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31岁的卡尔·安德森兴高采烈地接过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章。他获奖的理由是：发现了正电子。
这可是个惊天动地的发现。它证明了“反物质”的存在。此前，这玩意儿只存在于科幻小说和狄拉克那如同天书一般的方程里。安德森拍到了一张云室照片，照片里那个粒子的弯曲方向跟电子正好相反，铁证如山。
但有一个人看着这个消息，心情可能会有点复杂。
如果诺贝尔奖委员会能把时间轴往前拨那么几年，或者那个著名的实验室里少一点偏见，这个奖牌，很有可能应该刻上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赵忠尧。
他不是那个“差点”发现的人，他是那个已经发现的人。他在安德森之前就看到了正电子留下的脚印。
但他最终只是那个给人类物理学大厦填上了一块关键砖头，然后默默转身走进硝烟里的背影。
加州理工的日子
故事要从1927年说起。那一年，25岁的赵忠尧坐着轮船，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他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密立根。
密立根这人在物理学界是个狠角色，拿过诺贝尔奖（测出了电子电荷），当过加州理工的校长，脾气大，控制欲强，而且极其自信。
当时，密立根正沉迷于一种叫“宇宙射线”的东西。他固执地认为，宇宙射线就是光子（伽马射线），是原子核内发生跃迁时产生的高频电磁辐射，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派手下的研究生去干脏活累活——测量硬伽马射线的吸收系数。
赵忠尧领到的任务就是这个。
密立根给他的任务是：你就去测，测出来的结果应该符合那个叫‘克莱因-仁科’的公式 —— 这个公式描述的是伽马射线被自由电子散射的规律。如果不符合，那就是你测错了。
赵忠尧是个老实人，他开始日复一日地在黑暗的实验室里摆弄放射源和铅板。
实验就是用硬伽马射线去轰击不同的物质，看有多少射线被吸收了，有多少散射了。
多出来的东西
1929年，赵忠尧发现不对劲了。
当他用硬伽马射线轰击轻元素（比如铝）时，数据挺正常，符合公式。
但当他换成重元素（比如铅）时，数据不对劲了。
铅板吸收的射线量，比理论公式算出来的要多。而且多出很多。
这就是著名的“反常吸收”。
赵忠尧很慌。作为一个研究生，当你的数据跟教科书和导师的预期不一致时，第一反应通常是：我是不是哪里搞砸了？
他没敢声张，回去检查仪器，重新设计实验，甚至换了更高精度的静电计。他像个强迫症一样把实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结果还是一样：铅板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更诡异的是，除了吸收多了，他还发现有一种性质特殊的辐射从铅板里“弹”了出来。这种辐射的能量非常特定，大概是0.5兆电子伏特。
这就是“特殊辐射”。
当时的赵忠尧并不知道，他其实刚刚亲眼目睹了物理学史上神奇的魔术：电子对产生和湮灭。
那个“反常吸收”，是因为高能伽马射线在铅原子核旁边突然变身了，变成了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能量变成了质量，所以射线“消失”了。
那个“特殊辐射”，是正电子在生出来之后，马上又撞上一个电子，俩人同归于尽（湮灭），重新变回了两道光（光子）。
他手里拿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反物质的实验证据。
捅了马蜂窝赵忠尧拿着数据去找密立根。
密立根看了一眼，眉头紧锁。这数据让他很不爽，因为这不符合他关于宇宙射线的理论。老头子的第一反应是：你肯定测错了。
但赵忠尧这次没退缩。他把厚厚的一沓实验记录拍在桌子上，告诉导师：仪器没坏，操作没误，这东西就是存在的。
密立根虽然固执，但毕竟是大师。他看着赵忠尧坚定的眼神，最终同意他发表论文。
1930年，赵忠尧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和《物理评论》上连发两篇论文，详细记录了“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
这两篇论文震动了物理学界。因为大家都信奉克莱因-仁科公式，觉得那是真理。现在突然冒出个人说“公式在重元素上失效了”，大家都很懵。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赵忠尧都测出来了，为什么他没直接说“我发现了正电子”？
因为那时候的物理学界，观念还没转过来。
当时狄拉克虽然已经预言了反物质，但连他自己都不太自信。大家都觉得那只是数学游戏。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宇宙里只有两种粒子：质子和电子。再多一种？那简直是添乱。
而且，密立根极度讨厌狄拉克的理论。如果赵忠尧敢在论文里写“这可能是狄拉克说的反粒子”，估计论文当场就会被密立根撕了。
赵忠尧极其严谨地记录了现象，但他没有迈出解释的那一步。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他只相信手里测到的数据，在没有确凿的理论支撑前，他保持了沉默。
