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银币的浩瀚星空中，贵州省政府造“汽车币”堪称另类传奇——它没有龙纹的威严，却刻着一辆疾驰的汽车；不以龙纹彰显皇权余晖，却用机械符号见证中国最早的公路交通史。这枚藏界俗称“贵州汽车银币”的珍品，正面铸“中华民国十七年”“贵州银币”“壹圆”字样，背面更以简笔画风呈现一辆敞篷汽车驶过公路的场景，两侧环绕“贵州省政府造”“每五钱二分”铭文。
它的诞生，是1928年贵州军阀周西成主政时期的“破局之作”：彼时西南交通闭塞，周西成从香港购入汽车却因无公路只能人力拖拽，遂斥巨资修建贵阳至桐梓公路，并委托贵州造币厂铸造此币以纪念通车。这辆“简笔汽车”原型或为周西成的福特T型车，而“五钱二分”的重量设定（约18.6克），则暗合当时银币标准与地方特色。
一、历史价值：西南边陲的“工业启蒙”宣言民国初年，贵州仍被视作“蛮荒之地”，汽车与公路皆为稀罕物。1927年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兼督办后，耗时两年修成全长约130公里的贵阳至桐梓公路——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条公路，通车时轰动西南。汽车币的诞生，正是这场“交通革命”的实物见证：银币背面的汽车原型，据传是他从香港购置的福特T型车，车身简笔勾勒却细节可辨（敞篷、辐条轮毂、车头散热格栅），公路下方还刻有草地纹饰，暗喻“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地貌。
这枚银币更承载着军阀割据时代的政治野心：周西成以“造币筹饷”支持公路建设，试图通过交通革新巩固地盘，其“汽车币”不仅是纪念品，更是向外界宣告“贵州现代化起步”的政治宣言。可惜1929年周西成战死，汽车币随之停铸，存世量仅数千枚，成为那段动荡岁月的绝版注脚。
二、艺术与工艺：土法造币的“粗粝美学”与中央造币厂的精雕细琢不同，贵州汽车币透着西南边地的“粗粝感”：银币直径约39毫米，厚度2.5毫米，因设备简陋导致压力不足，常见版别中汽车图案细节（如车灯、轮胎纹）略显模糊，文字“贵州银币”四字也因模具磨损而深浅不一。这种“不完美”，恰是民国地方造币的真实写照——工匠用土法铸造，在有限条件下将“汽车”这一现代符号刻入银币，形成独特的“民间工艺美学”。
细节处更见匠心：正面“贵州银币”四字采用魏碑体，刚劲有力；背面汽车下方的草地纹由18组短线条组成，象征“十八省联军”的政治隐喻（周西成曾任川黔边防督办，试图联合西南军阀）；边缘齿纹为180度短齿，与同期袁大头的连续齿纹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银币的形制，又融入了地方创新，堪称民国地方币的“艺术标本”。
三、收藏价值：稀缺性与传奇性的双重加持在银币收藏圈，“贵州汽车币”与“四川汉字壹圆”“甘肃袁大头”并称“民国三大珍稀地方币”。其稀缺性源于三点：
铸期极短：仅1928-1929年铸造，前后不足两年；
存世量稀：据《中国近代机制币精品鉴赏》统计，品相完好的汽车币存世约3000枚，其中“深打高边齿”版（汽车细节清晰、边缘齿纹完整）不足500枚；
传奇故事加持：周西成的汽车“被士兵用绳子拉着走”的轶事，为银币蒙上神秘色彩，民国时期便有“得汽车币者得财运”的藏界传言。
更独特的是其“双币合一”的收藏逻辑：汽车币与同期铸造的“贵州竹枝银币”（背面刻竹枝图案）常被藏家配对收藏，象征“交通（汽车）与物产（竹）”的贵州双符号。这种组合收藏的风潮，让汽车币的价值维度从“单一珍稀”升级为“文化IP联动”。
四、文化符号：从“土疙瘩”到“西南之光”贵州汽车币的文化价值，远超其货币属性。它是中国唯一以汽车为主题的银币，早于1930年代全国公路建设浪潮，堪称“交通史的活化石”；它也是西南边地现代化的启蒙符号——当北京、上海还在争论“中体西用”时，贵州已用银币将汽车刻入大众认知。
如今，这枚银币的“汽车图案”已成为贵州文化IP的视觉符号：贵阳筑城广场的“汽车币”雕塑、贵州博物馆的常设展览、甚至当地特产包装，都以汽车币图案为设计元素。它从一枚“土造银币”，蜕变为承载地方记忆的文化图腾，见证着西南从闭塞到开放的百年变迁。
结语：当你凝视这枚银币上的汽车，仿佛能听见90年前贵州山间汽车的轰鸣——那是旧时代的终结，也是新世界的启程。贵州汽车币的价值，不在于银的重量，而在于它将一段被遗忘的西南奋斗史，凝固成可触摸的金属史诗。对于藏家而言，拥有它，便是握住了一把打开民国西南秘史的钥匙；对于历史而言，它永远铭记着那些在群山中铺路、在银币上刻下汽车的人们——他们的野心与局限，创新与挣扎，都在这一方银元中，化作永恒的沉默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