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物件是年代的符号，是人们劳动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每一幅老物件背后，都有着时代的印迹、生活的记忆和岁月的故事。今天，谈谈农村生产队时代的老物件：顶针。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游子吟》古诗，对国人来说耳熟能详，闪烁着母性的恩情和光辉。每当小编吟诵这篇古诗时，就会想起母亲手上的顶针。

传统社会，针线活，是每个女性的必备技能和功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传统与现代过渡交织的时代，虽说有现代工业纺织之便利，但传统针线活依然不可或缺。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时物资供应紧张，买布光有钱还不行，还必须有布票，穿坏的衣服不能随便丢弃，要重新缝补再穿；哥姐长大长高了，旧衣服穿不下，也要重新改改补补给弟妹们穿。尤其是鞋子，冬天，农村人都穿布鞋，热火保暖，这布鞋，都是母亲们缝补起来的。

在那个年代，一家老小，从头到脚的穿戴，都离不开母亲的针线活，而在缝补衣服、绣鞋垫、纳鞋底的一针一线中，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顶针。

顶针材质一般分两种，铜质和铝质，圆箍状，铜质的金黄发亮，像金戒指、铝质的洁白清亮，像银戒指。顶针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凹坑，像麻脸人的一脸麻子。

在农村生产队，每户农民社员家都会有一个竹编的小笸箩，又称针线箩，犹如现在人们家里的收纳箱，里面装着针、线、布头、剪刀、小锤、顶针等，是母亲们的“百宝箱”，方便做针线时归纳和取用。

因顶针形状和色彩跟戒指相似，那时的孩童，爱把顶针当玩具，从笸箩中找出顶针，戴在手上当金戒指，再用红薯藤做一串“项链”，挂在脖子上，手戴“金戒指”、脖挂“金项链”，想像一回当有钱人和富豪的样子，开心极了。

同孩子们炫耀不同的是，母亲们戴（套）顶针，完全是劳作本能。顶针戴在中指的指节上，在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等针线活时，当细小针尖难以穿过穿透厚实的衣物，就要用针鼻顶在顶针上，顶针上密密麻麻的凹坑就会抵住顶针发力，在免于伤手的同时，更是通过顶针的借力，顺利穿过针线，这就是顶针的功能与作用。

农村大集体时代，往往会贴上苦与累的标签。就累来说，除了当年生产力落后，劳动生产方式原始传统外，还加上统一大集体的生产管理体制，农民社员们从事繁重的体力生产劳动，几乎没有轻松休闲时光。而在其中，女性农民社员，无疑又是最艰辛的群体。

那年代，强调妇女解放，能顶半边天，所以，在劳动生产方面没有什么特殊性，女性跟男性一样，上山能挑百斤担、下河能摸水田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样要从早到晚参加繁重的生产劳动。

与此同时，由于分工及传统习惯，一些生产劳动外的家务活，如做饭炒菜、浆洗缝补等，往往都是由女性操持，而且都是在正常的劳动生产时间之外，显而易见，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事务，付出的更多。一双手，在外，握锄头翻地锄草，战天斗地，回家，要拿针头线脑，操心家务。

那个年代，女性们的针线活还只能是生产劳动时间之外做的。一种是开大会，生产队时会议多，传达精神会、批判斗争会、忆苦思甜会、生产布置会等，为不耽误农时，一般会安排晚上或者雨雪时节不便于出工生产时。

每当生产队开大会，与男社员赤手光脚参加会议不同，女性社员往往会戴顶针、带针线和鞋底样品等参加会议，这一场景，见怪不怪。在人们看来，女人做针线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反而，不会做是笨拙，不肯做是懒惰。

生产队会场上，台上，队长滔滔不绝、唾沫横飞，台下，男社员喝茶抽烟、打瞌睡，女社员则聚精会神在穿针引线、纳鞋绣花，间或，比较下各自的针线技艺，只要底下社员不弄出大的声响，队长是不会干涉的，大家各忙各的，相安无事。

另一种情况，就是晚上收工回家，在忙完做饭烧菜喂猪等家务活后，全家人清闲下来了，就各自归位。母亲从笸箩中找出针线，戴上顶针，家人的衣服破了，缝补好，纽扣掉了，重新安上，当然最多的针线活就是纳鞋底。

歌手解小东在《中国娃》唱道：“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稳，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千层底的布鞋的鞋底，那密密麻麻的针脚，就是由母亲戴顶针、手工一针一线缝制的，非常劳心费神。

多少个夜晚，母亲在煤油灯下，把满腔的母爱化为手中的针线，针尖钝了，放在头发上蹭蹭，煤油灯灯芯烧黑了，用针脚挑亮，直至夜深，上下眼皮打架，瞌睡来了，才不舍地褪下顶针、收拾好针线，上床睡觉，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

昏暗的油灯下，漫漫长夜里，头发略有花白的母亲，戴顶针、拿针线，聚精会神纳鞋绣垫，这就是一幅母爱的雕塑，是《游子吟》的真实写照。

一枚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顶针，凝聚着母爱的伟大和恩情温情，闪烁着母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