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这座扼守京杭大运河咽喉、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城，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生死一线。

当时的舆论场上，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不少人甚至满怀期待，因为从账面数据来看，这无疑是一场稳操胜券的“富裕仗”。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手握足足29万大军，麾下囊括了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庞炳勋的第二军团等诸多兵力，而他们的对手，仅仅是日军矶谷廉介中将率领的第十师团，兵力不过3万人。

十比一的兵力差距，再加上台儿庄独特的地理优势，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任谁看，这都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包围战，是中国军队洗刷耻辱、重创日军的绝佳机会。

当时有外国记者在战前采访李宗仁，直言不讳地问他，是否有把握在台儿庄歼灭日军主力，李宗仁只是平静地回答：“中国军人的骨头，比台儿庄的城墙还硬，日本人想踏过去，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没有人会想到，这句看似坚定的回答背后，藏着多少无奈与悲壮；也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富裕仗”，最终会变成一场尸山血海的屠宰场。

战役结束后，一份简短的战报被送到了全国各地，寥寥数字，却让整个中国陷入了沉默：杀敌一万余，自损五万。

一万对五万，这样悬殊的伤亡比例，哪里是什么大捷，分明是用五条中国士兵的性命，换一条日军士兵的性命，是一场以血肉之躯填平火海的血祭。

多年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台儿庄大捷，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悲壮的胜利，它不是战术上的成功，而是精神上的觉醒，是中国人用生命告诉世界，我们不会屈服，不会投降。”

而这场悲壮胜利的背后，是一段被很多人忽略的真相：当时的中国，在工业实力上与日本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靠人数就能弥补的，更不是靠勇气就能抹平的。

很多人被“29万大军”这个数字骗了，他们不知道，这29万人，并不是全部集中在台儿庄城内，而是分散在整个第五战区几百公里的战线上，既要防守日军的侧翼进攻，又要牵制日军的增援部队，真正能直接投入台儿庄主战场、堵在城门口跟日本人拼刺刀的，在战役初期，只有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三个师，兵力不过三万余人。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三个师，大多是地方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简陋到了极点，甚至不如日军的一支普通联队。

反观日军第十师团，作为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被誉为“钢军”，装备了完整的重炮旅团和坦克中队，是真正的机械化怪兽。

日军的150毫米榴弹炮，射程远、威力大，备弹足足有两万发，几乎是无限量供应，每一次炮击，都能将台儿庄的城墙炸出一个巨大的缺口，将民房夷为平地，炮弹落下的地方，寸草不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和血肉模糊的尸体。

有当时参加战役的老兵回忆，日军的炮击就像下雨一样，不分白天黑夜，他们只能躲在简陋的战壕里，双手抱着头，听着炮弹在耳边呼啸、爆炸，泥土和碎石不断落在身上，很多士兵还没看到日军的影子，就被炮弹炸伤、炸死。

而中国军队手里，最好的武器就是“汉阳造”步枪，这款步枪，很多还是清朝末年生产的老古董，枪身锈迹斑斑，枪管老化，打不了几枪就会炸膛，不少士兵因为枪支炸膛，双手被炸得血肉模糊，甚至失去了生命。

除了步枪，士兵们手里就只有大刀和手榴弹，手榴弹的数量也十分有限，很多士兵身上，只能分到两三颗手榴弹，不到万不得已，根本舍不得使用。

更要命的是，中国军队当时的反坦克能力几乎为零，面对日军的坦克，士兵们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击武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坦克像压路机一样，碾过战壕，碾过士兵的身体，将中国军队的防线撕成碎片。

96岁的抗战老兵孙殿修，当年是孙连仲部31师的传令兵，他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神情激动：“日军的坦克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把集束手榴弹绑在身上，在战壕里等着，等坦克履带压过头顶的那一刻，拉弦，把自己炸成肉泥，顺便崩断坦克的一条履带。”

孙殿修说，他亲眼看到很多战友，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冲向日军的坦克，每一次爆炸，都能看到一团火光，都能听到一声巨响，而那些战友，再也没有回来过。

数据是冰冷的，也是最诚实的。

根据战后史料记载，在台儿庄战场上，摧毁一辆日军坦克，平均需要消耗30到50条中国士兵的性命，有时候，甚至需要上百名士兵前赴后继，用身体挡住坦克的前进路线，用生命换取一次反击的机会。

有军事专家后来分析，当时的日军坦克，虽然在现在看来，性能并不先进，但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却是无解的存在，因为中国军队没有反坦克炮，没有火箭筒，甚至没有足够威力的手榴弹，只能用最原始、最悲壮的方式，与坦克同归于尽。

矶谷廉介之所以敢带着3万人，孤军深入，冲进台儿庄这个“口袋”，并不是他疯了，也不是他轻敌，而是他看准了中国军队火力的极度贫血，看准了中国军队装备的极度落后。

他赌的是，中国军队的子弹打不穿他的坦克装甲，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会被他的“火海战术”烧干；他赌的是，中国军队会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不堪一击，会主动溃散、投降。

事实证明，他前一半赌对了，中国军队的装备确实落后，中国士兵的伤亡确实惨重，但他低估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低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情怀，低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精神。

