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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3岁的我趴在墙头,看到了日军对三名妇女的禽兽暴行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闻不得烧焦的干草味。只要那股刺鼻的烟味一钻进鼻腔,我这把快要散架的老骨头就会不受控制地打颤。我的眼前会瞬间失去颜色,所有的光影迅速褪去,只剩下1943年那个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的三伏天,只剩下那堵长满青苔的老土墙,还有墙根底下那大片大片渗进黄土里的、暗红色的血。

那年我十三岁,在村里叫黑子。十三岁,在太平年月可能还是个会在爹娘怀里撒娇的半大孩子,但在那个连空气里都飘着人血味的年头,十三岁的男娃已经懂得怎么在死人堆里扒拉吃的,懂得怎么一听见村头的铜锣响就往山沟里逃命。

可是那天,我们没逃掉。

鬼子进村没有任何预兆,往常他们扫荡,总是先从大路过来,扬起漫天的黄土,村里的暗哨能提前半个时辰敲响破铜锣。但那天清晨,起了大雾,白茫茫的雾气把整个村子罩得严严实实。

几声沉闷的枪响和军犬的狂吠直接在村子后头炸开,等大人们惊醒过来时,穿着黄皮子军装的日本兵已经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堵死了村子前后的旱路。

我爹死得早,我娘是个裹小脚的瞎眼女人。枪响的时候,我正端着一碗稀粥在院子里喝。隔壁的春花嫂子一脚踹开我家虚掩的柴门,连滚带爬地扑进来,压低着嗓子冲我吼:“黑子!鬼子进村了!快把你娘往地窖里塞!”

春花嫂子那年才二十出头,刚嫁到我们村不到半年,肚子里还怀着三个月的娃。她平时最疼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隔着矮墙递给我一口。我那时候早就吓懵了,手里的黑瓷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等我连拖带拽地把我娘塞进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人的枯井里,盖上伪装的破木板时,外头的惨叫声已经连成了一片。

春花嫂子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手心全是冷汗,冰凉刺骨。“走!去村东头的废祠堂,那里墙头高,树多!”她拽着我就跑。

逃命的路上,我们撞见了王二婶和她的闺女小杏。王二婶四十多岁,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泼辣女人,平时谁家汉子多看她一眼她都能骂上半条街。可当时,她紧紧搂着才十四岁的小杏,浑身抖得像筛糠。

小杏和我是一起捏泥巴长大的,梳着两条大麻花辫,平时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深窝,那一刻吓得连哭都发不出声,只知道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

我们四个人慌不择路地跑进了废弃的祠堂。祠堂的后院有一棵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老榆树,树冠大得出奇,枝叶繁茂,正好贴着祠堂那堵快要坍塌的高墙。

“黑子,你属猴的,会爬树。你爬上去,藏在树杈子里,趴在墙头上别出声!”王二婶突然转过身,用力推了我一把,力气大得几乎把我推个跟头。

“婶子,你们呢?”我带着哭腔问。

“我们女人家上不去,就躲在祠堂的供桌底下。你记着,无论听见什么,一定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王二婶咬牙切齿地嘱咐我,眼神里透着一股我从未见过的狠厉和绝望。

我手脚并用地爬上了老榆树,粗糙的树皮把我的大腿内侧磨出了血,但我一点都没觉得疼。我像一只受惊的壁虎,死死地贴在粗壮的树干上,透过茂密的树叶,我正好能趴在那堵高墙的边缘,居高临下地看清整个祠堂院子。

我刚在树杈上藏好,连气还没喘匀,祠堂院子那扇破败的木门就被“砰”的一声猛烈踹开了,进来了五个日本兵。

我现在都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们的样子,他们戴着那种屁股后面带有四片布的战斗帽,军服上沾满了泥土和暗红色的血迹。领头的一个是个矮胖子,嘴角留着一撮仁丹胡,手里提着一把带血的指挥刀。

