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国强，今年六十六岁。
三十八年来，我在外面养着一个女人，还和她生了一对龙凤胎。
我一直以为妻子张秀梅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上个月我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她带着律师和一摞文件出现在病房门口时，我才明白一个事实——
这三十八年来，真正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其实是我自己。
01
1987年的春天，我和张秀梅结了婚。
那时候我在国企做财务，她只是工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勤劳朴实。
我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单位分给我们一间两居室的房子，里面放着几件旧家具，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新婚当晚，秀梅脸颊泛红，羞涩地对我说：“国强，我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我当时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着另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叫许晴，是我大学时的恋人，毕业后她去了海南三亚工作。
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但因为她父母嫌我家境普通，我们最终分了手。
秀梅是我父母通过相亲介绍的对象，性格老实，家境一般，我爸妈对她特别满意。
“国强，许晴那种城里女孩，哪适合咱们这种普通家庭，秀梅这姑娘踏实可靠。”我妈当时这样劝我。
我最终妥协了，娶了秀梅，可心里却始终放不下许晴。
婚后第三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许晴寄来的信。
“国强，听说你结婚了，我祝你幸福。不过我想告诉你，我父母移民国外了，我现在独自在三亚生活。如果你愿意，随时可以来找我。”
这封信我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最后小心翼翼地藏在办公室抽屉里。
那天晚上回到家，秀梅忙活了一桌子菜，笑盈盈地对我说：“国强，今天发工资了吧？我特意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
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我心里却莫名地烦躁起来。
“我要出差，去海南谈一个项目。”我突然开口说道。
秀梅愣了一下，停下手里的活，问：“要去多久啊？”
“大概半个月，也可能得一个月。”我敷衍地回答。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我帮你把衣服收拾好。”她没再多问，转身走进卧室整理行李。
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心里闪过一丝愧疚，但很快就被对许晴的思念冲得一干二净。
三天后，我坐上了前往三亚的火车。
02
三亚的夏天又热又潮湿，但我的心情却像阳光一样明媚，从未如此雀跃。
许晴在火车站接我，她穿着一件清新的白色连衣裙，头发微卷，比记忆中还要迷人。
“国强，你终于来了！”她拉着我的手，眼眶里闪着泪光，激动地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们在三亚租了一间小公寓，过了一个月如梦似幻的日子。
“国强，你会留下来陪我吗？”临别时，许晴拉着我的手问道。
我沉默了许久，迟迟没有回答。
三亚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但我在老家有稳定的工作，有年迈的父母，还有秀梅。
“我会想办法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最后这样对她说。
回到家，秀梅早早地在门口等着我。
“国强，你瘦了点，是不是海南的饭菜吃不惯？我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她关切地说。
她的关心让我心里更烦躁，觉得她的话像是无形的枷锁。
“不用了，我累得很，想先休息。”我推开她，径直走进卧室。
秀梅站在门口，低声说：“那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熬点汤。”
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出差”去三亚。
每次出差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月，每次都是为了去见许晴。
秀梅从不多问一句，每次出门前她都会帮我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回来后总会做一桌子我爱吃的菜。
1988年秋天，许晴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怀孕了。
“国强，我想把孩子生下来。”她的声音坚定，带着一丝期待。
我脑子一片空白，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
“可我还没离婚……”我嗫嚅着说。
“我知道，我不要求你什么，我只是想有个属于我们的孩子。”她的语气温柔却坚决。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秀梅睡在我旁边，呼吸均匀，月光洒在她脸上，她看起来平静而安详。
我突然想起，我们结婚一年多了，她却始终没有怀孕。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曾经试探着问她。
“不用急，孩子的事顺其自然吧。”她总是这样笑着回答。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她根本就不想要我的孩子。
