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天陈公博就宣布解散“汪伪政府”。
在此之前，周佛海已经在上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翻脸速度比翻书还快，让陈公博大骂他是“投机政客”。
陈公博不知道的是，早在1942年，周佛海就秘密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局，在特务头子戴笠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汪精卫和陈公博早就被他卖了。
8月16日，戴笠给周佛海发去电报，要他负责接收上海，同时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
此后，周佛海大张旗鼓地接受上海，他到处耀武扬威，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他以为自己可以躲过正义的审判，蒋介石也一度打算庇护他，但在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他最终没能走出监狱。
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妻子杨淑慧曾去找周恩来求助，但周恩来的一番话，却让杨淑慧惊出了一身冷汗。
01周佛海是湖南怀化人，1897年出生，他的家庭属于破落地主阶层。
处在这个阶层的人，虽然生活不那么富裕，但骨子里依然傲气，自命不凡，总想出人头地，但这样的人品行往往不是很好，周佛海就是这样的人。
1916年，周佛海在中学读书期间，曾在作文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若吾能当上内阁总理，也不枉度此一生而光耀祖宗矣！
周佛海志向很大，后来却逐渐演变成野心。
1917年，周佛海所在的中学有几个留学日本的名额，在老师邓竹铭的推荐下，校长给了他一个名额，但必须自费。
为了筹够学费，周佛海的母亲卖掉田地和部分家产，学校和朋友也资助了他一些钱，使他得以乘船奔赴日本。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佛海接触到了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他由此对西方历史和国际形势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信仰共产主义，而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
1920年夏天，周佛海趁暑假回家省亲，逗留上海时，他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很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注意，陈独秀还专门约见了他，两人因信仰相同而一见如故，一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周佛海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他在日本鹿儿岛收到一封信，让他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他由此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
那一晚，周佛海一夜未眠，第二天便买票返回上海，与毛泽东一同担任大会记录员。
中共一大做出决策，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但他当时人不在上海，而是在广州，会后周佛海成为“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一起主持党内事务，主管经济工作，前后达两个月之久。
可以说，周佛海在党内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只要他好好干，未来定能实现他出人头地的愿望。
然而，就在党刚刚成立的这个关键时期，周佛海却因为私生活出了洋相。
事情是这样的，周佛海16岁的时候，被母亲包办了一门婚事，娶了同乡的郑妹为妻，第二年两人便生下一子周少海。
郑妹十分贤惠，在家相夫教子，虽然辛苦，却从无怨言，周佛海很感激她。
1920年周佛海回国省亲时，经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介绍，认识了上海富家小姐杨淑慧，杨淑慧受过良好教育，是新式女性，追求自由婚姻，与周佛海兴趣相投，一见如故。
在王会悟的撮合下，杨淑慧爱上了周佛海，周佛海十分心动，又不忍心抛弃郑妹，因此感到十分纠结。
回到日本后，周佛海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认为包办婚姻是旧社会的产物，自己作为新社会的人，不应该恪守成规。
于是，周佛海趁着1921年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向杨淑慧求婚了，杨淑慧答应之后，他便一纸休书抛弃了郑妹。
当时，周佛海名气很大，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他求婚成功之后，上海《时事新闻》就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周佛海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可是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
杨淑慧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在上海商界名气很大，听说周佛海有妻有子，就感到非常生气，便极力阻止杨淑慧嫁给周佛海。
然而，杨淑慧铁了心要嫁给周佛海，竟然在一个夜晚跳窗逃走，跟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当时跟周佛海情况类似的大有人在，但他处置不当，被当成了负心汉，名声逐渐败坏。
02周佛海返回日本后，与杨淑慧的生活过得很拮据，加之两人有了孩子，就更艰难了。
这时候，日本方面得知周佛海加入了共产党，便对他进行严格限制，在生活和环境的限制下，他的革命信仰开始动摇。
