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

上期讲述了我遇见第一个滇军老兵李昌枢爷爷，从此开启了对滇军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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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云南抗战文化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起步都算早的，但在政府部门出版的几百本图书中，主要是“飞虎队”和“飞虎队”相关的“远征军”，滇军却一直鲜有提及。

而在抗战时期，滇军也曾享誉全国，血战台儿庄更是家喻户晓，但长久以来，各界似乎把他们选择性遗忘了。

时至今日，我同时在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和云南滇军后裔群，显然，飞虎队的宣传推广就要比滇军更加丰富多彩，且有影响力。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重新梳理了之前关于滇军的一些采访报道，以告慰那15万长眠在异乡的家乡子弟。

滇军前身是清末的云南新军，得益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开办，滇军才逐渐成长为掌握较为先进的装备，拥有良好的训练和纪律的一支新型军队。

从1912年到1949年，在大敌当前或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滇军屡次挺身而出，从而奠定了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就掀起抗战热潮。1937年的8月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共同探讨抗日大计。

龙云作为云南省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龙云表示云南可出兵20万参加全国抗战，深得国民政府的嘉勉，当即给予中央军序列60军、58军两个军番号，并规定照甲种军编组。

龙云的一生自会有人评断，他在主政云南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实行一系列整顿改革，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均收到了明显成效。

从南京返滇后，龙云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表明积极抗日的决心。他说:“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我们应该立即编成一个军，出师抗战。”

为此，龙云用28天的时间，编成约4万人的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60军，卢汉为军长，下辖182、183、184师，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

1937年9月9日，60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龙云主持了出征誓师大会，各族人民群情沸腾，各界群众敬献旌旗，对60军出征寄予热切期望。

“卢军长，打！三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的口号声响彻红土高原的蓝天，盛况空前，感人泪下。

卢汉带领出征将士宣誓：“以牺牲的决心，作破釜沉舟的抗战！”

金马坊下滇军出征

1937年10月8日，金碧路上锣鼓喧天，昆明城万人空巷，4万滇军官兵头戴钢盔，身背行军包，背扛长枪，鱼贯而入穿过人群，迈着整齐雄壮的步伐走过金马碧鸡坊。

此行离家千万里，杀敌不思归家日。

183师辎重营的上士文书李昌枢也是这一天离开昆明的，这个从文山师范学校偷跑出来参军的19岁青年，出滇之后才写信告知家里。

父亲回复说：“当兵也好，出去了就好好干。”但母亲却很想不通，因为李昌枢的姐夫也从军了，后来牺牲于湖南醴陵。

怀抱救国理想的李昌枢和战友们身穿黄色棉布军装，小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云南特有尖口连绊布鞋，肩扛步机和轻、重机枪，马拉大炮，翻越崇山峻岭，千里挺进到湖南三湘大地。

沿途均受到各地群众、政府及抗日救亡团体热烈盛大的欢迎和慰问。人们为出征将士端茶送水、牵着骆羊前来犒劳军队，使官兵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据卢汉在《六十军赴徐州作战记》中记载，60军官兵徒步行军40余日，到达常德集中。11月末，准备调往南京。中途时，杭州、南京相继沦陷，又率部折返南昌，至九江溯江上驶。

1938年元旦到达武昌，在孝感、花园一带，部队整训，扩大了军部及军直属队，增编了3个补充团。拨给汽车20余辆，以及德造手枪800支，子弹十余万发。还配属了后方医院，专门负责收容伤兵。

待60军折返武汉时，正值南京陷落、士气低靡。蒋介石特意安排60军绕行汉口，以提振民心士气。此时舆论皆称60军为“国军之冠”。

卢汉之女卢国梅的回忆也有提及：“60军的装备和人数，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嫡系部队⋯⋯”

今天，即使以普通搜索引擎，也能找到一些滇军出滇的老照片。其中较常见的一张，当属60军头戴圆扁、有边的法式钢盔，军姿威武。

带着弹孔的滇军的钢盔陈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台儿庄战役的展柜里

对滇军装备，媒体也多有提及：“60军不仅有从德国购进的克虏伯山炮，还有哈奇开斯气冷式机枪，配有普通、曳光、发烟、穿甲4种弹头，为当时中国军队最先进的武器。每个连队有3挺7.9毫米重机枪，还有6挺轻机枪、3门迫击炮、4个掷弹筒、63支步枪、20支手枪，每人一顶法式钢盔。”