1989年春天，许晴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我赶到三亚时，她抱着两个小小的婴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国强，你看，儿子长得像你，女儿像我。”她笑着对我说。
看着这两个小生命，我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是作为父亲的自豪和责任。
“晴晴，我会负责的，放心吧。”我握着她的手，郑重承诺。
“我相信你。”她温柔地笑着说，“我给儿子取名叫李浩，女儿叫李欣。”
回到家后，我去三亚的次数越来越多，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两三次。
每次去，我都会给许晴留下生活费，供她和孩子们花销。
我的工资不够用，我就开始从单位的账目上动心思，偷偷挪用了一些公款。
那个年代管理不严，我利用财务工作的便利，悄悄做了些手脚。
有一次，秀梅问我：“国强，咱家怎么总是攒不下钱？你的工资明明挺高的。”
“我在海南那边投资了个项目，想多赚点钱。”我随口撒了个谎。
“哦，那你得小心点，别被骗了。”她叮嘱了一句，就没再多问。
她的信任让我更加肆无忌惮，挪用的公款越来越多。
1990年，单位组织体检，我被查出有轻度高血压。
医生嘱咐我要少熬夜，注意饮食，保持心情舒畅。
秀梅知道后，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
“国强，这是枸杞炖鸡汤，补身体的。”她端着热腾腾的汤对我说。
“这是苦瓜炒蛋，听说能降血压。”她又换了道菜，笑眯眯地推荐。
“今天买了点海带，给你做个汤，补补营养。”她总是这么细心。
她的关心让我觉得有些烦，甚至有点压抑。
“你能不能别老管我？我不想吃这些！”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对她发了火。
秀梅愣住了，眼眶红了，但她很快擦掉眼泪，低声说：“好，不吃就不吃，你别生气。”
她顿了顿，又轻声补充：“那你记得按时吃药，别忘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厨房里低声啜泣。
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又被对许晴和孩子们的思念冲淡了。
03
1991年到1995年，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在老家，我是国企的财务科长，父母眼中的好儿子，秀梅的丈夫。
在三亚，我是许晴的伴侣，是李浩和李欣的父亲。
两个孩子长得很快，聪明又活泼，每次我去看他们，他们都会扑过来喊“爸爸”。
那种被孩子依赖、被爱的感觉，是秀梅从没给过我的温暖。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一直陪我们？”有一次，女儿李欣天真地问。
我摸着她的头，笑着却答不上来。
许晴看出我的为难，笑着对孩子说：“欣欣，爸爸工作忙，咱们得体谅他。”
“可别的小朋友的爸爸都在家呀。”儿子李浩撅着嘴说。
“你们的爸爸不一样，他特别厉害，所以要忙很多事。”许晴耐心解释。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乖乖不再追问。
为了维持两边的开销，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挪用的公款窟窿也越来越大。
我开始伪造账本，甚至动用了单位的专项资金来填补漏洞。
“国强，最近审计组要来检查，你账目都准备好了吗？”主任有一次问我。
我心里一紧，表面却装作镇定：“没问题，账都清清楚楚的。”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改账本、做假单据。
秀梅经常给我送夜宵，端着保温盒站在办公室门口。
“国强，都半夜了，回去休息吧，别太累了。”她轻声劝我。
“你懂什么？工作的事你别管！”我不耐烦地吼道。
她默默放下饭盒，转身离开，没说一句抱怨的话。
后来我发现，她送来的夜宵总是我最爱吃的菜，荤素搭配得恰到好处。
即使我对她态度那么差，她依然细心地照顾着我。
审计组来了又走了，我侥幸躲过了检查。
但我知道，这种日子不可能长久，迟早会出事。
1995年春天，我下定决心提前退休。
“国强，你才四十二岁，干嘛要退休？”我爸不解地问。
“我想去海南做生意，现在政策好，机会多。”我编了个理由搪塞。
爸妈虽然舍不得，但还是支持了我的决定。
秀梅更是没说半个不字：“你想干啥就干啥，我支持你。”
她的话让我有点意外，我忍不住问：“你不怕我失败吗？”
“担心也没用，你决定了的事，我拦不住。”她平静地说，“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就行。”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和我生活了八年的女人有些陌生。
她是真的不在乎，还是藏着别的心思？
办完退休手续，我正式搬去了三亚。
对外的说法是去海南做生意，父母和朋友都信了。
只有秀梅，她什么都没问，默默帮我收拾行李。
临走前，她给我准备了一大包东西，衣服、药品、干粮，样样齐全。
“这是你的换季衣服，这是降压药，这是一些干货，三亚潮湿，记得多吃点。”她像交代家务一样细细嘱咐。
“我会定期给你寄生活费。”我对她说。
“不用太多，够我用就行。”她淡淡地说，“你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
火车开动时，我看到她站在站台上，静静地看着我。
她没哭，只是站在那里，目送火车远去，直到消失在视线中。
04
到了三亚，我和许晴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我们在三亚湾附近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
“爸爸，你以后都住在这儿吗？”女儿李欣高兴地问。
“是啊，爸爸以后天天陪你们。”我摸着她的头，笑着说。
许晴也很开心：“国强，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每天早上送孩子们上学，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陪他们写作业。
周末我们一家四口去海边玩，去公园散步，像普通家庭一样生活。
但很快，现实的压力扑面而来。