事实上，周佛海当初入党的动机就不纯，既是为了革命，也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当他意识到在弱小的政党内无法得到发展时，他便知难而退了。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周佛海学成归国，随即接到戴季陶邀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月薪高达200元。
戴季陶也有留日背景，之前就对周佛海十分关注，此次邀请周佛海，是为了发展壮大国民党。
周佛海接受了戴季陶的邀请，不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240元月薪邀请他当教授，他的生活一下子富裕起来。
戴季陶和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在二人的影响下，周佛海逐渐产生了脱党的想法。
这年9月，周佛海宣布退党，周恩来曾几次上门劝说，但他为了高官厚禄和个人前途，铁了心要加入国民党。
此后，周佛海拿起笔杆子，对我党发起猛烈攻击，大肆抹黑和造谣，还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因此得到蒋介石赏识，成为其麾下一位得力谋士。
周佛海下定决心效忠蒋介石，发生在北伐时期，他见蒋介石麾下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军事实力十分强劲，认为蒋介石必能掌握政权，便决定誓死效力。
为此，周佛海从汪精卫处逃走，跑去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因此大为感动，便对其加以重用。
1932年，周佛海为了进一步巴结蒋介石，特意撰写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为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提供了理论基础，蒋介石十分高兴，下令将此书定为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必读课本。
此后，周佛海官职不断升迁，一路做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军衔相当于少将，是蒋介石身边重要的智囊，也是国民党“文胆”之一。
自从跟了蒋介石，周佛海就飞黄腾达了，他更加认为自己的选择没错。
03周佛海以文笔见长，对共产党又十分了解，那时候蒋介石正在极力打压共产党，所以他便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在这个命运的关键时刻，周佛海再次做出了错误选择。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军队接连败北，日本展示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让许多人感到悲观，比如汪精卫，他就认为“抗日必败”。
与汪精卫观点类似的还有周佛海，他留学过日本，对日本也很了解，也认为中国赢不了日本。
这时候，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求和派，试图对日本人妥协，以和平方式拯救国家。
周佛海很赞同汪精卫的主张，便打算倒向汪精卫，他曾公开表示：
日本人并没有吞并中国的意思，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现在我们不去打共产党，而去惹日本人，那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
当日本“三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之后，开始对中国政治人物进行诱降，周佛海便与高宗武、陶希圣一起组织了所谓“低调俱乐部”，极力劝说蒋介石停战求和，理由是“中国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应准备外交接洽”。
此后，周佛海又给汪精卫出谋划策，因为他精通日语，故而成为与日本接触和谈判的负责人，成为汪精卫投日的主要策划者。
1938年11月，在周佛海的策划下，汪精卫与日本签订“重光唐密约”，承认伪“满洲国”，与日本达成共同“防共”协议，并拟订了建立伪政权的办法。
次月，周佛海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第二年两人又飞抵日本，取得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最终保证，不久汪精卫便宣布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则宣布开除周佛海党籍，并通缉汪精卫。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担任主席，周佛海作为“元勋”，当了所谓“行政院”副院长。
随着伪政府的成立，大批追随汪精卫的汉奸云集到周佛海身边，周佛海感到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的苦心谋划终于开花结果了，曾在日记中写道：
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
那时候，“汪伪政府”的一号人物毫无疑问是汪精卫，周佛海表面上是三号人物，地位低于二号人物陈公博，但因为他掌握军事、经济、金融和外交大权，还掌握着警察和特务，并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税警总团，故而权势比陈公博高，汪精卫都被他给架空了。
这时候的周佛海可谓风光无限，而他也在“卖国求荣”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干了很多坏事。
不过，周佛海没开心几天，就觉得自己可能错了。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拉入战争，起初日本还占据优势，但没多久美国就开始发起反攻，日军节节败退，继而影响到中国战场。
周佛海一直在关注国际形势，眼瞅着日本逐渐陷入困顿，他心里开始打鼓。
经过谨慎思考，周佛海认为，日本虽然在太平洋战场陷入不利，但在中国战场还有优势，他便决定脚踏两条船，暗中投靠重庆，观察局势变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和陈公博，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说自己当初跟随汪精卫是受了欺骗，现在打算悔过自首，请蒋介石予以接纳。