滇军1个连队，就拥有如此密集的火力配备？这与抗战前期的中央军“德械师”，或抗战末期的驻印军相比，都不逊色。

负责编录官兵花名册、清点统计粮饷等文职工作的李昌枢曾明确告诉过我：

“60军属甲种编制，每个师辖2个旅，每旅有2个团。军部配有1个山炮营，师部配有高射机枪连。龙云买了一些法国、德国和捷克制造的武器。步兵主要装备德国、捷克制造的机枪和步枪，也有少量的法式步枪。我们喊法国步枪“三颗炮”，因为它1次装填3发子弹。这枪很长、后座力很大，开火射击像炮一样，配有三棱刺刀，部队后来很少装备。我们每个步兵团，有1个迫击炮连；每个步兵营，有1个迫击炮排（配备2门82mm迫击炮）。我们的装备是比一般的地方部队好些，但也不算太好。步兵每人都有水壶，我没用过法国机枪。上台儿庄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钢盔。”

尽管史料记载和亲历者回忆大相径庭，但当时出于抗战宣传的需要，截取队列某个局部拍成照片广而告之，似乎也情有可原。

只是不严谨的史料，极易误导想要一窥究竟的后人。

被寄予厚望的60军，不仅吸引了政府、军界高层的眼光，很多文化界人士也来捧场。冼星海特别为60军创作了军歌。

1938年4月台儿庄首战告捷，蒋介石想与日寇决战，但由于军队尚未调齐，日军已来进犯。汤恩伯、孙连仲部队节节败退，前线吃紧。

此时，经过4、5个月长途跋涉的第60军刚刚抵达徐州，即被紧急调往台儿庄一线。

与滇军正面相遇的对手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

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北上与华北南线日军夹攻徐州。在台儿庄集结了板垣师团（第五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和伪军刘桂堂的3万余兵力。

板垣师团师长板垣征四郎参与谋划过“九·一八”事变，是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他没想到遇到的是一支敢于拼刺刀的中国军队。据说后来他升任日本陆相（陆军参谋长）之后，所拟定的第一个阴谋就是轰炸昆明，以解心头之恨。

台儿庄地处苏鲁交界、为山东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徐州东大门地处要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但台儿庄地势平坦，不便于隐蔽，滇军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投入战斗。

台儿庄运河一线

1938年4月22日早晨，滇军和日军几乎同时向对方开枪。

一场残酷的遭遇战打响了。

183师541旅尹国华营最先与日军在陈瓦房遭遇的。战斗一打响，因猝不及防，尹国华营伤亡数十人。

尹国华营长迅速组织反击，夺取陈瓦房。为赢取时间让后面的大部队构筑防御工事，尹国华下令死守陈瓦房。

密集的子弹连天上的飞鸟都被击落，战斗空前激烈。日军要夺取一堵断壁、一院破房都要丢下十几具尸体。

激战一上午，弹尽粮绝，尹国华营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营长尹国华在刺死10余名日军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下午时分，当厮杀声平息下来时，500名滇军将士壮烈牺牲。

全营只有一个士兵幸存，是全营保护让他活着出来送信，告诉长官他们是如何战死的。卢汉闻言气得恸哭，提枪就要上战场拼命，被下属给死死抱着。

这一天，第60军先头部队183师542旅，他们在台儿庄附近的陈瓦房、耿家庄、高家楼、邢家楼、五圣人堂这些散落在平原上的小村庄中，用血肉之躯捍卫每一寸土地，对抗日本的钢铁坦克，没有一个人退缩。

这是日军侵入中国以来，遇到的“猛烈的冲锋”。一日之内，滇军竟牺牲二千余人。

滇军先后有183师陈钟书旅长战死；182师董文英团长战死，龙云阶团长战死，陈浩如团长战死；183师严家训团长战死，莫肇衡团长战死⋯⋯

台儿庄有个海拔124.6米的小山包，但可鸟瞰台儿庄整个中国守军部署，日军做梦都想夺取，这个小山包叫禹王山。

为保禹王山，滇军184师在张冲带领下移师前进。但人还在途中，张冲接到禹王山失守的消息。

这位有着侠气的军人迅速组织人马，趁日军足立未稳之时，进攻禹王山。黎明刚至，滇军包围了山上日军，夺回了禹王山阵地。

李昌枢回忆录中说：“张冲在禹王山作战的时候，是抱定决心与阵地共存亡。禹王山是座石头山，根本挖不下去，就用沙包堆泥土做战备工事。我还记得安恩溥的182师，有位“大胡子”旅长王秉璋，他是白族人，也是在台儿庄负伤，可惜土改中被枪毙镇压。”

