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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血雨之中,是什么促使袁氏家族从明哲保身到挺身入局?

第二次党锢之祸,是以一场极为激烈而血腥的对抗拉开序幕的。

168年,汉灵帝即位,窦妙被尊为皇太后。窦武以皇太后之父的身份出任大将军,陈蕃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共掌朝政。

显然,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未达到削弱士族的效果。汉桓帝刚死,坑灰未冷,士族便试图卷土重来,全面接管朝政。

只不过,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此时,北军等中央军核心早被宦官渗透殆尽。尚书台这样的决策中枢,仍牢牢攥在宦官手中。而位居三公的胡广,面对激烈斗争,只求难得糊涂、明哲保身,史称“天下中庸有胡公”。

因此,当窦武、陈蕃准备诛杀宦官时,才发现根本调不动军队。他们的奏折又被宦官轻易窃取,计划全部走漏。

宦官利用手中优势,抢先争取到汉灵帝与乳母的支持,一举封锁了信息渠道,垄断了诏令话语权。

曹节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并杀勋;出郑飒,还兵劫太后,夺玺绶。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飒等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

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核心权力全部倒向了宦官一边。士族依旧处于下风。

在此局面下,士族的反抗只能是徒劳。

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其兄子步兵校尉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

窦武虽凭大将军的权威,争取到了北军支持,但宦官手握圣旨,能够调动的资源远胜于他。

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还京师,曹节等以奂新至,不知本谋,矫制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奂率五营士讨武。

这几乎是一场一边倒的讨伐。即便张奂没有回到洛阳,宦官照样可以通过圣旨召集更多勤王之师。

所以,士族的失败是注定的。

陈蕃、窦武被杀。随后,朝廷对士族的打击,远比第一次党锢之祸更为残酷。

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直到八年之后的176年,高压仍在持续。

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这场接近二十年且力度持续不减的浩劫,将士族势力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生死存亡之际,作为士林最后砥柱的袁氏家族,终于走向了政治前台。

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

……

汝南袁氏,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家族。

八十余年前,袁安以审理楚王刘英谋反案为起点,持法中允,既全宗室体面,又安天下人心。继而联结士林,力抗外戚,终使权倾朝野的大将军窦宪轰然倒塌。汝南袁氏“四世三公”的门阀气象,由此得以奠基。

八十余年后,宦官势焰熏天,士族零落如草。危急关头,袁氏家族又将如何绝地反击,在惊涛骇浪中,再次攀上荣耀的巅峰?

在了解袁绍的崛起之前,我们不妨先复盘一下袁氏家族的历史。

袁氏究竟靠什么成就了“四世三公”的辉煌,打造成了政坛常青树的神话?他们又是如何在党锢之祸中逆势起飞,操纵天下大局的?连陈蕃、窦武都搞不定的宦官势力,他们为何偏要在党锢之祸的中后期顶风而上,与之对抗?党锢前期,袁氏家族坐视窦武、陈蕃败亡却不闻不问,到了中后期却积极出手救助士人,这背后的底层逻辑,究竟何在?

汝南袁氏

要弄清袁氏家族逆袭的背景,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党锢之祸,以及那帮士人与皇权的斗争史。

梁冀是大将军梁商的儿子,倚仗两个当皇后的妹妹,把持朝政近二十年,连换三个皇帝,时人称为“跋扈将军”。

在宦官和士族的联手下,汉桓帝刘志一举铲除了梁冀及其家族。

梁冀与妻子孙寿自尽后,其族人被处决者数十人。三公之中,太尉胡广被免职,司徒韩演、司空孙朗被逮捕下狱。其余与梁氏有关联的官员、门客,三百多人悉数免职,朝堂上下,为之一空。

朝廷为空,惟尹勋、袁盱及廷尉邯郸义在焉。

梁氏家族倒台,固然是大快人心,但随之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与隐患:梁氏党羽被清洗,朝堂从上到下瞬间空出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些空出来的职位、权力,究竟会落入谁手?

有人会说,当然应该全归汉桓帝刘志掌控。

名义上虽如此,可刘志是在宦官和士大夫两大势力的鼎力相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扳倒梁家的。这本身就说明,刘志手下的心腹体量有限,远不足以独自吞下梁冀留下的权力版图。

那么,多出来的权力空间,就必然会被多方势力瓜分。可这些势力一旦膨胀起来,又能否被有效约束?

汉桓帝是个强势的皇帝,绝不允许任何一方染指他的权柄。

他先是联手外戚和宦官,打压士族;随后又借助士族之手,打压单超、徐璜、唐衡等宦官“五侯”,没收其全部封地,五侯专权被彻底终结,宦官势力也基本清零。

紧接着,刘志又将矛头对准了皇后与外戚。他逼皇后邓猛女自尽,将其家人尽数诛杀。邓氏家族前后不过发展了四年左右,就被集体销号了。

此时朝堂上的结构变得异常清晰:除了刘志本人,就只剩士族、宦官和外戚。

如今宦官和外戚的势力已被清零,他们留下的权力空间,刘志一口肯定吞不下去。于是,仅剩下的士族,就被养肥了。

邓猛女死后,刘志本想立田圣为新皇后。可在士族的一片反对声中,刘志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转而接受士族的建议,立窦妙为皇后。

太尉陈蕃亦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窦贵人为皇后。

士族已开始干预皇后的废立,这无疑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这意味着,接下来士族将在朝堂上一家独大。

如果任由士族这么发展下去,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左右朝局,上演一出东汉版的王莽之乱。

这,便是党锢之祸发生的背景。

党锢之祸

有人可能会疑惑:你说了这么多,跟袁氏家族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段时期,恰恰是袁氏家族发展的黄金期。