戴笠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思索片刻，认为周佛海如能提供“汪伪政府”的情报，对抗战是很有好处的；再者，他当时正在为如何对付新四军而发愁，如果有周佛海的帮助，岂不两全其美。
于是，蒋介石在周佛海的信上回复了一个“可”字，戴笠又将信转交给周佛海，周佛海大喜过望，自此成为戴笠领导下的情报人员。
当时，戴笠给周佛海的任务是，除了提供“汪伪政府”的情报之外，要重点防范新四军，遏制新四军的发展，同时抢占东南沿海，为日后接收做准备。
04周佛海认为，只要自己牢牢背靠蒋介石这棵大树，日本即便战败，自己也能逃过一劫，但前提是自己必须有所表现，以此作为“投名状”。
为此，周佛海做了这样几件事：
首先，他向戴笠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
其次，他将军统人员秘密安插到“汪伪政府”，并将被捕的军统人员保释出狱，还配合军统实施初锄奸行动，利用“借刀杀人”之计，杀掉了“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等人。
再次，他利用手中职权，组织“伪军”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发起了数次“围剿”，让新四军遭受了巨大损失。
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去世，陈公博继任“主席”，周佛海则成为“行政院长”，权势更胜以往。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可以“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蒋介石同意，他便授意周佛海组织人员接受上海，并防范新四军进入上海及周边地区。
此后40天，周佛海以“行动总队司令”的身份，成为接收上海的国民党大员，可谓风光无限。
不过，在国民普遍呼吁惩办汉奸的浪潮之下，周佛海最终没能独善其身，人们纷纷抨击蒋介石重用、包庇周佛海，蒋介石迫于压力，只得下令戴笠将周佛海抓捕到南京。
起初，周佛海被严密保护起来，先后住在白公馆和美军顾问梅勒斯寓所，待遇非常好，但后来蒋介石再次遭受舆论压力，不得不下令将周佛海交法庭审理。
周佛海在南京受审时，书写了一份辩解书，对自己叛变投敌的可耻行为，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百般抵赖，甚至进行美化，重点将他投靠军统之事大写特写，夸大自己的功绩，还说戴笠可以为自己作证。
不过，法庭没有采纳周佛海的证言，而是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其死刑，没收全部财产，剥夺公权终身。
判决下达的时候，周佛海吓得呆若木鸡，妻子杨淑慧则当即提出上诉。
要说杨淑慧也真是有情有义，当初周佛海参加共产党，她也跟着入党，还当了交通员；在日本时生活很苦，她一边带娃一边做饭，却毫无怨言；等到周佛海叛变投敌了，她也不离不弃，还纵容周佛海在外边花天酒地养女人；这一次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她发誓一定要救丈夫。
起初，杨淑慧找了陈果夫、陈布雷等人，请他们代为说情，但都被蒋介石拒绝。
杨淑慧救父心切，竟然病急乱投医，便来到梅园新村30号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作为代表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当初，周佛海脱党之时，周恩来曾多次劝说，还让杨淑慧进行劝导，杨淑慧不但不劝，还鼓动周佛海加入国民党。
所以，周恩来再见到杨淑慧，自然没什么好脸色，当杨淑慧提出过分要求时，当即进行反驳，大意是：
当初，我劝周佛海不要退党，你却说每个月要交70元党费，实在太可惜，还劝周佛海退党，周佛海走上不归路，你有很大的责任，也是协从者，没把你交给法庭审判，已经是宽大处理了，现在还敢来说情！
周恩来的话把杨淑慧惊出一身冷汗，便不敢继续说了，只得悻悻而归。
不过，杨淑慧最终还是救下了周佛海。
1947年除夕，杨淑慧抗告失败，周佛海随时有可能被枪毙，杨淑慧着急万分，便找到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让陈方告诉蒋介石，周佛海如果被枪毙，她便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几道手谕公之于众！
陈方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手谕公开，蒋介石便声名狼藉了，便火速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很快就召见了杨淑慧，杨淑慧倒也没有不依不饶，而是跪在地上哭泣求饶，蒋介石便对她说：
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果不其然，周佛海真的没有被枪毙，1947年3月司法部发布公告，说周佛海在日本投降前，对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有大功，蒋介石决定予以特赦，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周佛海得知消息后，大喜过望，便赋诗一首，表达了劫后余生的快感，还对东山再起，继续为蒋介石效力充满期盼。
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周佛海的待遇很好，吃喝不愁，杨淑慧还经常带子女去探视，如果再熬几年，形势缓和了，说不定真能出狱。
然而，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周佛海自入狱后心脏病就加重了，在杨淑慧保外就医的请求被拒绝之后，他最终于1948年2月痛苦地死于狱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杨淑慧晚年开始悔悟，凭借记忆协助我党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算是替周佛海为国家做了一点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