三亚的生活开销比老家高得多，我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
我开始找工作，可四十多岁的年纪，又没什么特别的技能，找份好工作并不容易。
“国强，要不你回老家上班吧？”许晴有时候会这样建议。
“不，我好不容易才和你们在一起，不想再分开。”我坚定地拒绝了。
最后，我在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了一份财务工作。
工资不高，但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每个月，我还得给秀梅寄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许晴知道这件事，她说：“国强，她毕竟是你的妻子，你得对她负责。”
她的大度让我既感动又内疚，觉得自己亏欠了她太多。
1996年，我父亲得了重病。
我妈打电话来说：“国强，你爸快不行了，赶紧回来吧。”
我急忙赶回老家，在病床前守了三天三夜。
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虚弱地说：“国强，好好照顾秀梅，她是个好女人。”
我含着泪点头，答应了他的嘱托。
父亲的葬礼上，秀梅忙前忙后，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国强，你先歇着，这些事我来处理。”她轻声对我说。
处理完后事，我又要赶回三亚。
我妈问我：“国强，你在海南到底做什么？为什么不带秀梅一起去？”
“妈，我做的是工程项目，老得跑工地，带着她不方便。”我又撒了个谎。
我妈看了看秀梅，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
“秀梅，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守着。”我妈握着她的手说。
“妈，没事，我习惯了。”秀梅笑着说，但笑容里透着一丝落寞。
05
1996年到2005年，十年时间转瞬即逝。
孩子们渐渐长大，李浩考上了海南大学，李欣考上了中山大学。
看着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笑脸，我心里充满了骄傲。
“爸，谢谢你这些年的付出。”儿子李浩懂事地说。
“爸爸，我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你。”女儿李欣抱着我说。
许晴在一旁欣慰地笑着：“国强，咱们的孩子都争气。”
那一刻，我觉得这些年的辛苦和奔波都值了。
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深深的疲惫，身体和精神都快撑不下去了。
长期的双重生活让我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医生警告我要多休息。
“李先生，你的血压控制得不好，长期这样很危险。”医生严肃地说。
“我知道了，会注意的。”我敷衍地回答。
但家庭和工作的压力让我根本停不下来。
每个月我还得给秀梅寄生活费，虽然钱不多，但也是一笔固定的开支。
“国强，你在那边还好吗？”秀梅偶尔会打来电话问。
“挺好的，你呢？”我随口回道。
“我也挺好，你不用挂念。”她总是这样平静地回答。
她的语气太安静了，安静得让我猜不透她在想什么。
2006年，我母亲也去世了。
又是秀梅一个人操办了葬礼，等我赶回去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国强，你妈走得很安详，没受太多罪。”秀梅平静地对我说。
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却始终开不了口。
葬礼结束后，我匆匆返回了三亚。
秀梅站在老家的院子里，目送我离开。
我回头看她一眼，她朝我挥了挥手，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那笑容让我心里莫名不安，却又说不出原因。
06
回到三亚后，生活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
2007年到2015年，我依然过着双重生活。
孩子们大学毕业后都找到了好工作，李浩进了一家科技公司，李欣在一家外企上班。
他们都很孝顺，经常给我和许晴买东西，带我们出去吃饭。
“爸，你和妈辛苦了这么多年，现在该享福了。”儿子李浩说。
“是啊，爸爸，你可以不用那么累了，我们来养你。”女儿李欣也说。
我欣慰地笑了，但心里却五味杂陈。
如果有一天他们知道真相，知道他们的父亲还有一个合法的妻子，他们会怎么看我？
秀梅那边，我依然每个月按时寄钱，从未间断。
有时候她会寄一些老家的特产过来，吃着那些熟悉的味道，我会想起刚结婚时的日子。
那时候的秀梅，还是个羞涩的小姑娘，总是低着头对我笑。
如今她已经五十多岁，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
她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我，而我却辜负了她。
可我不敢多想，想多了就会觉得愧疚难当。
2016年，秀梅突然来了三亚。
她说想来旅游，看看我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城市。
“秀梅，你怎么突然来了？”我见到她时，吓得心跳都快停了。
“我就是想看看，你在三亚生活得怎么样。”她平静地说，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
她在三亚待了三天，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她撞见许晴和孩子们。
幸好我没让她知道我的住址，也没让她遇见许晴。
我带她逛了几个景点，陪她吃了饭，然后送她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临走前，她对我说：“国强，三亚真是个好地方，怪不得你舍不得回来。”
“工作需要，没办法。”我敷衍地回答。
“嗯。”她笑了笑，“那你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
她走后，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秀梅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
