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连绵的阴雨笼罩这间逼仄的病房,空气里泛起潮湿的霉味时,我的耳边就会准时响起那阵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很轻,像被厚重的棉被捂着,却能轻易穿透八十多年的岁月,如同尖锐的生锈铁钉,死死钉进我衰竭的大脑里。
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没有恐惧,反而在心底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具装满罪恶的躯壳早该腐烂,我不怕死,我怕的是苟活。我更怕的是,当我闭上眼睛,要去往那个必然属于我的地狱时,我该如何面对那些在血泊中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我叫本多,曾是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一名士兵。在这个即将咽气的时刻,看着电视里那些穿着笔挺西装、在镜头前衣冠楚楚地否认历史的政客,我只觉得反胃。他们没有闻过人血在寒冬里结冰的腥气,没有见过人的内脏是如何流出体外的。
他们不知道,在那个被称为“圣战”的年代里,我们这些被送到异国他乡的年轻人,早就被剥夺了“人”的资格,变成了一群披着黄绿色军服的野兽。
今天,我不想讲那些宏大的战役,也不想讲什么虚伪的家国大义。我只想把我这双长满老年斑的手曾经做过的孽,原原本本地剖开来。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江南的寒风冷得刺骨,冷得能把人的骨髓都冻裂。我们的部队是一路杀进那座古都周边的,连续的行军、作战、伤亡,加上长官们日复一日“中国人连猪狗都不如”的灌输,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熬成了赤红色。没有补给,没有补给线,长官的命令只有两个字:“就地征用”。
在战争的语境里,“征用”就是抢劫、杀戮和强暴的通行证。
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冬日午后,天空阴沉沉的,像铅块一样压在头顶。我们小队奉命进入一个不知名的村镇进行“扫荡”。村子已经被炮火毁了大半,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焦木和一种难以形容的肉体烧焦的味道。原本宁静的青石板路上,散落着破烂的竹筐、带血的布鞋,还有倒在路边的老人和男人的尸体。
没有反抗力量,所有的青壮年男人不是被杀,就是已经被抓走当了挑夫。剩下的,只有老弱妇孺。
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这不叫屠杀,这叫“找乐子”。长期的恐惧和死亡压力,在没有约束的平民面前,扭曲成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狂欢。我的班长是个在北海道当过屠夫的男人,他一脚踹开了一户人家半掩着的木门,门轴断裂的刺耳嘎吱声,拉开了那场梦魇的序幕。
“搜!把值钱的,还有女人,都拉出来!”班长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亢奋。
这几乎是我们当时的常态:我们看见年轻女子就往外拖,连喂奶的妇女也不放过。
我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跟着另外两个老兵冲进了那间昏暗的正屋。屋里光线很暗,陈设简陋,空气里有一种中国南方特有的腌菜味和灰尘味。我们像疯狗一样翻箱倒柜,砸碎了粗瓷水缸,挑破了米袋。就在这时,右侧的一扇小木门后,传来了压抑到极点的颤抖的呼吸声。
老兵木村狞笑了一声,猛地用枪托砸开了那扇门。
那是一间极小的柴房。灰暗的光线下,角落里的柴草堆里瑟缩着几个人影。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一幕,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绝望的画面。
最外面是一个大概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穿着粗布碎花袄,头发凌乱,脸上抹满了锅底灰,试图把自己伪装成老妪。可那双充满无尽惊恐的眼睛,和因为极度恐惧而剧烈颤抖的单薄肩膀,彻底暴露了她。
“出来吧,支那女人!”木村大吼着,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揪住女孩的头发,将她硬生生地从柴草堆里拖了出来。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她的双手死死扣住门框,指甲在粗糙的木头上刮出刺耳的声音,甚至连指甲都翻卷了过来,在木框上留下十道血痕。
但一个饿了好几天的年轻女孩,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一个成年士兵的蛮力?她被重重地摔在院子的泥地上,随后被两个士兵像拖麻袋一样,向院外拖去。她的鞋子掉了一只,白皙的脚背在粗糙的碎石地上磨得血肉模糊,绝望的哭喊声在空荡的村子里回荡,却没有一个人能来救她。