板垣征四郎被气坏了，亲自率部向禹王山杀来。飞机、大炮，成吨的炸弹炮弹从四面八方向禹王山袭来；步兵、骑兵、坦克，一批批敌人从山下向上攻，禹王山的第一道工事几乎被炸平，山下日军尸体堆积如山。

滇军设在运河南岸的重炮营、野炮营从远处给日军有力的打击。禹王山一战，日军死伤7千多人全线溃败。

1938年4月23日至27日這5天，是禹王山阻击战最慘烈的阶段，仅23日当天，就牺牲了3名团长。随着战斗的持续，原有的防御工事不断地被消耗。到最后，滇军将士只能把战友的遗体堆起来，作为防御工事。

“血肉长城”就这样屹立在禹王山上，将士们说，人死不怕，大不了就当“一块块砖”。

晚年的张冲，禹王山阻击战主将

1938年的5月5日，《云南日报》援引4月28日武汉报纸报道：“我卢汉部队张冲师28日晨在禹王山与敌发生猛烈奋战，战况空前，肉搏20余次,歼敌千余⋯⋯”消息在昆明城引起的轰动，堪比出征之况。

由于滇军英勇抵抗，日军无法从台儿庄突破，只有抽出主力从鲁西和苏、皖北进行大迂回，炸毁陇海铁路大桥，反而使数万大军陷入包围。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得命令各军撤退。

5月16日，张冲接到李宗仁撤离命令时悲愤地说：“我滇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守住了禹王山，保住了台儿庄，却落得个仓皇南逃的结果。”

60军洒在台儿庄的鲜血，交织着悲壮、惨烈，还有无奈。

被炮火震聋双耳的唐加议老兵，我遇见他时已经93岁，每月领着几百元的困难补助安静生活在禄劝农村，但回忆里却一直沸腾着最为惨烈的台儿庄一战。

他在自述中写道：“弹尽粮绝后阵地曾丢失过，自己和剩下的几名战友还在搏命拼杀。拼杀到最后，自己也负伤倒下。鬼子打扫战场时用刺刀依次挑尸体，战友的遗体盖在他身上，战友的鲜血淋透他的全身⋯⋯”

撤退下来的第60军，不久改编为第30军团，辖第60、第58两军，之后再扩编为第1集团军，辖第60、第58及新3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

龙云对此曾表示，云南虽然贫穷，但为了支援全国的抗战，即使把全省的资产全部贡献出来也是应该的。话语中表现出“国家危亡，在所不辞”的气概。

8年间，滇军伤亡官兵至今无法得出具体数字，国捐躯者高达15万以上，仅台儿庄一役就有1.8万三迤儿郎为国捐躯。8年间，滇军没有一支部队叛国投敌，最后获得在江西南昌、九江以及越南河内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荣誉。

经历过遭遇战、正规战、游击战等各种战况的李昌枢1949年回到昆明，出征时还是上士文书的他已是183师549团3营7连的连长。

出征时一心想报国的他多么意气风发，回昆时已是年轻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和73名受伤疗养的战友拖家带口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当年出征的金马坊下并无迎接的掌声和怀抱。

历史风云巨变，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滇军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老兵李昌枢也完成了他出征时的使命，解甲归田回文山老家做了小学语文老师。

但很快，他和大多战场幸存的战友一样，没能逃过那场历史浩劫，关入高墙，隐入尘烟。过去了的，都沉在历史的护城河内，并没人想要打捞。

直到2010年，我所在的《云南信息报》发起“寻访身边抗战老兵”公益活动后，大家才发现昆明竟然还活着这样一位“滇军活标本”。

李昌枢的人生简历

“台儿庄会战，是一场混战，高级军官和我们一样危险。之后遇到的正规阵地战，反而不会这样，因为各级指挥所的设置，都要拉开前后间距。60军在台儿庄，是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因为在平原地带，没法分前线后方，双方混战，打成了一锅粥。光是团长，就牺牲了5个。最后只剩一个重伤的团长，很少的伤兵。其中最惨的当属禹王山，旅长、团长带队冲锋，靠手榴弹，刺刀和日本人拼。”李昌枢口述史中这样写道。