那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让人不安的平静。
07
我六十二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高血压越来越严重，还查出了糖尿病，医生警告我要严格控制。
“李先生，你的血压和血糖都不稳定，随时可能出问题。”医生严肃地说。
“我会注意的。”我点头答应。
许晴很担心：“国强，咱们去做个全面检查吧，别拖了。”
“没事，小毛病而已，不用大惊小怪。”我不想让她操心。
但其实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经常胸闷气短，头晕得厉害。
“爸，你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去医院！”女儿李欣坚决地说。
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我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的脸色很凝重。
“李先生，你的心脏血管堵塞得很严重，必须尽快做手术。”医生说。
“手术？严重吗？”我心里一紧。
“相当严重，建议你尽快安排手术。”医生语气不容置疑。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如果手术失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孩子们和许晴了。
但如果不做手术，我随时可能倒下，再也醒不来。
许晴握着我的手，安慰道：“国强，别怕，我和孩子们都在你身边。”
“晴晴，这些年辛苦你了。”我感慨地说。
“说什么傻话，我们是一家人。”她擦着眼泪说。
第二天，我给秀梅打了个电话。
“秀梅，我可能要做个心脏手术。”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轻松。
“什么手术？严重吗？”她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任何情绪。
“心脏搭桥手术，医生说问题不大。”我轻描淡写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她问：“在哪家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我回答。
“知道了。”她说，“你好好养病。”
“你不用过来，我这边都安排好了。”我赶紧补充。
“嗯。”她淡淡地应了一声，就挂了电话。
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秀梅的反应太冷淡了，淡得让我觉得有些不正常。
但我也没多想，以为她只是习惯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08
2025年3月，我住进医院，准备做心脏搭桥手术。
孩子们都请了假，轮流陪在我身边。
“爸，你一定会没事的。”儿子李浩握着我的手说。
“是啊，爸爸，你要坚强，我们等你出来。”女儿李欣眼眶红红地说。
许晴更是日夜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眼睛里满是担忧。
手术前一天，医生来给我讲解手术的风险。
“李先生，这手术有一定风险，需要家属签字同意。”医生说。
“我来签。”许晴立刻说。
“你是患者的什么人？”医生问。
“我是他的……爱人。”许晴犹豫了一下，还是这样回答。
医生看了我们一眼，没再多问，把手术同意书递给了她。
许晴签字时，手微微颤抖，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有名分，只能以“爱人”的身份陪在我身边。
而我真正的妻子，此刻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
“晴晴，对不起。”我低声说。
“别说傻话，你快点好起来才重要。”她擦掉眼泪，强笑着说。
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窗外的三亚灯火辉煌，霓虹闪烁，热闹非凡。
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近三十年，有了爱人，有了孩子，建了一个新的家。
但在老家，还有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空荡荡的家，等了我三十八年。
我突然觉得心慌，隐隐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09
手术当天早上七点，护士推我进手术室。
许晴和孩子们一直送我到手术室门口。
“爸，我们在外面等你。”儿子李浩说。
“爸爸，你一定要平安出来。”女儿李欣哭着说。
我看了他们一眼，这是我用半辈子心血维护的家，是我在三亚的全部。
麻醉师开始给我注射麻醉药。
“李先生，放松点，慢慢数到十，就会睡着了。”麻醉师说。
我开始数数：“一、二、三……”
数到五时，我的眼皮越来越重，意识开始模糊。
恍惚中，我仿佛看到年轻时的秀梅。
她穿着简单的碎花裙，站在老家的院子里，朝我笑。
“国强，饭做好了，快来吃吧。”她轻声喊道。
我想走过去，却发现自己迈不动腿。
然后，眼前一黑，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手术持续了六个小时。
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两点，我躺在ICU病房，身上插满了管子。
“李先生，手术很成功，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护士对我说。
我想说话，却发现喉咙里插着管子，发不出声音。
透过ICU的玻璃窗，我看到许晴和孩子们在外面焦急地等着。
他们看到我醒了，都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
在ICU待了三天后，我被转到普通病房。
医生查房时说：“李先生，手术很成功，但你需要长期吃药，定期复查。”
“谢谢医生，我明白了。”我虚弱地回答。
许晴在一旁问：“医生，他什么时候能出院？”
“再观察一周，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医生说。
接下来的几天，我躺在病床上慢慢恢复。
孩子们轮流来看我，许晴几乎没离开过病房。
