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乱，从蔡昭侯因为一件衣服被囚禁三年可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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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冠劫：朝贡礼仪下的政治勒索

公元前507年冬，蔡昭侯（名申）携两件玄狐裘衣与两对玉佩赴楚朝贡。

按周礼，朝见霸主需“献其国珍”（《周礼·秋官》）。蔡侯将一套裘衣、玉佩献于楚昭王后，自留一套以彰显身份。

但楚令尹子常（囊瓦）见宝起意，欲索之。

蔡昭侯曰：“楚令尹子常之欲，无厌于诸侯。蔡虽小，不可辱也！”（刘向《新序·节士》）

于是子常便“谗蔡侯，留之楚三年”（《史记·管蔡列传》）。

无奈之下蔡侯“乃献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管蔡世家》），胳膊还是没有拗过大腿。

同期的唐成公也因子常索马未遂而被扣，足见子常及楚国权臣之贪鄙。

白话释史：

蔡昭侯带着两套名贵衣物和玉佩到楚国，一套送给楚王，一套留给自己。楚国宰相子常眼红蔡侯的衣物，索要不成竟扣押蔡侯三年。唐国国君也因拒绝献马遭囚，暴露了楚国高层公然敲诈属国的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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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郢都囚：楚政溃烂的深层危机

子常专权期间（前515-前506年），楚国内政已积重难返：

诛杀贤臣：前515年杀左尹郤宛（《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逼走伯州犁之孙伯嚭（后为吴国太宰），导致内政失衡、人才流失。架空王权：楚昭王十岁即位（前515年），子常掌控军政，“政由贵族，王令不出郢都”（《国语·楚语》）。系统性腐败：扣押蔡昭侯（前507-前506年）、唐成公等属国君主，彻底践踏周礼“宾服”原则。

白话释史：

子常掌权近十年间，楚国政治乌烟瘴气：杀害忠臣、压榨百姓、勒索属国。年幼的楚昭王形同傀儡，贵族集团完全把持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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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沉玉誓：三年囚禁与精准复仇

公元前506年，蔡侯结束囚禁，归国途中“投玉于河而誓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我若率军渡过汉水南伐，必如这奔流的大河一般势不可挡）！’”（《左传·定公四年》）

其复仇步骤环环相扣：

年内联吴：通过伍子胥、伯嚭（楚国内斗的流亡者）牵线，与吴王阖闾结盟。战略突袭：吴蔡唐联军避开楚军主力，从淮水迂回至汉水，五战破郢（《左传》载“战于柏举，楚师败绩”）。“子常奔郑”（《左传·定公四年》），“卒死于郑”（《史记·伍子胥列传》）。代价惨重：蔡国虽雪耻，但卷入吴楚拉锯战，最终在吴国灭亡（前473年）后失去屏障，于公元前447年被楚吞并。

白话释史：

蔡侯将玉佩沉入汉水立誓复仇，联合吴国攻入楚国都城。这场胜利虽洗刷耻辱，但蔡国终究难逃被大国吞并的命运——半个世纪后，楚国再度灭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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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鉴录：从狐裘之争看春秋政治逻辑

1. 楚国内政崩坏的三重危机

权力失衡：贵族专权，形成类似于卫国的“政由宁氏（宁喜），祭则寡人（卫献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畸形格局。权臣当家做主，君王只剩磕头烧香。经济凋敝：《国语·楚语》斥子常“蓄货聚马，民之羸馁日甚”。清华简《系年》载楚贵族“占田夺宅”，而平民破产。道德和军事溃败：《吕氏春秋·慎行论》评子常“贪而愚，楚人怨之”，《左传·定公四年》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

2. 小国生存的两难困境

战略选择：蔡国“朝楚则楚掠，附吴则吴欺”（《战国策》），反映了夹缝中小国的外交两难。经济代价：清华简载蔡昭侯“散府库之半以赂晋”，却仍难获安全保障。据李峰《西周的灭亡》统计，楚国对附庸国的索取超出它们承受力的3-5倍。终极宿命：春秋初年的百余诸侯至战国仅存十余（仅楚就并国50余），印证了那个时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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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衣冠背后的历史隐喻

这场因服饰引发的国际纠纷，恰如《吕氏春秋》所言：“小利，大利之残也。”楚国因一件狐裘失去道德制高点，蔡国为一时复仇耗尽了国运。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评述道：“子常之贪甚于费无极，楚政益坏。”

当礼仪蜕变为勒索，盟约异化为桎梏，宗法封建体系的崩溃便不可逆转。衣冠之劫，实为霸权黄昏的缩影；沉玉之誓，终成小国悲歌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