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古堂法帖：卞永誉的收藏丰碑，沈曾植的案头至宝

在清初康熙年间，一位隶籍汉军镶黄旗的收藏家，以其毕生精力编纂了一部书画著录的巨著——《式古堂书画汇考》。他叫卞永誉。同年，他还做了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将他收藏的魏晋至宋元名家墨迹，摹勒上石，汇为一编，名曰《式古堂法帖》。

这部法帖，上承明代刻帖之余绪，下启清代金石考据之风。它以“摹勒精良”著称，更因其拓本在两百余年后被碑学大家沈曾植收藏并题跋，而增添了独特的学术价值。今日，这部法帖的沈曾植旧藏本，静静地躺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库房中，向世人诉说着三百六十年前的故事。

一、时代：清初文治，刻帖复兴

刻印时期：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此时清朝统治初定，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受到压制，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文化整理与艺术收藏中，私家刻帖之风在清初再度兴盛。

历史时代：清代初期（康熙年间）。这一时期，文人学者致力于整理和保存汉文化传统，刻帖成为保存和传播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手段。

历史地位：

• 被誉为“清初摹勒甚精”的丛帖，是清初私家刻帖的重要成果

• 它上承明代刻帖余绪，下启清代金石考据之风，在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 其拓本因有清代碑学大家沈曾植的题跋，成为研究其收藏理念与碑帖考证的重要实物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影，图注：清初文治，刻帖复兴——《式古堂法帖》诞生于清初文化整理的热潮中。）

二、人物：卞永誉的收藏与黄元宏刘光旸的合作

发起与编纂：卞永誉（1645—1712）

字令之，号仙客，奉天辽东（今辽宁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清初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官至刑部左侍郎。他一生酷爱法书名画，收藏极富，并著有《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与《江村销夏录》《大观录》并称清代三大书画著录。

卞永誉的动机有三：一是保存家藏，将自己收藏的魏晋至宋元历代名家书迹汇集成帖，旨在“化身千百”，使其得以永久流传；二是彰显收藏，作为一位收藏宏富的大家，刊刻法帖是展示其“海内第一”收藏实力的最佳方式；三是传承文化，在清初的背景下，此举也带有保存和弘扬汉文化传统的深意。

钩摹者：黄元宏 负责将墨迹进行双钩摹写，为刻石提供精准的底本。其技艺精湛，保证了摹本的质量。

镌刻者：刘光旸（字雨若） 明末清初顶尖的刻碑高手，曾为顺治帝刻《快雪堂法帖》，技艺超群，被誉为“古董”。由他操刀，保证了《式古堂法帖》的刻工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清代学者张伯英评价此帖“摹勒甚精，必当时刻工之良者”，足见其刻工之精良。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影，右侧展示刘光旸刻石拓片局部，图注：卞永誉之藏，刘光旸之刀——君臣合作成就清初摹勒甚精之名帖。）

三、内容：十卷法书，魏晋至宋元名家汇粹

《式古堂法帖》共10卷，是一部通代丛帖，系统收录了魏晋至宋元时期的名家书法。

卷目结构： 全帖收录了自魏晋（如钟繇、二王）、唐代、宋代至元代的历代名家书迹。帖名以隶书题写，不列卷次，显得古朴雅致。

内容特色：

• 来源可靠：所收法书多为卞永誉家藏珍品，底本质量上乘

• 体系完整：涵盖了书法史上的关键时期和核心名家，构建了一个清晰的书法发展脉络

• 摹刻精良：得益于黄元宏的精准双钩和刘光旸的传神镌刻，法帖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笔意和神采

美学赏析： 卞永誉的收藏以“精”著称。他所收法书，多为流传有绪的名迹。在《式古堂法帖》中，我们可以领略到：

• 钟繇小楷的古雅朴拙：其《荐季直表》《宣示表》等，字形宽博扁方，存有隶意，点画圆润含蓄，体现了由隶入楷的过渡之美

• 二王行草的飘逸流美：王羲之的笔法遒媚，结构精巧，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王献之的草书连绵奔放，气势开张，有“一笔书”之妙

• 唐代楷书的法度森严：欧阳询的险峻、颜真卿的雄强、柳公权的骨力，皆在帖中有所体现

• 宋人行书的意趣盎然：苏轼的沉厚、黄庭坚的奇崛、米芾的纵逸，展现了“尚意”书风的独特魅力

（配图建议：展示《式古堂法帖》中钟繇小楷拓片、二王行草拓片、米芾行书拓片各一张，图注：十卷法书，魏晋至宋元名家汇粹——《式古堂法帖》以摹勒精良著称。）

四、刻印原因：清初的文化守护

清初文化整理： 清初，许多汉族士大夫将精力投入到文化整理中，刻帖成为保存国粹、延续文脉的重要方式。卞永誉虽隶籍汉军，却对汉文化有着深厚的认同和热爱。

收藏家的责任感： 卞永誉深知纸绢寿命有限，唯有金石可传千年。他将自己毕生收藏的精华刻石，是出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强烈责任感。

