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掏出一块沉甸甸的黄金，要求兑换现金。

这块重达三斤的黄金纯度极高，在当时约两万多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四十年工资。

一个普通农妇，怎会拥有高纯度工业黄金？随即警方介入，意外解开一桩尘封十九年，曾惊动周总理的特大黄金失窃案。

这个农妇是谁？当年黄金是如何失窃的，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又是如何侦破此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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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新中国正处于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连绵的自然灾害让大地满目疮痍，粮食产量锐减，百姓们食不果腹。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要求中国提前偿还抗美援朝时期的巨额军火债务，每年需偿还近十亿元。

为了偿还债务并换取百姓急需的粮食，国家紧急调集从民间收集来的零散黄金和白银，交由沈阳六一五厂进行冶炼。

这批黄金白银被赋予了特殊代号，黄金称为100号产品，白银则是200号产品。

这座始建于1896年的老厂，承载着国家重要使命，厂里工人怀着满腔热血，日夜忙碌着。

然而厂内管理却存在着诸多漏洞，存放黄金的仓库，不过是用木板搭建的简易棚子，木板间的缝隙清晰可见，门锁也形同虚设。

大家都想着靠觉悟，来守护这些贵重物资，却没料到，有人正悄悄盯上了这些黄金。

周一清晨，阳光洒在厂区，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来到工厂，却见工人高兴贵慌张跑过来，得知100号产品被盗了！

郭家惠听到这个消息，差点瘫倒在地，顾不上多想，立刻跟着高兴贵跑到仓库查看。

只见仓库狼藉，黄金箱子被撬开，里面的两块黄金不翼而飞，地上还有一个被撬开的洞，显然盗贼是从这逃走。

郭家惠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向厂里报告，消息很快传开，工厂陷入一片混乱。

这可不是普通的盗窃案，被盗的八百多两黄金，是国家用来偿还外债，换取粮食的救命钱，关乎着无数人生计。

这事惊动了周总理，他下令警方成立专案组调查，认为盗贼对厂内环境熟悉，必定是内部人员作案。

他们在现场仔细勘查，发现盗贼留下的胶底棉鞋鞋印，还有被撬坏的木箱和木板痕迹，推断作案工具很可能是羊角锤。

专案组对全厂职工进行排查，要求厂子里以检查卫生为由，让工人上交自己穿的胶底棉鞋，同时挨家挨户搜查羊角锤。

但是查来查去，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所有员工都有证明，似乎与盗窃案无关。

就在专案组感到一筹莫展时，一条线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护厂队贾清吉曾当众说过：这些黄金不能放这了，早晚要出事儿。

而且案发两天前，他刚被调离护厂队，时间上太过巧合，他因此被列为重点嫌疑人，可是却一直没找到证据。

调查陷入僵局，专案组把怀疑对象转向厂长李榆，因为他对工厂情况了如指掌，有作案的便利条件。

于是警方进行全面搜查，翻箱倒柜也没找到羊角锤，就在他们大失所望时，又听说李榆家的保姆在两年前辞职回老家。

他们便怀疑李榆可能与保姆勾结，将黄金偷偷交给了保姆，于是不辞辛劳地跑到保姆老家进行调查，结果却一无所获。

这起黄金失窃案，就这样成为一桩悬案，一直未能告破，转眼已经是十九年后。

直到1980年，国家放宽黄金管制，就在这年春天，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她从身上拿出一块分量颇重的黄金，提出要将其兑换成现金，顿时惊呆了银行的柜员。

这块黄金纯度极高，不像是民间流通的黄金，因此柜员心生怀疑，不动声色地稳住妇女，一边报告上级，一边联系警方。

这妇女以为一切顺利，满心欢喜地等换钱，直到保卫干事和工商局出现，邀请她去办公室，她才隐隐感到不对劲。

沈阳市公安局的李广军副局长赶到银行，见到这名妇女后，直接指出她手里的黄金来源有问题。

这名妇女吓得脸色苍白，瘫坐在椅子上，在警方的严厉审讯下，她彻底崩溃了，竹筒倒豆子般地犯罪事实全都交代了出来。

这一天下午，六一五厂的俱乐部里正在召开大会，生产计划科副科长关庆昌坐在台下，心里还美滋滋地想着，妻子换钱回来后的美好生活。

突然，保卫科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请他去一趟会议室，关庆昌毫无戒心地站起身，跟着保卫科科长走了出去。