邻居的相机就在赵忠尧隔壁的办公室，坐着另一个年轻人，叫卡尔·安德森。
他和赵忠尧是同学，两人关系不错，经常一起聊实验。
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安德森是第一批知道的人。实际上，赵忠尧的论文给了安德森巨大的启发。既然用铅板挡射线能测出异常，那能不能直接“看”到它？
安德森用的是一种更直观的武器——云室。
这东西就像个照相机，能把粒子的轨迹拍下来。如果加个磁场，带正电的粒子往左拐，带负电的粒子往右拐。
1932年，安德森在云室里拍到了一条奇怪的轨迹。它的弯曲方向跟电子相反，但质量看起来又跟电子一样。
这一次，安德森没犹豫。他结合赵忠尧之前的“反常吸收”数据，直接宣布：这就是正电子。
那张照片成了铁证。
整个物理学界瞬间沸腾。赵忠尧之前发现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反常”和“特殊”，瞬间都有了答案。
后来，诺贝尔奖发给了安德森。
安德森本人其实挺厚道。他在后来的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是赵忠尧的实验启发了他。他在写给赵忠尧的信里说，赵忠尧的实验是正电子发现史上的“必经之路”。
但诺贝尔奖委员会看重的是“定性”的那一锤子。赵忠尧不仅是敲开了门，甚至已经进屋逛了一圈，但他没把那个名字喊出来。
咸菜坛子与装乞丐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只是一个关于遗憾的学术轶事。
但赵忠尧接下来做的事情，比诺贝尔奖更重要。
1930年他回国时，导师密立根赠送给他一样宝贝——50毫克镭。
这50毫克镭，是当时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命根子。这在当时是无价之宝。
1931年，赵忠尧学成归国。那时候的中国，物理学基础几乎为零。他回清华大学教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清华大学被迫南迁。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北平。赵忠尧为了把这50毫克镭带出来，想了个绝招。
他找了个那种装咸菜的破瓦罐，把装镭的铅盒塞进去，上面盖上酸菜和烂泥。然后，这位顶尖的物理学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逃难的乞丐。
他穿着破棉袄，脸上抹着黑灰，抱着那个“咸菜坛子”，混在难民堆里，一步一步走出了北平。同行的还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
哪怕是被日军岗哨拦住盘查，甚至刺刀就在眼前晃悠，他都死死抱着那个坛子不撒手。日本人看他一身馊味，还是个要饭的，嫌弃地挥挥手让他走。
他就这样抱着全中国核物理的希望到了长沙，又辗转到了昆明。
在西南联大那些简陋的校舍里，正是靠着这50毫克镭，赵忠尧带着学生们做实验。
他的学生名单列出来能吓死人：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
中国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有一大半是他的学生。
迟到的公道1946 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试爆原子弹，邀请中国派观察员。赵忠尧作为代表去了，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准备带着采购的核物理器材回国，却被美国当局扣押（怀疑他携带核物理机密），关押在移民局拘留所，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局势愈发紧张，最后在国内浩大声援下，美国才被迫放人。
1950年，他终于回到了祖国。
他这一辈子，似乎总是和荣誉擦肩而过。
诺贝尔奖没他的份。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名单里，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他回国时间晚，且主要负责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也没有他的名字。
但他不在乎。
晚年的赵忠尧，他依然每天去高能物理所上班，哪怕已经快90岁了。
半个世纪后，诺贝尔奖评委会的一些档案解密。著名的瑞典物理学家坦格曾坦言：当年的决定是个遗憾。赵忠尧的贡献完全配得上那个奖。
李政道后来评价说：“赵老师在30年代做的那些实验，是物理学史上最漂亮的实验之一。”
但他本人对此从未抱怨过一句。
在他心里，那个“最早发现正电子的人”的虚名，远没有他后来亲手带出来的那个庞大的中国核物理学家方阵重要。
他虽然没拿到那块金牌，但他亲手把中国物理学推进了世界赛场。
1998年，赵忠尧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在他去世前几年，有人问他对当年错过诺贝尔奖怎么看。
老先生淡淡地笑了笑，说了一句大实话：“那时候，我们国家穷，被人看不起。现在不一样了。”
那个为了50毫克镭敢在刺刀下装乞丐的人，早就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