李昌枢至死没有忘记袍泽们的名字：陈钟书、潘朔端、严家训、莫肇衡、尹国华⋯⋯这些名字，是中国不屈的缩影。

但历史真实的发生着，想要遗忘或者删除都并非易事，被遗忘的无非是历史中的莹莹众生。

台儿庄大战闻名中外，而那座明清时就异常繁荣的古镇却被战火全部毁坏。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挂在城头，答应战争结束后一定会重建台儿庄。国民党的承诺当然没有实现。

1965年，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总理的指示，直到二十年后才成为现实。

首部以正面形象展现国军正面抗战的电影

1985年上映的《血战台儿庄》，不仅打动了大陆的中央领导人，也彻底打动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的心，最终促使台湾地区政府同意开放两岸民间交流的渠道。

从此，大量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访友、回大陆定居并给大陆的改革开放带来大量民间投资，两岸开启破冰之旅。

当然，这部电影，也没有提及滇军任一个字，所以李昌枢看后才会气得跳脚。

1992年，山东省开始筹建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当时要给国军建这样的一个纪念馆，还是有很多非议，但每年2000万元的财政收入的台儿庄，决定拿出了1500万元来建这个纪念馆，他们要正视这段历史。

2013年，我到北京采访时，全国人大第九、第十届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也讲到了台儿庄之战。

他说，台儿庄之战打得十分惨烈，最后整个台儿庄被战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栋千疮百孔的楼。就在挖掘台儿庄的遗址城门时，施工队员看到两名国军的遗骨，其中一具遗骨的胸前插着一把刺刀。不知道这两名战士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枣庄人民为这两位国军举行了极其隆重、肃穆的公葬之礼。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1993年开馆，1997年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国军将领去看了后，泪流满面，说共产党是讲究实事求是的。

有些滇军老兵也去看了，气得差点回不了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罗越先教授得知后也很想去看看，2000年他独自到了台儿庄，在纪念馆看完所有文字介绍，震惊于全馆竟没有一件有关滇军的实物、没有一个字介绍到滇军，似乎滇军从没来过台儿庄一般。

讲解员把这个“较真”的学者带到馆长办公室。在这里，“争论”又持续了一个下午。

据悉，在纪念馆最重要的时空界定上，山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赵延庆曾在论述中说过：“从时间的起止到事件的管辖看，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台儿庄大捷，为庆祝胜利，武汉市民秉烛夜游庆祝。通过这次大捷，很多国际友人都对中国抗战有了重新的认识。如果将之后日军反攻的部分包括进来，从学术研究上来讲毫无问题，但作为大战纪念馆，策划者首先要考虑社会教育的效果。”

所以，最终赵延庆按照此定义，将纪念馆陈列大纲在4月8日台儿庄大捷这天画上了休止符。

这样一来，台儿庄60军伤亡最惨烈的26天自然就没法反映，平均每天有一千多滇军战士长眠在台儿庄战场，也无人知晓。

庄严肃穆的台儿庄纪念馆

纪念馆残缺的史料让滇军老兵、云南民间学者愤愤不平。罗越先执意要求馆长将60军的战果统计进去，“一个字不提，太伤云南人的心了。”

也就从2000年开始，罗越先多次往返滇、鲁两地，一直在为“滇军进纪念馆”努力。

2005年罗越先教授再次重返台儿庄纪念馆，他找到当时的负责人秦健说，纪念馆没有滇军是不对的，也是不真实的。

秦健记住了罗教授说的话，当年就来过一次云南了解滇军，但因为时间关系，她并没有机会详细了解滇军在台儿庄大战中的作用。

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不努力肯定是没有结果，好在罗越先教授的努力最终有了效用。

2013年5月，已任山东台儿庄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秦健亲自组团前来云南寻找台儿庄大战参战将士，为台儿庄纪念馆补充进滇军的历史。

时任《云南信息报》记者的我，全程跟随了他们的寻访。

秦健，这个颇具男性化的名字其实属于一个干练的女人。

据秦健介绍，台儿庄纪念馆主要是讲述川军和西北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的作用，而对滇军，特别是60军却没有涉及，原因是两省相距很远，当时建馆匆忙，资料很少。这一次她带领着枣庄市原副市长吴承鉴、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王祥、台儿庄区民政局局长和山东媒体记者一同来到了云南。