很多人都说，台儿庄大捷的“入场券”，是滕县的尸山血海换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938年3月16日，就在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之前，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带着5000个穿着草鞋、背着大刀的四川娃子，进驻滕县，奉命死守这座城池，牵制日军的进攻，为台儿庄的布防争取时间。

当时的滕县，城墙低矮，防御工事简陋，而王铭章率领的122师，更是一支装备极差的杂牌军，士兵们大多来自四川乡下，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手里的武器，除了少量的步枪和大刀，几乎没有其他重武器。

他们面对的，是日军第十师团的第十联队，兵力足足有一万多人，装备精良，还有飞机、重炮和坦克的支援。

战役打响后，日军首先对滕县进行了疯狂的炮击和轰炸，飞机在头顶盘旋，不断投下炸弹，重炮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城墙上，不到半天时间，滕县的城墙就被炸得千疮百孔，多处出现缺口。

王铭章知道，滕县是台儿庄的门户，一旦滕县失守，日军就会长驱直入，台儿庄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所以，他下达了死命令：“死守滕县，与城池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算战至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后退一步。”

这三天三夜，滕县的战场上，没有战术，没有技巧，只有最惨烈的死扛。

日军一次次冲进城池，中国士兵就一次次冲上去，用大刀砍，用手榴弹炸，用身体挡，哪怕身上中弹，哪怕身负重伤，也绝不后退，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拉上一个日军垫背。

士兵们没有粮食，就吃地里的野菜、树皮；没有水，就喝自己的汗水、血水；没有药品，就用布条简单包扎一下伤口，继续投入战斗。

有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知道，我们必死无疑，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土地，守住自己的家园，就算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有价值。”

这三天三夜，滕县的街道被鲜血染红，到处都是尸体，有中国士兵的，也有日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甚至堵塞了街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让人窒息。

122师的5000名士兵，打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个伤员，几乎全员阵亡，建制彻底被打垮。

1938年3月18日，滕县县城被日军攻破，王铭章师长没有选择撤退，他兑现了自己“死守滕县”的军令，在西门城楼指挥士兵们进行最后的抵抗，不幸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壮烈殉国，年仅45岁。

日军为了泄愤，竟然残忍地将王铭章师长的尸体，挂在城头的电线杆上示众，企图以此震慑中国军队，摧毁中国军人的意志。

可他们不知道，王铭章师长的牺牲，不仅没有摧毁中国军人的意志，反而激发了更多中国士兵的斗志，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后来，有学者评价滕县保卫战：“滕县一战，川军122师用自己的生命，卡住了日军的喉咙，为台儿庄战役的布防争取了宝贵的三天时间，如果没有滕县的死守，就没有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川军的功绩，永载史册，川军的精神，永垂不朽。”

滕县失守后，日军第十师团的主力部队，直奔台儿庄而来，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而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比滕县保卫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台儿庄城内，很快就变成了一座“绞肉机”。

负责守城的，是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31师，师长池峰城，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深知台儿庄的重要性，也知道，这场战役，只能胜，不能败。

为了鼓舞士气，也为了随时掌握战场形势，池峰城将自己的指挥部，搬到了离火线只有两百米的地方，这里，随时都有可能被日军的炮弹击中，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日军的袭击，但池峰城丝毫没有畏惧，他说：“士兵们都在前线拼命，我作为师长，不能躲在后方，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并肩作战，共赴国难。”

日军的进攻十分猛烈，飞机、重炮、坦克轮番上阵，台儿庄城内的建筑，被炸毁了一遍又一遍，城墙被轰塌了一次又一次，中国士兵们就在断壁残垣之间，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很快，日军就攻占了台儿庄全城的五分之四，将中国军队压缩在城西北角的几座庙宇和碉堡里，包围圈越来越小，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这时候，战场上已经没有了前后方的区别，每一堵墙，都是一条战线；每一间屋子，都是一个碉堡；每一个士兵，都是一道防线。

士兵们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将民房炸通，把每一间屋子都变成了碉堡，实行“焦土巷战”，他们躲在墙角、躲在废墟里，趁日军不注意，就冲出去，用大刀砍、用手榴弹炸，与日军展开近距离的白刃战。

104岁的抗战老兵王景芳，当年是40军39师的副营长，他回忆说：“当时的台儿庄，到处都是枪声、爆炸声、惨叫声，我们和日军混战在一起，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战友，只能靠衣服的颜色来分辨，战死的人血肉模糊，很多人到最后，都没有留下完整的尸体。”

王景芳还回忆道，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日军的重机枪子弹从前胸射入，后背左肩胛处炸开一个大洞，血流不止，昏死过去，是他的勤务兵冯家祥，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他在河沟里爬行了200多米，才把他救回了战壕，当时，他的左臂已经掉了半个，勤务兵用一根铁丝，才把他的左臂拴住，没有散架。

后来，他被送到当地一家教会医院，由美国传教士医生做了手术，才保住了一条命，但也落下了终身残疾，而他的勤务兵冯家祥，在后来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再也没有回来。

在台儿庄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一次夜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