“爸，你好好养病，公司的事我已经请假了。”儿子说。
“爸爸，我给你熬了汤，你多喝点，补补身体。”女儿端来保温桶说。
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
手术成功了，身体在恢复，家人都在身边，一切似乎都在好转。
我以为，生活会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
10
住院第五天，下午三点，我半躺在病床上看电视。
许晴去医院食堂给我买饭，孩子们回了公司处理工作，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
突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我以为是护士查房，随口说：“进来吧。”
“国强。”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猛地转头，看到秀梅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深灰色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秀梅？你……你怎么来了？”我惊得差点从床上坐起来。
“听说你做了手术，我来看看你。”她平静地说，走进病房，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
“我不是说了不用你来吗？”我慌乱地说，心跳加速。
许晴随时可能回来，孩子们也可能过来，要是让他们撞见怎么办？
“我是你合法的妻子，你做手术，我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她看着我，语气平静得像在聊天气。
我被她的话堵得哑口无言。
是啊，法律上，她才是我的妻子。
“你看过了，可以回去了吧。”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急。”秀梅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事？”我心里越来越不安，隐隐觉得不妙。
秀梅没立刻回答，而是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可以上来了。”她对着电话说。
“谁要上来？”我紧张地问。
话音刚落，病房门再次被推开。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李先生，你好，我是张律师。”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律师？我心跳得更快了，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
“你找律师干什么？”我盯着秀梅，声音有些发抖。
秀梅没回答，只是朝律师点了点头。
律师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摞厚厚的文件，放在床头柜上。
“李先生，这些是张女士委托我整理的资料，请你过目。”律师平静地说。
我看着那堆文件，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文件很厚，少说也有几十页，最上面一份写着“离婚协议书”。
“秀梅，你这是要干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
“离婚。”她平静地说出这两个字，“我们该结束了。”
“离婚？你突然说这个？”我脑子一片混乱，反应不过来。
“突然？”她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嘲讽，“国强，我等这一天，等了三十八年。”
“你什么意思？”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我的意思是……”秀梅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我说，“三十八年前，你第一次去三亚时，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雷劈中。
“你……你早就知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我全都知道。”她转过身，盯着我，“不仅知道你有女人，还知道你们生了两个孩子，知道你这些年一直在过双重生活。”
“我什么都没瞒过你。”她一字一句地说。
我瞪大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说？为什么等了三十八年？”我声音颤抖地问。
“因为我在等。”秀梅的眼神变得冰冷，“等你老了，等你病了，等你最脆弱的时候。”
她的话让我全身发寒，像坠入了冰窟。
11
“张律师，把其他文件也给李先生看看吧。”秀梅对律师说。
律师点点头，开始一份份展示文件。
“这是李先生这三十八年的银行流水记录。”律师翻开第一份文件。
“这是李先生在三亚的居住证明和租房合同。”他又拿出一份。
“这是许晴女士和两个孩子的身份信息。”他继续展示。
“这是李先生1995年挪用公款的证据。”最后一份文件摆在我面前。
每拿出一份文件，我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到最后，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瘫在病床上。
“你……你什么时候查的这些？”我声音发颤地问。
“从你第一次去三亚开始。”秀梅说，“三十八年来，我一点一点地收集证据，每一件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的每次出差，每一笔不正常的开支，每个谎言的漏洞，我都了如指掌。”她冷冷地说。
我彻底懵了，脑子里一片混乱。
原来这三十八年来，我以为自己瞒天过海，其实我才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揭穿我？”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秀梅看着我，眼神冷得像刀子。
“揭穿你，你就解脱了。”她说，“我要的不是你的解脱，我要的是……”
她停顿了一下，缓缓说出后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