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在这里提前声明一点，笔者继写误读西游记系列的目的也是根除各种各样误读带来的历史和文学误会，不让后来的西游记研究者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里没有那种恶意攻击别人、借着打击异己错误理论抬高自己的目的。
将《西游记》与“逃避自由”联系起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视角。它主要借用了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孙悟空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转变。简单来说，这个学说认为：孙悟空最终放弃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选择戴上紧箍咒、走上取经路，本质上是一种对“自由之重负”的逃避。该学说的第一阶段：花果山的“原始自由”，这是孙悟空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他自封“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象征了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原始自由。但这种自由也伴随着孤独和不安，因为没有秩序，也就没有归属感。第二阶段：五行山下的“不自由”，大闹天宫的代价，是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对绝对自由的惩罚和否定。孙悟空从“自由”的极点，被抛向了“不自由”的极点。第三阶段，取经路上的“新自由”。戴上紧箍咒、护送唐僧取经，孙悟空看似失去了自由，却获得了一个身份、一个群体和一个目标。他不再是与整个世界对抗的孤独反叛者，而是取经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紧箍咒是束缚，但也是他与秩序和解、融入社会的契约。
从弗洛姆的角度看，这种转变就是“逃避自由”的典型路径，个体在体验到伴随绝对自由而来的孤独、不安和无力感后，会倾向于放弃部分个性自由，去寻求与某种权威或社会秩序建立联系，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这个学说并不是说《西游记》是一部宣扬“逃避可耻”的作品，而是揭示了人类在“追求自由”与“渴求归属”之间一个永恒的悖论。孙悟空的成长，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英雄变成一个奴才，而是经历了从否定秩序、到被秩序规训、最终在秩序中找到新的位置和意义的复杂过程。同时，这个观点也需要放在中国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背景下理解。当时的个性解放思潮（如李贽的“童心说”）与传统的宗法集体主义产生了激烈碰撞。孙悟空最终的皈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个人自由精神的困境，却难以真正脱离社会秩序而独立存在。
国内持类似观点的以为著名文学家的原文：
还回到《西游记》，在我看来，它就是其核心奥秘都是远离信仰与爱的因为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新儒家、新道学、新禅宗的形象文本。后来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中有惊天一问：“敢问路在何方？”就正是《西游记》原著所要提出的问题。而 “路在脚下”，则是它的回答。我已经分析过，这并非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可是，对于一个始终拒绝信仰与爱的文化来说，你又能指望它做出什么回答？记得一生坎坷的苏东坡在爬山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树木掩映的山巅小亭，于是，他突然悟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顿时，他感到自己有如脱钩之鱼。于是，庄子的“大鹏”化身为苏轼的“孤鸿”，它“偶然留指爪”、它“那复计东西”、它“拣尽寒枝不肯栖”。你们在参观敦煌、云岗、龙门石窟时候是否注意到过那个飞天的形象？这也是中国人以“逍遥”来取代印度的“解脱”的美学象征，从此，就是石窟艺术的美学亮点从来自印度的佛像向有“中国特色”的飞天的转移。而禅宗在被问及“何处来，何处去”的问题时。其公认最最聪明的回答竟然是：“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显然，对于来自“西天”的思想，中国人总是要不遗余力地加以富于“中国特色”的改造，总是要不遗余力地使其仍旧回到自己的思想轨道。在《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那就是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称为《多心经》。在第19回、第32回、第43回、第93回你都可以看到，可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的“般若”是智慧、“波罗”是彼岸、“蜜多”是到达，把“蜜多”拆开，组成了怪诞的《多心经》，这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学习态度是何等的不认真啊。确实，这样一种文化，你可以指望它回答那个千年一律的老问题“怎么活着”，但是却绝对不可能指望它回答那个令人困惑不解的新问题“为什么活着”，除了抵制神性思维，除了把一个受苦的佛教改造为一个享受的禅宗，除了以个体逍遥取代“救赎之心”，它也确实做不了别的什么。
注：本文参考部分专业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