名家合作： 能够邀请到当时最顶尖的刻工刘光旸，也反映了卞永誉在当时的声望和人脉，确保了法帖的艺术质量。

（图注：保存国粹，延续文脉——《式古堂法帖》的刊刻是清初士大夫文化守护的缩影。）

五、沈曾植旧藏本：从收藏到捐赠的百年传承

这是《式古堂法帖》流传史上最动人的一段佳话。

收藏者：沈曾植（1850—1922）

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碑学大家，精通经史、地理、佛学，书法尤负盛名，是近代碑帖融合的代表人物。

流传经过： 沈曾植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购得此册，并留有亲笔题跋。他在题跋中阐述了自己的刻帖理念，认为刻帖应“一一存真”，使“古帖之面目不亡”，其价值在于为后世学者提供考证的依据。这使得此拓本的价值超越了法帖本身。

学术价值： 沈曾植的题跋是研究其书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他强调刻帖的“存真”功能，认为即使刻帖不如墨迹生动，但它能以“金石之寿”保存古帖的基本面貌，为后世学者提供可靠的考证依据。这与清代碑学“尊碑抑帖”的主流观点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

入藏浙博： 沈曾植去世后，其过继之子沈熲于1955年至1957年间，将包括此册在内的家藏碑帖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这份捐赠，体现了沈氏后人“化私为公”的文化胸怀。

现存情况： 沈曾植旧藏的《式古堂法帖》拓本册，现为国家二级文物，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沈曾植晚年肖像，图注：沈曾植旧藏，浙博镇馆——《式古堂法帖》的沈氏旧藏本，是碑学大家的案头至宝。）

六、历代评价：清初摹勒甚精之名帖

《式古堂法帖》问世后，历代书家给予高度评价：

• 清代·张伯英：评价此帖“摹勒甚精，必当时刻工之良者”，认为其刻工精良，是清初私家刻帖中的上乘之作。

• 现代学者：容庚《丛帖目》中收录了《式古堂法帖》的详细帖目，是研究该帖的重要参考文献。

• 书法界评价：虽在知名度上不及《快雪堂帖》，但其刻工之精良、选材之严谨，足与《快雪堂》比肩。

不足之处： 有学者指出，《式古堂法帖》所收底本部分源自前人刻帖的再摹，非全部据真迹上石，故在版本价值上略逊于《快雪堂》《真赏斋》等以真迹为底本的名帖。但卞永誉的收藏眼光和刻工的选择，使其在清初私家刻帖中仍属上乘。

（展示张伯英题跋，图注：清初摹勒甚精之名帖——历代书家对《式古堂法帖》的刻工评价极高。）

七、文脉传承：卞永誉的文化使命与沈曾植的学术接力

文化人物的作用： 卞永誉在清初的特殊身份——隶籍汉军，却致力于汉文化的收藏与整理——使他成为清初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他以《式古堂书画汇考》和《式古堂法帖》两部巨著，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书画文献和法书资料。他的文化使命，是在易代之后，为汉文化的延续尽一份力。

沈曾植的收藏与题跋，则是另一种文化接力。作为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他以深厚的学养为这部拓本注入了新的学术生命。他的题跋不仅是对《式古堂法帖》的考证，更是对清代碑学思潮的回应。从卞永誉到沈曾植，从清初到清末，两百余年的时光，一部法帖串联起两位文化巨匠的收藏与思考。

原石命运： 原石在清代曾有流传，但具体下落已不甚明了。庆幸的是，沈曾植旧藏的拓本得以保存，并最终入藏浙江省博物馆。

现代价值： 《式古堂法帖》沈曾植旧藏本作为国家二级文物，是研究清初刻帖、卞永誉收藏以及沈曾植书学思想的重要实物资料。其摹勒之精良、流传之有序、题跋之珍贵，使其成为法帖史上的一颗明珠。

（配图建议：展示浙江省博物馆外景或馆藏碑帖展厅照片，图注：从卞永誉到沈曾植，从清初到清末——《式古堂法帖》见证了两位文化巨匠的收藏接力。）

八、结语：从辽阳到杭州，一部法帖的百年漂流

康熙二年，卞永誉在京城开始摹刻这部法帖。他不会想到，这部凝聚他毕生收藏心血的《式古堂法帖》，会在两百余年后，被另一位文化巨匠沈曾植珍藏于案头，并最终捐赠给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

从辽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嘉兴，从嘉兴到杭州——一部法帖的漂流史，也是一部中国文人的文化守护史。卞永誉以收藏家之力保存了古代法书的面貌，刘光旸以刻工之手凝固了笔墨的神韵，沈曾植以学者之眼为拓本注入了学术的灵魂，沈熲以捐赠之举完成了“化私为公”的传承。

今日，当我们走进浙江省博物馆，翻阅这部《式古堂法帖》的拓本，依然能感受到三百六十年前那位收藏家的用心，以及一百年前那位国学大师的温度。他们是法帖的守护者，也是文脉的传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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