最信任的人了？”
“你自己不知道。”
她看着院墙外面，声音很轻。
“别人拿我开玩笑，我可以不理。你说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高兴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可你一开口就是‘凑合’，我就明白了，原来你也觉得我不值得被认真对待。”
我喉咙发紧。
“我那时候太混账。”
“是挺混账。”
“对不起。”
“你这句对不起，我等了七年？”
“那你现在打我也行。”
她抬手作势要打，我下意识往后一躲。
她终于笑出了声。
笑过以后，她认真问：“你真的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我比你大七岁。”
“知道。”
“我母亲以后要跟我们住。”
“知道。”
“我脾气不好。”
“知道。”
“我不会像别人家的媳妇一样，什么都听你的。”
“我也没要你听我的。”
“你以后要是后悔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后悔也不能怪你。人是我选的，日子是我过的。”
她看着我，很久没有说话。
屋里，她母亲轻轻咳了一声。
刘春枝站起来：“你回去吧。”
我的心一下沉了。
“春枝……”
“我说你回去。”
我站起身，想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却转身进了屋。
我只好离开。
走到院门口时，她忽然在身后喊我：“周成。”
我回头。
她站在屋檐下，手里拿着那把菜刀，神情还是平静的。
“明天别来。”
我心里一凉。
“以后也别来了？”
“明天别来就行。”
她说完转身进屋，把门关上了。
那一夜我坐在修理棚里，想了很多。
我以为自己等了七年，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可真正听见她让我别去，我还是会慌，还是会觉得这七年像一场笑话。
第二天我没有去。
第三天也没有去。
第四天，刘春枝来了。
她一个人走进修理棚，把一只布包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你打开。”
我解开布包，里面是一件灰色棉袄。
针脚很密，袖口也收得整齐。
我摸着棉袄，认出这是她做的。
“给我的？”
“不要就还我。”
“我要。”
“你不是说要照顾我吗？先从冬天不冻手开始。”
我抬头看她。
她避开我的视线，说：“我想过了。”
“想什么？”
“想你说的话。”
“然后呢？”
“然后我愿意试试。”
我没有听明白。
“试什么？”
她皱眉：“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不敢大声问，只低声说：“你愿意跟我过？”
“先说好，我不是因为你等了七年才答应。”
“我知道。”
“也不是因为我没人要。”
“我知道。”
“更不是你那句‘凑合’终于兑现了。”
“我知道。”
她终于看着我：“那你还问？”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睛就热了。
她看见我这样，嘴上仍然不饶人：“哭什么？三十岁不到，眼泪倒不少。”
“我没哭。”
“你眼睛里进铁屑了？”
“嗯，进了。”
她把脸转过去，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我知道她也在哭。
可我们谁都没有拆穿谁。
我们没有立刻办什么热闹的仪式。
刘春枝母亲身体不好，家里的事情很多。我们先把两间旧屋重新修了修，又去问了双方长辈的意见。
我娘起初有些犹豫。
她不是不喜欢刘春枝，只是担心我以后辛苦。
刘春枝听见后，直接对我娘说：“婶子，我不敢保证日子一点苦都没有，但我不会把所有事都推给周成。我的母亲我自己也会管，不会让他一个人扛。”
我娘看了她很久，说：“你们俩都硬，往后别谁也不让谁。”
刘春枝说：“我尽量。”
我在旁边小声说：“她不让，我让。”
她抬脚踩了我一下。
我疼得吸了口气。
我娘看见了，笑着摇头：“还没过门就知道谁说了算了。”
那年秋天，我们把两家的饭桌拼在一起，简单吃了一顿饭。
没有大排场，也没有许多客人。
刘春枝穿着一件新做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齐。她比我大七岁，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可我看着她时，心里没有半点“凑合”的意思。
饭吃到一半，她忽然问我：“周成，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挨打的地方？”
“记得，晒谷场。”
“那时候你说什么？”
我故意装糊涂：“我说了很多话，哪一句？”
她伸手在桌子底下掐了我一下。
我立刻说：“记得，记得。我说咱俩凑合。”
“你现在还敢说？”
“不敢。”
“再说一遍试试？”
“我说，咱俩认真过日子。”
她的手停了一下。
桌上的人都听见了，纷纷笑起来。
刘春枝脸红了，低头夹菜。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一九六七年的那个秋天。
那时我只觉得她的一巴掌让我丢脸，后来才知道，那巴掌替她守住了尊严，也替我挡住了一条敷衍别人、敷衍自己的路。
我们成家以后，日子并没有像故事里那样一下子变得轻松。
刘春枝的母亲需要人照顾，家里的柴米油盐、田里的活、修理棚的生意，全挤在一起。
我们也会吵架。
她嫌我干完活不收拾工具，我嫌她什么事都要自己拿主意。她生气时不说话，我着急时就一遍遍问她怎么了。
有一次我们吵得最厉害，她把碗摔在桌上。
“你是不是觉得娶了我，就成了我的恩人？”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得我立刻安静下来。
我知道她怕什么。
她怕七年的等待变成一笔账，怕我哪天累了，就把所有辛苦翻出来问她值不值得。
我把地上的碎碗捡起来，割破了手。
她看见血，脸色变了：“你别动。”
“没事。”
“放下。”
我把碎片放到簸箕里，才说：“我没觉得自己是恩人。你也不用因为我娶了你，就一辈子小心翼翼。”
她站在原地，眼圈慢慢红了。
我又说：“你不欠我那七年，我也不欠你那一巴掌。以前的事说清楚，就过去。以后谁觉得委屈，谁就说，别拿沉默惩罚对方。”
她擦了一下眼睛：“你现在倒会讲道理。”
“都是你教的。”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七年里，你天天教。”
她没忍住，笑了一下。
那一晚，我们把碎碗扫干净，重新煮了一锅面。
面煮得有点糊，可我们都吃完了。
后来有人问我，等一个人七年，值不值得。
我从来没有马上回答。
因为这件事不是买东西，不能用值不值得来算。
我等她，不是因为她最后一定会答应我。她也没有因为我等了七年，就必须把自己交给我。
一九六七年那天，我说“凑合”，是因为我把婚姻想得太轻，把她想得太低。
她扇我一巴掌，是在告诉我，她不是谁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而我后来等的七年，也不是站在原地，逼她回头。
我只是用七年时间，把那个轻浮的二十岁小子，一点点换成一个能承担后果的人。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冬天，刘春枝把那件灰棉袄又拿出来，补了补袖口。
我问她：“这件衣服穿了这么久，还不扔？”
她说：“扔什么？还能穿。”
“旧了。”
“旧了就补。”
我看着她低头穿针，忽然说：“春枝。”
“干什么？”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跟你说凑合。”
她抬眼看我：“你最好记住。”
“记住了。”
“忘了呢？”
“你再打我一巴掌。”
她拿起针线笸箩就要砸我。
我赶紧躲开，笑着跑到院子里。
她站在门口骂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没个正形！”
我回头看她。
夕阳落在她身后，照得她头发边缘发亮。她还是那个干活利落、脾气不小的刘春枝，还是比我大七岁，还是常常把家里每个人都管得服服帖帖。
可她不再是生产队里被人随口叫作“老姑娘”的女人。
她是我的妻子。
不是我凑合来的妻子。
是我认真等过、认真追过，也认真学会尊重的人。
而我等了七年，终于等到她愿意把手伸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