我站在原地,握着枪的手有些出汗。那时候的我才刚满二十岁,入伍前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但在那种集体癫狂的氛围中,我没有觉得怜悯,只有一种被兽性支配的麻木。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柴房时,我听到了一声细微的、被什么东西死死捂住的呜咽声。
哪是从刚才女孩藏身的柴草堆最深处传来的。
我端起枪,用刺刀挑开了那堆干瘪的稻草。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女人。她看起来大概二十多岁,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此刻,她正整个人蜷缩成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背对着我,死死地将一个什么东西护在怀里。
我用脚踢了踢她的肩膀,她猛地转过头来。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她的脸上没有抹锅底灰,苍白得像纸一样,没有一丝血色。她的眼神里没有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的崩溃和挣扎,只有一种像母狼到了绝境时,那种哀求与决绝交织的死寂。
她的衣服领口是敞开的,冷风正灌进去。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她怀里死死捂着的,是一个正在襁褓中的婴儿。那婴儿大概只有几个月大,因为饥饿和寒冷,正微弱地啼哭着。而这个女人,就在我们踹门进来的前一刻,显然正在给孩子喂奶。
按照任何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面对这样一个抱着婴儿、袒露着胸口哺育生命的母亲,任何人都应该停下脚步。因为母亲是人类繁衍和生存的根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在。但在那时的我们眼里,她不是母亲,甚至不是人,她只是“战利品”。
“喂,本多,这里还有一个!”门外的长官探进头来,眼睛里闪烁着令人作呕的光芒,“管她是不是带崽子,只要是女的,带走!”
我看着那个女人,咽了一口唾沫。女人似乎听懂了长官那句充满恶意的日语,或者说,她从我们的眼神里读懂了地狱的降临。
她没有大哭大闹,而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一只手依然死死抱着那个婴儿,另一只手颤抖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物件。她把红布抖开,里面是一只成色不怎么好的银手镯。她把手镯举过头顶,对着我疯狂地磕头,额头砸在满是灰尘的青砖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
她不懂日语,但她嘴里含混不清地重复着几个音节,那是在求我,求我拿走财物,放过她和她的孩子。婴儿因为她磕头的剧烈动作,在襁褓里大声哭嚎起来,那哭声像刀子一样割裂了柴房里令人窒息的空气。
我迟疑了。在那一秒钟里,我脑海中突然闪过远在北海道的姐姐,她出嫁后也是这样抱着我的外甥。我握着枪的手微微松开了一点。
“你他妈在磨蹭什么?!”长官一脚踹在我的大腿上,我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你想违抗军令吗?拖出去!”
在军营里,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违抗者会被立刻当成“非国民”当场处决。那仅存的一丝人性,在长官的怒吼和周围同伴嗜血的狂笑声中,瞬间灰飞烟灭。
我咬了咬牙,收起刺刀,伸手一把抓住了那个女人的头发。
她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绝望。她另一只手胡乱地在空中挥舞,试图抓住任何能够固定自己的东西,但她周围只有散落的稻草。
“走!”我怒吼着用日语给自己壮胆,像拖一条死狗一样,硬生生地把她从柴房里往外拽。
女人在地上剧烈地挣扎,她的体重加上绝望的反抗,让我拉得十分吃力。但即便在这样剧烈的拖拽中,她的另一只手始终死死地、稳稳地托着那个正在大哭的婴儿,那是她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唯一要守护的东西。
拖到院子里时,长官走了过来。他嫌女人怀里的婴儿哭得太吵,皱了皱眉头,直接伸出穿着厚重军靴的脚,狠狠一脚踢向了那个襁褓。
“不要——!”那是那个女人唯一喊出的一句我能听懂的中国话。
随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婴儿从女人的怀里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几米外的石磨旁,哭声戛然而止。
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
女人的眼睛突然瞪得极大,眼角甚至裂开了,流出了血水。她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力量,猛地挣脱了我的手,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样扑向了长官,一口死死咬住了班长的手腕。
长官疼得大叫,抽出腰间的手枪,对着女人的腹部就是连开两枪。
砰!砰!
