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天安门国宝劫案：西周青铜器神秘失踪，青年职员身陷嫌疑漩涡......

1959年8月，盛夏的北京热浪滚滚，国庆十周年大庆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街头巷尾红旗飘扬，工地上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片沸腾的喜悦中。

天安门广场作为大庆的核心地带，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然而，就在这片喜庆的氛围下，一场风暴悄然酝酿。

天安门前的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接连发生了两起足以震惊全国的国宝盗窃案。

先是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的金册在严密看守下不翼而飞。

这件文物不仅是清代皇权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见证。

紧接着，相距不远的国家博物馆传来更令人不安的消息——陈列室内的西周青铜器“史孔和”，在一夜之间神秘失踪。

这件青铜器虽体积不大，却因铭文“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而身价无量，被认为是研究西周计量单位和农业史的稀世之宝。

两起案件接踵而至，时间之近、地点之敏感，令人不得不怀疑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事件都可能被赋予政治意义。

案件发生后，立即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有人提出，这或许不是单纯的盗窃，而是蓄谋已久的政治破坏，意在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大庆抹黑。

甚至有人猜测，这可能与台湾方面或西方反华势力有关，若国宝流失海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案件的严重性迅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两份详细的案情报告被紧急送至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很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及国家博物馆联合成立专案组，限期侦破此案，确保大庆不受影响。

专案组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故宫金册案因现场留下了多处明显的犯罪痕迹，侦查方向明确，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并成功破获。

然而，“史孔和”案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头绪。

国家博物馆作为新落成的“十大建筑”之一，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地位显赫。

为了迎接大庆，全国各地无偿调集了无数国宝级文物汇聚于此，仅奴隶社会陈列大厅就展出了大盂鼎、司母戊鼎、虢季子白盘等重器，堪称世界文博史上的奇迹。

如此重要的场所，保卫工作本应滴水不漏，但“史孔和”的失踪却暴露出难以忽视的漏洞。

专案组初步分析，这极有可能是内部人员监守自盗，案件的复杂性远超想象。

丁大华，一个刚走进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小青年，原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份神圣的事业中，却没想到会卷入这场风暴。

作为负责看守第19号展柜的员工，他亲手清点过包括“史孔和”在内的17件青铜器。

那天临下班前，他还特意数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离开。

然而，第二天清晨，当他再次走进陈列室时，却发现“史孔和”已不翼而飞。

震惊之余，他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专案组很快将他列为第三号嫌疑人，理由很简单——他是最后一个接触文物的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怀疑，他的内心充满不安，但又无从辩解，只能默默等待调查的结果。

“史孔和”失踪的消息在国家博物馆内部掀起轩然大波。

专案组迅速展开调查，将案发时间初步锁定在8月17日下午1时至18日清晨8时之间。

这段时间内，丁大华作为负责看守第19号展柜的员工，最后一次清点文物后离开，而后赵桐臻和杨文和分别接手了夜班值守。

他们三人因此被列为首要嫌疑人，成了调查的重点对象。公安部刘副部长亲自到场，与他们一一谈话，语气虽平和，却透着不容忽视的严肃。

刘副部长说：“不管是谁，也不管什么原因，就算一时犯糊涂吧，悄悄地拿走了文物，只要能把它交回来，或者暗地里给放在哪个能让人找得到的地方，可千万别弄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能找到‘史孔和’，这事就过去了，也绝对不再追究。”

现场一片沉默，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无人回应。

专案组的调查范围迅速扩大，将博物馆内所有人员按接触文物的程度分为三圈。

第一圈就是丁大华和赵桐臻、杨文和；

第二圈包括“奴隶社会组”及临近展厅的全体人员；

第三圈几乎囊括了所有与博物馆有过接触的人，甚至连在展柜旁刷油漆的两名女工都被牵连进来。

与此同时，公安部向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沿海港口、边防检查站及解放军部队发出绝密通告，要求全力协助侦破此案。

海关从即日起封闭古董及工艺品进出口通道，外交部等部门也收到案情通报，严令对海外封锁消息，任何人泄露案情将以严重违法乱纪论处。

案件的政治影响远超想象。

周总理在批示中明确指出，此案不仅关乎文物安全，更涉及十年大庆的声誉。

若“史孔和”流失海外，极可能成为台湾方面和西方反华舆论攻击的武器，后果不堪设想。

专案组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博物馆内部的气氛也变得异常紧张。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被牵连，而丁大华作为直接看守者之一，压力更是无处不在。

调查进入白热化阶段，专案组将博物馆从里到外翻了个底朝天，连大件文物的内部都逐一检查，却依然找不到“史孔和”的踪迹。

问讯室成了他们三人最常去的地方，丁大华、赵桐臻和杨文和被反复询问当晚的每一个细节。

某次问讯中，丁大华被安排在长条桌正中的位置，对面就是主持问讯的侦查处长李宝亭，而赵桐臻和杨文和分坐两侧。

这种安排让丁大华感到不安，仿佛他的嫌疑已悄然升级。

李宝亭直视着丁大华，语气冷硬。

侦查处长李宝亭问道：“大华同志，我觉得你说得还很不够。你再把17号那天下班前的经过说一遍，一分钟一分钟地说。你再细想想，你离开时柜子里到底是多少件文物。你的这段记忆直接关系到这个案子的侦破方向，我们希望你再慎重地好好想一想！”

丁大华脑子里一片混乱，努力回忆着：“17件！也许是18件吧……不，就是18件……”

好不容易说完，他只觉得全身虚脱。

问讯的压力不仅来自专案组，也来自丁大华自身。

他开始被迫“自我揭发”，承认自己有作案的可能：刚出校门，经济拮据，可能想偷文物换钱；父亲曾是古董商，懂行情，可能指使他作案；那天四周无人，他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顺手牵羊。

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心，可他别无选择，只能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丁大华的家庭也因案件受到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