他们第一站到了昭通，找到纪念碑，还有龙云祠堂，里面都有滇军出征台儿庄的记载，上面有名有姓的昭通籍滇军士兵就有3398人。

她说：“我们看了后心里很震动，他们把热血洒在了台儿庄，我们却没有宣传他们，把他们遗忘，这是我们的失职。将士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这次来，就是向大家公开征集滇军的资料和实物，来充实我们的馆藏，向世人展示滇军的风采。”

民革云南省委原副主委万彤也向山东来客披露了一件事：早在台儿庄纪念馆筹建之际，民革中央就下发通知要求收集整理滇军的资料，用于纪念馆展出。

“那时候，好多参战的将领都还在呀，我们召集了这些老将士，让他们写回忆录，还组织云南的一批书画家为此创作一批书画，然后一大整箱寄往台儿庄，当时纪念馆组委会还给我们回复，说到时候会邀请我们过去，但后来不知为何，就不了了之了。很可惜，那些年没有复印，老将士们手写的回忆录是多么宝贵的资料，可能也全部丢了吧。整整20年，滇、鲁终于达成共识。”

这个消息让秦健等人大为吃惊，表示回去后一定追查此事，不管何种原因，都应该找到这些资料。

赵凤稚（后排中）和滇军女兵们

台儿庄来客，此行还有一个重要议程，看望滇军唯一建在女兵赵凤稚。

93岁的赵凤稚满头银发，回忆虽然断断续续，但精神无比饱满。

秦健递上鲜花、慰问金，拉着她的手说：“你们当年为保卫台儿庄立下汗马功劳，你们是民族的英雄，我代表台儿庄全体民众来看望您，欢迎您还能再回台儿庄看看，那里现在可漂亮了。”

赵凤稚诗意的说了一句：“台儿庄离我很近，又离我很远，是我梦里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

她随即解释，近，是因为当年自己照顾的伤员都是从台儿庄战场下来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讲台儿庄战役很惨烈；远，是因为自己没有上过台儿庄战场，都是在后方医院。

赵凤稚出生在昆明一个封建大家庭，女孩子不能到外面读书，她的堂姐妹都还在裹小脚。

因赵凤稚的母亲读过几年书，哥哥们也相对开明，她才有机会上了昆华女中，这里的女学生家里大多是非富即贵了。

赵凤稚清楚记得，自己出征的那天是1937年12月13日，正是南京沦陷的日子。“很不吉利，令人非常痛心。”

那时她刚满16岁，参加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当然是瞒着家人的，直到贵州盘县才给家人写了书信。

“我们那时候，看着60军一出征，不是学生游行，就是群众游行，街上到处激情洋溢，都是要求龙云省长赶快派我们上战场，和我们的战士在一起。”

服务团在长沙停驻一个多月后继续北上，至湖北汉口受训。二战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曾用相机镜头，记录下了服务团女兵1938年3月在汉口训练的英姿，合身的装束、饱满的精神、认真的动作、脸上有灿烂的笑。

在那个妇女还要缠足的年代，这些云南姑娘已经离家千里率先走上抗日的战场，她们小的15岁，大的25岁

“卢汉军长对我们非常关心，特地为每人定制了女兵服装和黑皮鞋，增加了生活费，并送给了我们‘云南女学生军’的响亮称号。因为军长关心我们，不让大家到前线去，但是12人偷偷爬火车去了。我倒是没去，我当时最小，胆子也要小一些，有时候伤兵伤势太重，都害怕得很。”

多年过去了，赵凤稚依然忘不了伤员中了毒气弹的惨景。

“那是1938年秋天，铺天盖地都是日本飞机，伤员一批批从武汉战场送下来，因为敌人使用糜烂瓦斯，战士们裸露的腿都受到感染，一块块化脓发炎，伤口爬着无数小蛆。我用竹签往伤口外挑蛆，手抖得很厉害，竹签都戳着了伤口。伤员看我紧张，说‘同志，我不疼，我不疼’，那时的士兵真可怜！”赵凤稚叹息着摇摇头。