女人浑身一震,身体软绵绵地倒了下去。但她的脸依然朝着石磨的方向,一只手向前伸着,似乎还想去够她那个再也不会哭泣的孩子。她的血在冰冷的泥地上迅速蔓延,与那个年轻女孩留下的血迹交汇在一起。敞开的胸口处,一滴乳汁顺着肌肤滑落,与殷红的鲜血混在了一起。
我站在旁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长官捂着流血的手腕,骂骂咧咧地往女人尸体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转头看向我:“看到了吗本多,这就是支那人。走,去下一个村子。”
我像个木偶一样跟在队伍后面,踩着一地的鲜血和碎玻璃,走出了那个村镇。在我们的身后,大火冲天而起,吞噬了那些无名的房屋、无辜的尸体,也吞噬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最后一点良知。
那场战争最终以日本的战败投降告终。我活着回到了日本,回到了那个被美军轰炸得满目疮痍的故乡。我在东京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后来结了婚,生了女儿,过上了所谓的“和平生活”。
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日本大步迈向了繁荣。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霓虹灯彻夜不息。每个人都在努力向前看,整个国家都在疯狂地遗忘。我的战友们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当了议员,他们在居酒屋里喝醉时,甚至会带着炫耀的口吻谈起当年在满洲、在江南“玩女人”的光辉事迹。
但我做不到。我一天也没有真正活在和平里。
每当夜深人静,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个柴房里的霉味就会钻进我的鼻腔。我会看到那个女孩翻卷的指甲,看到那个女人流血的眼角,听到那戛然而止的婴儿啼哭声。我的手心里,似乎永远残留着那个女人头发的触感,那种粗糙的、冰冷的、带着死亡气息的触感。
我开始酗酒,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我的妻子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在半夜突然尖叫着醒来,躲在墙角瑟瑟发抖。我无法向她解释,因为我不敢告诉她,每天晚上睡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是一个连喂奶的母亲都能残忍拖拽杀害的恶魔。
压垮我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外孙女出生的那一天。
那是一个春天,我的女儿在医院里顺利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当我提着水果篮走进病房时,正好看到女儿解开衣襟,微笑着给怀里的孩子喂奶。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她们母女身上,画面那么圣洁,那么温暖。
可就在那一瞬间,时空仿佛发生了错乱。我眼前的画面突然变成了八十多年前那个阴暗的柴房。我女儿的脸变成了那个中国女人的脸,她怀里的婴儿变成了那个摔在石磨旁的死婴。
“当啷”一声,我手里的果篮掉在地上,苹果滚落一地。我捂住胸口,心脏剧烈地绞痛,呼吸急促得像是在被人掐着脖子。我在女儿惊恐的呼喊声中落荒而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抱过我的外孙女。
我不敢碰她。我这双沾满中国婴儿和母亲鲜血的手,没有资格拥抱任何新生。
几十年来,我看着日本的政客们在靖国神社前大言不惭,看着教科书上的侵略历史被一点点抹去,被改写成“进出”。我的胃里总是翻江倒海。他们怎么敢?他们怎么敢抹杀那些因为我们的残暴而失去生命、失去尊严的人?
真正的地狱不在死后,而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那些被我们拖出家门的年轻女子,那些在刺刀下惨叫的母亲,她们的鲜血渗进了那片土地,也永远浸透了我的灵魂。
我曾偷偷去过一次中国,那是中日建交后的第八年。我没有去名胜古迹,而是自己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凭着模糊的记忆,回到了当年那个村镇的旧址。那里早就盖起了新的房子,修了宽阔的马路,听不到枪炮声,只有学校里传来的孩子们的读书声。
我站在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那个院子遗址的街角,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地上。我没有哭,因为我的眼泪在这片土地上显得太廉价、太虚伪。我只是把头深深地贴在地上,就像当年那个女人对我磕头一样。我跪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双腿失去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