袁绍的高祖父袁安,正是靠着与宦官、外戚的斗争起家的。他面对外戚窦宪专权,屡次直言谏诤,并拉上周瑜的高祖父周荣等名士联手协作,支持汉和帝一举扳倒了窦宪。袁安由此得到重用,出任司徒,在朝中威望极高。这便奠定了袁氏“四世三公”的基本盘。

吃尽了反对外戚的红利之后,袁氏家族转而低调起来,以免自己成为下一个靶子。

袁安之子袁京,隐居于豫章郡宜春县,潜心研究孟氏《易》,成为东汉一朝影响力仅次于严子陵的隐士。

袁京这项基础性研究,给袁氏家族带来了深远影响:

其一,孟氏《易》可用于预测,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又暗合权谋手段,颇具实践价值;

其二,孟氏《易》属儒家经学体系,因为相对小众,很容易搞出成果。凭借这些学术成果,袁氏家族可以弯道超车,迅速提升在士林中的地位;

其三,通过蛰伏,躲过了朝廷的迫害。袁京的兄弟袁敞在司空任上被罢免,后因不愿屈从外戚邓氏而自尽。袁京退隐,不失为一招以退为进的妙棋。

这样一来,袁家几乎没有遭受大的打击,一直保持着匀速增长。

到了袁绍的上一辈,袁氏依然保持中立、不出风头,受到各方欢迎。

这一点,从袁绍继父袁成的做派便能看出来——他解锁了与外戚的关系。

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袁成只是当时袁氏家族的一个缩影。他的兄弟袁逢、袁隗等人,都是闷声发大财的高手,他们低调地将各方关系打理得妥妥帖帖。甚至,还有袁氏族人打入了宦官队伍。

逢弟隗,少历显官,先逢为三公。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

这位名叫袁赦的族人,出任了中常侍。中常侍是常伴皇帝左右的宦官,东汉末年员数为十二人。他们身处中枢决策圈,负责传达诏令、掌理文书,秩比二千石。虽非外朝高官,可一旦抱团,就能形成干预朝政的强势力量。

(邓)宣家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告宣。宣驰入以白帝,帝大怒,遂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谋诛冀。

梁冀想杀皇后邓猛女的母亲宣,派出的刺客恰被袁赦发觉。经袁赦提醒,宣驰入皇宫向刘志告发,刘志这才下了诛杀梁冀的决心。

可见袁赦曾发挥过关键作用,在宦官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

这便让袁氏家族奇迹般地在外戚、宦官、士族之间游刃有余,无论在哪一方,都有自己人。

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袁氏家族的影响力,由此远超一般权贵。

低调而圆润的袁氏家族,好似卡皮巴拉,成了各方都想争取的对象。

正是这份特质,让袁家在党锢之祸来临时,有实力,也有底气,去完成那场逆势起飞。

袁氏家族

前面说到,陈蕃、窦武等人联手劝谏,迫使刘志改立窦武之女窦妙为皇后。通过这一操作,士族势力便由朝堂渗透进后宫,进一步挤压了皇权。

刘志被迫反击,于是发起了党锢之祸。

166年,南阳功曹岑晊劝南阳太守成瑨收捕在当地的外戚张汎等人。即便刘志随后下达了大赦天下的命令,岑晊却置若罔闻,强行诛杀张汎,又杀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然后才上奏朝廷。

地方士族豪强与宦官、外戚势力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刘志终于亲自下场,开始对士族进行打压。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刘志大怒,诏令全国,逮捕李膺、陈寔等二百多名“党人”。有人逃走,便悬赏捉拿。一时间,捉拿“党人”的使者络绎于途。

士族也全力反击。

太尉陈蕃上疏极谏,刘志不听,找了个茬将他罢免。

但士人们没有放弃。

紧接着,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共同上表为党人求情。

刘志终于意识到,士族的根基仍然深厚,远不是抓两百个党人就能打下去的。他最终无奈妥协。

刘志下诏释放党人们回家,但仍对其实施终身禁锢。第一次党锢之祸,便告一段落。

这种力度的打击,显然无法约束士族的快速膨胀。

两年之后,168年,士族与宦官的纷争再起。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述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所发生的那一幕。


……


问题是,为什么直到第二次党锢之后中后期,袁氏家族才肯出手?

因为此前袁氏家族的风格一直是稳步发展,不像陈蕃、窦武这类后起之秀那样大开大合。

他们早自袁安时代便完成了权力的原始积累,在朝中地位根深蒂固,人脉深广。

袁氏前辈是研究《周易》的大师,处世之道主打左右逢源、趋吉避凶。这种大智慧,岂是陈蕃、窦武这些士族新生代所能及?

况且,不论陈蕃、窦武胜出,还是宦官得势,袁氏家族都能安然无恙。并且凭借其超大体量,还会被获胜者笼络,从中坐收红利。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党锢之祸中期往前,几乎看不到袁氏家族的影子。陈蕃、窦武闹得再大,也不过是宫廷之争,对袁家而言无关痛痒。

但到了党锢之祸后期,宦官们开始图穷匕见。

他们试图对整个天下士族进行约束和打压。这,便触及到了袁氏家族的底层利益。

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依据东汉末年察举制的运行逻辑,士族正是通过彼此抱团,才实现了势力的爆发式发展,进而垄断朝局。

这种发展模式的终极形态,便是“四世三公”。其代表便是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家族。他们长期占据三公九卿等朝中要职,通过相互举荐,织成一张庞大的人际网络,门生故吏遍天下,几乎垄断了人才选拔渠道,甚至形成了“汝南官,袁家管,姓袁不姓汉”的奇观。

袁氏家族存在与发展的根基,便是天下士族这张巨大的人脉网络。

如果士族遭受灭顶之灾,袁氏家族的地位便难以为继。

这,才是党锢之祸中后期,袁氏家族终于出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