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牺牲后，妻子1万元赎出遗体，贴身纸条书：不要告诉我夫人.......

1934年11月9日，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45号房间内，吉鸿昌正与任应歧，刘少南和李干三等以打牌为名，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楼道中有人拿着一只球玩耍着，在路过45号房间之时，茶役正巧敲门来送水，那人乘无人注意，将球顺势丢了进去，并且以找球为名进入了房间，捡了球就退了出去。

此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了四圈，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刚刚坐下，房门突然被撞开，两个人冲进来对着刘少南开枪射击。

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吉鸿昌的右肩也受了伤。暗杀者想要继续开枪，吉鸿昌扑上去抢下那人的枪支，来人见势不妙立刻逃走了。

受伤的吉鸿昌被捕。

4天后，史量才在回上海的路途中被暗杀。

这两次刺杀都是有预谋有准备的，距离时间如此之近，让人不得不产生联想。

很快，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外交部主办的刊物《外交评论》之中，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他在文章之中说："中日如果交战，日本在10日内就能灭亡中国，至少可以占领中国的重要都市和海港"。他强调"妥协高于一切、胜过一切，抵抗必然失败"。

1935年2月，蒋介石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之时公然表明对日外交方针和态度："为余一生政治生命之大关针……此心既决，任何毁谤危害所不计也。"

对社会各界的爱国抗日人士，甚至是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军人，蒋介石下令"如有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史量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办报纸《申报》的负责人，自"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宣传抗日救国，痛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他曾慷慨陈词："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

史量才以舆论抗日，吉鸿昌以武力抗日，都是当时最具代表、最受民众崇拜的爱国人物。蒋介石恨他们，更怕他们。

吉鸿昌出身贫苦，18岁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一路讨伐复辟，对抗直奉联军，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升到军长之职，铁骨铮铮让敌人闻风丧胆。

他也是一名正直清廉，深得百姓爱戴的好军官。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在临终之前嘱咐他，做官一定要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不许发财。

父亲病逝之后，吉鸿昌就把"作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了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烧制。茶碗烧好之后，他用卡车拉到了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放仪式，亲手将茶碗一个一个送到每一位士兵的手中。

从此以后，吉鸿昌就将他那只"作官即不许发财"的碗子随时带在身边，这只碗子就像是一面镜子，时时刻刻提醒着他，陪伴着他走南闯北，一直到他39岁牺牲，都没有留下任何私财。

1930年，吉鸿昌接受了蒋介石的收编，担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蒋介石命他立刻带军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吉鸿昌参军是为抵御外敌，坚决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对于蒋介石的围剿政策，他一直是消极抵抗。1931年，吉鸿昌的师长还没做满一年就被蒋介石解除了兵权，强迫他出国"考察"。

吉鸿昌正处于从军生涯的低谷期，又听闻国内"九·一八事变"爆发，满心壮志难酬。

在美国，吉鸿昌见当地的高级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毕恭毕敬。在往国内邮寄衣服之时，邮局的职员傲慢地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陪同吉鸿昌的使馆参赞劝说他："你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

吉鸿昌一听火冒三丈，立刻揪起参赞的衣领子，怒喝道："你觉得当中国人很丢脸吗？我认为当中国人光荣得很！"

后来吉鸿昌出门，胸口都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英文写着："I am a Chinese!"向每一个人宣告自己的国籍。

身在海外，他每到一处都会向华人华侨宣传抗日救亡，在一次爱国集会之上，一位青年被吉鸿昌的宣讲所震撼，向他高喊着："吉将军，你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我们做你的后盾！"吉鸿昌十分激动："誓死将日本人赶出中国，中国人绝不能做牛马！"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再也忍受不了在国外忍气吞声的日子，他乘船秘密回国。

一个月后，吉鸿昌见到了外滩停泊着的十几艘日军舰炮，吴淞炮台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四周高高悬挂的，都是触目惊心的太阳旗。

他秘密和好友冯玉祥取得联系，说了自己的抗日的决心，并且劝说冯玉祥可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已经看透蒋介石反动面目的吉鸿昌，在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后，选择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支持抗日，他卖掉了家中能卖的一切东西，以购置枪械，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顽强抗日，先后歼灭日军千余人。在挥师进军多伦的途中，他写下如此动员诗："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然而，1933年9月，在部队进入平北山区之时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因弹尽粮绝而战败。

1933年秋，吉鸿昌乔装后转移到了天津，为了安全起见，他先住进了六国饭店之中。

当时整个天津城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天津地下组织和诸多进步团体都遭到了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

吉鸿昌在这种环境下依旧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他一次次尝试联系，终于在冬天联系上了宣侠父。随后，吉鸿昌和宣侠父要前往上海，他临行前对妻子胡洪霞说："万一我不能如期回来，你就带孩子去北平躲几天，看看风声再说。"

此时的吉鸿昌已经感觉到了国民党对他的杀意。

1934年春，蒋介石正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吉鸿昌旧部中的两个师受命调往江西前线进攻苏区。

党中央立刻发出指示，要求必须加紧对白军士兵的策反工作，用一切力量在白军士兵之中建立起革命的组织，准备和领导士兵的哗变。

吉鸿昌立刻派人潜入江西与两师旧部联系，加紧策反工作，同时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通过旧部下，吉鸿昌还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之中具有反蒋和抗日意识的爱国旧军官。

党组织决定让吉鸿昌亲自出面，将这些军官秘密召集到了天津，再由南汉宸、宣侠父和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铁夫与他们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因为这些大范围的活动，吉鸿昌再度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国民党从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紧急调用了大批特务到天津，对他的监控更加严密，甚至勾结租界的巡捕房。

吉鸿昌发现了敌人已经混入了反法西斯大同盟之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活动。吉鸿昌的住所红楼被大批特务日夜监控，吉鸿昌马上将街头的地点改在了惠中饭店。

吉鸿昌还让妻子和姐夫林少文出面在国民饭店的二楼另外开了一个房间传递消息，告诉党组织现在他们形势危急，请党组织同意立刻撤离印刷厂。

在重重监视之下转移印刷厂怎是容易之事。吉鸿昌和妻子商议之后，决定让胡洪霞装病，吉鸿昌开车将她送到医院去。

吉鸿昌在家门探好风声，在特务不注意的时候迅速将车开到了门口，不过是片刻时间，油印机已经搬到了车上藏好了。

吉鸿昌正要上车，突然一名特务扮作乞丐冲着汽车跑过来，所幸吉鸿昌刚刚结识了一名巡捕，将这名乞丐逼到了墙角，油印机得以顺利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