当他推开会议室大门的那一刻，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迎接他的不是同事，而是带着明晃晃手铐的公安干警。

与此同时，警方在关庆昌家里搜出全部金块，经辨认正是十九年前丢失的黄金，上面的原号码残留清晰可见。

这起尘封近十九年的黄金失窃案，终于水落石出，那么关庆昌当年是怎么偷窃的呢？

时间回到十几年前，案发当天是周六，天空阴沉沉的，下着淅沥的小雨，直到工人陆续下班，热闹的厂区渐渐安静下来。

一个身影在雨中匆匆穿过厂区，他就是关庆昌，他平日里老实本分，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在厂里见到谁都热情地打招呼。

可谁也想不到，在他的忠厚外表下，却隐藏着贪婪的心，因为他早年曾在伪满洲国警备队当过文书，这段经历一直刻意隐瞒着。

解放后，他凭借着伪装勤奋积极，一步步获得领导的信任，还当上副科长，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对财富有着强烈渴望。

看着车间里堆积如山的黄金，他觉得这是机会，于是准备好作案工具，一把羊角锤、一根绳子和一副手套被他藏在雨衣下面。

他先是来到工厂浴室，特意和工友聊会家常，简单冲洗了一下，便匆匆离开浴室，回到办公室，拿起藏好的工具，朝着存放黄金的仓库走去。

那天晚上，仓库位于包装组工地，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雨滴打在木板上的声音。

关庆昌熟练地用羊角锤，撬开木板间壁墙上的洞，钻了进去后，摸索着找到黄金箱子，用锤撬开了箱子。

借着微弱的光线，他看到箱子的黄金，心脏开始疯狂跳动，伸手抓起两块，掂量了一下，估计加起来有八百多两。

关庆昌把黄金用绳子绑好，挂在脖子上，又把雨衣裹紧，确保不会露出任何破绽。

离开仓库后，关庆昌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走进工厂俱乐部，里面正在举办舞会，欢声笑语不断。

关庆昌若无其事，和同事打招呼聊天，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慌乱，毕竟谁能想到，此刻他身上正藏着刚偷来的巨额黄金呢？

一直待到舞会结束，关庆昌才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然后把黄金交给妻子黄淑珍，叮嘱她赶紧藏好。

黄淑珍没啥文化，在电解车间工作，对丈夫的话向来言听计从，便把黄金藏在炕柜下面。

他不仅让妻子换了鞋底，还把作案的羊角锤扔到学校，彻底销毁证据，又找了个木制羊角锤交了上去

面对警方的询问，他镇定自若编造说辞，称案发当晚在浴室洗澡，去了俱乐部跳舞，还和很多人聊过天，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由于他平日里表现良好，同事们也都为他作证，警方一时也没有发现破绽。

时间一天天过去，关庆昌表面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时不时因为表现积极受到领导表扬。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偷的黄金就像大石头，压在他的心头，让他日夜不得安宁，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的秘密，他生活得格外小心。

他不敢买新衣服，一件棉袄穿了十多年，上面打满了补丁，家里的生活也过得十分节俭。

他的父亲后来得知，儿子盗窃黄金后忧惧交加，不久便去世，儿子也因为家庭氛围压抑，性格孤僻，婚礼办得简单冷清。

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轻易动用那些黄金，因为黄金纯度太高，一旦出手，很容易暴露。

直到1979年初，觉得风头已过，关庆昌决定将黄金分割成小块，便找来工具，费了好大劲才把黄金分割成九块。

他将八块藏在自家箱座底下，剩下一块，他打算和妻子之前偷的一些零碎黄金，还有家里的两块银首饰一起融化。

然而，由于家里条件简陋，温度不够，这次熔炼并没有成功，直到后来再尝试才成功了。

后来黄淑珍按照丈夫的吩咐，怀揣着黄金来到银行，当把黄金递给柜员的那一刻，就引起了柜员的怀疑，自此很快便东窗事发。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关庆昌死刑，黄淑珍死刑缓期执行，后两人经过认定，改判无期徒刑。

这起震惊全国的黄金失窃案，历经十九年才得以侦破，背后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

关庆昌用十九年的担惊受怕和最终的自由，换来了一个深刻教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唯有正当获取的财富，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心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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