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25日是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撤离朝鲜的日子，这一天，朝鲜民众自发聚集在志愿军的必经之路上，带着家中仅有的粮食和财物，拼了命地塞给中国官兵。
看到志愿军将士不愿收下赠礼，朝鲜百姓急了，有人甚至当场摘下自己的结婚戒指，硬要当成告别礼物送出去。
在这个时间点上，朝鲜人民是打心眼里感激中国的无私帮助，经过战火淬炼的两国关系纯洁、亲密而伟大。可谁又能想到，短短十年后，朝鲜竟然忘恩负义，与我们反目成仇，在两国边境线上大屯兵，蠢蠢欲动。
如今从一些史料来看，朝鲜当局是做好了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的，为了“师出有名”，他们篡改教材和文献，故意抹去志愿军的功绩，其高层甚至放出了这样的话：中国出兵与否其实没多大关系……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正应了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当有更大的“金主”出现时，对方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踢了。
据史料记载：朝鲜战争结束后的4年里，中国政府无偿提供给朝鲜的各种援助，总价值接近人民币8亿元。援助项目中包含4000多座桥梁和4万余栋房屋，公路、铁路、工厂等设施更是多到无可计数。
1961年，我国遭遇经济困难，国家财政赤字高达10亿元，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个不小的冲击。然而，这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朝的支援力度。
朝鲜方面显然没把咱当“外人”，当年年底又提出了新要求，讨要更多的煤炭。中国政府二话不说，削减了国内一批企业以及部分地区的民用煤炭供给，硬是挤出8万吨运去了朝鲜。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中国还在同时援助其他一些兄弟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等，其压力可想而知。可尴尬的是，真金买不来真朋友，其中不少国家后来成了“白眼狼”。
表面上看，朝鲜也算是懂得感恩，把“中朝友谊”宣传得震天响，然而遗憾的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朝鲜恐怕没把咱们当真兄弟。
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高层提议，让朝鲜加入“经互会”。
众所周知，美国于1947年推出“马歇尔计划”，以重金收买人心，在坐稳西方世界的带头大哥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阵营的实力，可谓收效惊人。苏联有样学样，于1949年提出“莫洛托夫计划”，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经互会原本设想各会员国在经济上相互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怎奈现实往往非常讽刺。不多久，它实际上成为了苏联加强对阵营统治、单方面分配资源的工具。
天底下哪儿有免费的午餐，苏联考虑让朝鲜加入经互会，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彼时苏联国力蒸蒸日上，莫斯科在外交方面咄咄逼人，甚至公然出兵干涉他国内政，形成颇具非议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在意识形态和路线上发生动摇，被指责沦为“修正主义”，我国与苏联之间的争议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在冷战的严酷背景下，对整个红色阵营而言，如此矛盾简直是场灾难，但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这并非不是个“机会”。
中苏两个大国决裂，夹在中间的小国不得不重新站队。苏联想要保持在红色阵营中的绝对统治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钱砸，他们撬动中朝关系的手段堪称简单粗暴：大手一挥，批准朝鲜延期偿还战争欠款，抹掉利息，还送来大量援助。
纵使中国掏心掏肺，能提供给朝鲜的援助也远不及财大气粗的苏联随便施舍的一点好处。两相对比，朝鲜立马丢掉了所谓的“兄弟情谊”，转而倒向了苏联。
为向新主子表达忠诚，朝鲜很快就做出了行动：大量关停与中国合作的工厂和企业，驱逐中方人员，大量篡改历史文献、资料和教材，淡化甚至抹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的贡献，夸大“主体思想”的作用。
1966年，中朝两国的贸易额尚有2亿美元，3年后就跌破了1亿美元。
在苏联的指使下，朝鲜开始在边境线上大量驻军，私下里更是有意无意地挑起摩擦，擦枪走火事件时有发生。
朝鲜方面的忘恩负义就激起了我国民众的愤怒，有许多百姓自发跑到边境线上，隔空痛骂对面的朝鲜军队。哪知对方也不示弱，当即架起喇叭还击，彼此你来我往，场面很是热闹。
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一度陷入危机，朝鲜也非常配合地在中朝边境制造麻烦。如此“乖巧”的表现令莫斯科很是满意，双方签下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苏联会提供包括巨额贷款、石油、钢铁、工业设备、技术、专家在内的诸多援助，承诺在6年里帮助朝鲜打造起完备的重工业体系。
在苏联的强大支持下，朝鲜一跃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赚了个盆满钵满。
通常情况下，几乎没有人能够忍受这样的背叛，中朝关系愈发紧张，苏联也乐得作壁上观；莫斯科甚至巴不得两国之间干上一仗，把朝鲜当成炮灰，用以缓解中苏边境线上的压力。
这个时间点上，中国的处境危险到了极点：不但要提防西方阵营的渗透，更要面的来自苏联阵营的直接威胁。关键时刻，我国不但以强大的韧性抵抗住了巨大压力，拒绝向强权屈服，在处理中朝关系时更是拿出了“以德报怨”的魄力。
196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大庆，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朝鲜政府突然收到中方邀请。经过反复商议后，朝方决定应邀参加。
庆典当天，毛主席专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明确表示两国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不存在恶意。
中国的诚恳态度打动了朝鲜政府，不久，朝方也送来了访问邀请。对此，我方极为重视，周总理亲自写下演讲稿，毛主席在阅后提出了修改意见。
1970年4月，中国代表团抵达平壤，周总理刚下飞机，就看到了在机场等候多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会谈中，朝鲜方面颇为坦诚地表示，自己并非故意跟中国过不去，只是苏联老大哥开出的加码实在太过丰厚，吃人最短拿人手软；我方则表示可以理解。随后，双方共同祭奠了志愿军烈士，此举意味着两国重拾兄弟情谊，关系重回正轨，笼罩在两国上方的阴影也终于烟消云散。
可话说回来，所谓“破镜难圆”，有了这么一出戏，两国关系真能恢复到一开始那样坚定而纯洁吗？
不过，中华民族向来善于从遭遇中吸取教训，这段历史至少实打实地向我们演绎了那句真理：国际社会上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交“朋友”要适度，起码要保证在彼此发生矛盾时，不至于让国家陷于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