当时，英文报纸《大陆报》对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进行了报道，其中写道：“在这位居全国中心的城市中，她们还用了一部分时间，在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其他各种战时的救济机关里，担任了急救的工作。但白天的大部分时光，是受着急救方法、换药、军事训练、民众组织与时事常识的课程……这些女子，虽然来自最偏远的省份，却很可以代表中国的现代妇女了……这些女子摒除了人们对于中国妇女都是柔弱的那种见解。”

在大家的掌声中，赵凤稚坐直身子，高声唱道：“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滇军战地妇女服务团女兵，从此开始了对那60个女兵的探寻，至今还未结束。

当我们习惯集体性遗忘的时候，总会有人一直默默记得，比如居住在禹王山下李圩村的李修武老人。

只要有寻访滇军抗战的，他都会拖着老迈的身体坚持把寻访者带到禹王山头，激动说：“是云南兵给咱报了仇！⋯⋯小日本鬼子攻了10几天，硬是没有攻下禹王山。战后我们回到村里，家家都有云南兵的遗体，我们就埋在了他们打仗时挖的三个地堡里，一共埋了4000多人。”

李修武那年28岁，胆子特别大。他带着100多村民掩埋184师官兵遗体，用了整整5天时间，仅李修武一个人就埋了400多具。

至此，李修武每年坚持给这些牺牲在异乡的抗日阵亡官兵扫墓，陪他们说些安魂的话。

当云南作家杨永明因写禹王山的作品，和导演朋友找到守墓人李修武时，他哭了。

最后一次见到李修武时，他说：“你们云南人是咋搞的？七十年了，只有你们两个人来过！”

2012年8月，李修武老人去世，享年100岁整。遵循他的遗愿，子女们将他葬在了禹王山北的山脚下，与山上的滇军坟墓近距离相望。

禹王山山顶保存完好的战壕

2014年下半年起，邳州市对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修复了战壕、英烈墓等遗址，修建了纪念馆、纪念亭等纪念设施。

纪念馆的修建方案由清华大学设计，多个建筑主体均在山顶沿着山脊线形成的纪念轴线，由西向东有节奏地布置纪念广场、鉴池、纪念馆、战壕遗迹以及禹王庙等主要建筑和场所，最终恰好指向禹王山战役初次交火地点陈瓦房村的方向。

纪念馆为地下地上各8米，分为负一、二层和地面一层。地面突出部分建筑形似碉堡状，围绕该建筑则是层次分明的三重叠落地建筑结构，寓意参加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的60军182、183、184三个师。

从禹王山靠310国道一侧的入口上山，从很远的地方便能仰望到高达8米的纪念塔。

顺着纪念馆向西，即是抗日军人战时的战壕遗迹。这块遗迹的修复尽量维持原貌，总长度设计为140米的外侧墙面，象征着战争中的伤亡将士，每米100厘米，象征着100名将士。

资料显示，在禹王山抗日阻击战中，伤亡将士共计14000人。同时，在这一米的墙面上，还镌刻着100位将士的姓名或数字编号。

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纪念馆

纵观整个纪念轴线，所铺设的石板阶梯也以踏步节奏，暗合战役发生的时间，并以不同的梯段宽度暗合战役进行的重要日期节点。

纪念馆中，展出了不少英烈的遗嘱、家书，既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更洋溢着慷慨赴死的爱国情怀，读来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禹王山山顶处一棵有着百年历史的野栗子树被保存下来，当地的一位村民说，当年仗打得那么猛，炮弹把山上的石头都打碎了，这棵树不知为啥就是没有被炸掉。

如今，这棵野栗子树就立在山顶战壕遗迹和禹王庙的北侧，作为那场战役的见证，被称为英烈树。

目前，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是徐州乃至苏北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抗战遗址，也是徐州市唯一一处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

这座海拔一百多小山包，已经成了英雄之山，将永远见证着滇军将士的忠勇、血泪，和理想。

历史可以被扭曲，被遮蔽，甚至被删除，但只要有一个人拒绝遗忘，它的本来面目依然能够还原，它光彩夺目的那一面依然会在朗朗乾坤中熠熠闪光。

我遇见滇军的老兵太晚了，只是抢救式的记录下一些他们的记忆碎片。

十几年过去，我重新回看当时的采访，真应该感谢这些珍贵的记忆碎片，它们串起了历史，还原了战场，更再现了一个个普通的抗战士兵并不平凡的鲜活一生。

正是他们拒绝遗忘，才留给我们一次次和先烈对话的机会。

再次感谢他们，致敬他们，缅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