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场屠杀绝非偶然,而是仇恨在长期、有系统的纵容下,必然结出的恶果。悲剧的种子早在2023年10月7日后就已埋下。在澳大利亚,反犹情绪并未止于言论,而是以惊人的速度暴力化、实体化。犹太餐厅、教堂、托儿所接连成为袭击目标。枪击案发生前一年内,反犹事件数量激增至此前年均水平的近五倍,纵火等恶性犯罪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连串事件并非孤立。他们是极端分子在系统性试探社会底线与政府反应。当破坏财产几乎无需代价,暴力的矛头便自然转向更脆弱的目标——人。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的应对方式,被批评是这场灾难的隐形推手,其策略暴露出致命矛盾。看似表面平衡,任命所谓“反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犹太主义特使”,摆出中立姿态。实质是一种纵容,为争取关键选票,不仅表态承认巴勒斯坦国,更放任内阁成员公开批评以色列。
这种“两边都讨好”的中间路线,实则是“两边都不敢得罪”的懦弱。它将少数族群的安全视为可以交易的政治筹码,向极端分子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是“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
其实悲剧早有预兆。2024年8月,澳大利亚已查明两起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的反犹袭击,但政府反应仅限于外交驱逐,未升级国内实质性防范措施。情报部门在恐怖袭击前已掌握其中一名枪手的信息,却低估其威胁,未能提前阻止。

此案最尖锐的讽刺在于:澳大利亚以严格控枪著称,但凶手却获得了能够进行远距离扫射的步枪和爆炸物。这暴露的不仅是情报失败,更是整个安全体系在政治绥靖下的失效。
邦迪海滩的鲜血,浇灭的不仅是节日的烛光。它彻底撕碎了澳大利亚 “多元文化”的华丽外衣,暴露出当安全承诺沦为政治工具时,整个社会是多么脆弱。
此次恐怖袭击还暴露了一种令传统安防体系失效的新型威胁模式——“无边界战争”。传统恐怖袭击通常有组织、可追踪,情报部门能通过内部渗透和其他手段获取线索。而“无边界战争”更多由贫富差距、民族矛盾、宗教仇恨、种族歧视等复杂社会情绪发酵驱动,表现为“独狼”或小团体的随机作案,极难预测和防范。

此次血案还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西方移民难民政策。是资本利益与民众安全的背离。欧美政客的政策制定常向资本需求倾斜。资本主义体系需要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维持利润,因此倾向于打开移民大门。然而,由此引发的社会融合问题、文化冲突和安全风险,代价却主要由普通民众承担。精英阶层可居住在安全社区或移居他国,远离其危险后果。
是政治正确的绥靖与安全的失守。为争取选票或维持“多元”形象,政府可能对社区内滋长的极端言论或潜在威胁采取绥靖或忽视态度。这种对仇恨苗头的纵容,无异于“养虎为患”。政策在“人道主义”口号与民众真实安全感之间撕裂,在资本家的劳动力需求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间撕裂。若不解决这些矛盾,移民与难民问题带来的社会动荡恐将愈演愈烈。
悉尼的枪声还为我国敲响了警钟。移民政策必须慎之又慎,我国多民族社会当下的和谐稳定是历经多年努力形成的宝贵平衡。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56个民族紧密团结,亲如一家。这样的局面是来之不易且弥足珍贵的。必须坚持符合国情的移民政策,篱笆墙要扎牢,避免被不切实际的“敞开国门”论调和“圣母”言论带乱节奏,引入不可控的社会风险(也许读者中有广州的朋友,您那里的黑哥哥们究竟给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您应该是深有体会)。
我们同情世界人民的苦难,不等于要无选择无条件地接纳难民。部分舆论“既然同情为何不接来”的质问,是偷换概念的道德绑架。中国式的善良是通过帮助发展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如在非洲教种田、修路),甚至是军事上的帮教(如卢旺达的装备、战术和阅兵时喊出的“向右看一二”),赋能当地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从根源上减少难民产生,而非简单引入隐患。

悉尼海滩的鲜血,是极端仇恨的爆发,更是西方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治理困境的集中显影。它警示世界:当贫富、宗教、族裔的裂痕被漠视,当安全让位于短视的政治或经济算计,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悲剧从来不是突然发生,它只是在每一次“算了吧”的默许中,在每一次“没必要”的忽视中,悄然积蓄力量,直至爆发。这次是犹太社区,下一个又会是谁呢?当一个社会开始对不同群体的安全进行“选择性保障”时,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安全。
对于我国而言,唯有立足自身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致力于共同发展,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