大夏天的,他们一个个热得满脸通红,嘴里叽里呱啦地叫唤着,活像是一群刚刚撕咬过猎物、正四处嗅着血腥味的野狗。

他们在院子里乱砸乱挑,刺刀把院子里晾晒的箩筐全部挑烂。没过多久,最里面大殿的门被一脚踹开。

接着,我听到了女人凄厉的尖叫声。两个日本兵像拖死狗一样,一左一右拽着春花嫂子的头发,把她从大殿里硬生生拖了出来。

春花嫂子拼命挣扎着,双手死死抠着地面的黄土,指甲都崩断了,在地上拖出十道血印子。她的衣服在挣扎中已经被撕破了大半,露出里面白色的粗布肚兜。

紧接着,王二婶和小杏也被拽了出来。王二婶像头护犊子的母狼,一边疯狂地踢打着抓着小杏的日本兵,一边用我们当地最恶毒的脏话破口大骂。

矮胖子军官走上前,皱了皱眉头,突然扬起手,“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扇在王二婶的脸上。王二婶被打得嘴角瞬间喷出血来,整个人栽倒在地上。

矮胖子军官看着地上的三个女人,随后突然发出了一阵极其刺耳的、令人作呕的大笑。他一挥手,嘴里吐出一句鸟语。剩下的四个日本兵立刻像饿狼扑食一样,双眼放着绿光,解开武装带,朝着地上的女人扑了过去。

春花嫂子绝望地尖叫着,她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肚子,苦苦哀求着:“我肚子里有娃啊!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可是那群畜生根本听不懂,或者他们听懂了却更兴奋了。一个满脸麻子的日本兵一脚狠狠踹在春花嫂子的肚子上。我清晰地听到了春花嫂子发出一声凄惨到极点的闷哼,整个人像只虾米一样痛苦地蜷缩起来。

麻子兵淫笑着,一把撕开了她的衣裳。春花嫂子在极度的痛苦中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她一口咬住了麻子兵的手臂。

麻子兵惨叫一声,恼羞成怒。他反手拔出腰间的刺刀,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刺进了春花嫂子的大腿。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地上的黄土。春花嫂子疼得晕死过去,而那个畜生竟然就着她昏迷的身体,开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

另一边,两个日本兵把小杏死死按在地上。小杏那两根好看的大麻花辫被扯散了,沾满了泥土。她拼命地喊着:“娘!娘!救我!黑子哥救我!”

那一声“黑子哥”,就像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头上狠狠地来回拉扯。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想要站起来,我想冲下去,哪怕是捡起一块石头砸死一个也行。

可是就在我微微直起身子的那一刻,地上的王二婶突然转过头,眼睛死死地盯向了我藏身的方向。

她的脸上全是血和泥,左眼已经被打得肿胀得睁不开,但右眼却死死地盯着我。在那个瞬间,她没有呼救,她只是用极其惨烈的眼神看着墙头,那眼神里没有责怪,只有警告,疯狂的警告——别出声!活下去!

接着,王二婶爆发出了一声不似人类的嘶吼。她不知道从哪里生出了一股蛮力,竟然挣脱了压着她的日本兵,发疯一样扑向了按着小杏的两个畜生。她张开带血的嘴,一口死死咬住了一个日本兵的耳朵。

那个日本兵疼得哇哇大叫,伸手去拔刺刀。另一个日本兵端起步枪,退后一步,对着王二婶的后背,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砰!”

枪声在小小的院子里回荡,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王二婶的身体猛地僵住了,后背绽开一朵血花。可她没有松口,死死地咬着那个日本兵的耳朵,直到那个日本兵发狂地用刺刀连捅了她的腹部好几刀,她才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

“娘——!”小杏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声音尖锐得几乎刺破了我的耳膜。

我眼睁睁地看着小杏在绝望中被那两个畜生蹂躏。她最初还在剧烈地挣扎、惨叫,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弱,变成了一种像是破风箱一样的抽泣声,最后,她那双曾经清澈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灰蒙蒙的天空,身体就像一个破布娃娃一样。

当他们终于结束时,地上的春花嫂子和小杏已经奄奄一息了。那个矮胖子军官用一块白布擦了擦手,冷冷地瞥了一眼地上的三个女人,用日语说了一句什么。

那个满脸麻子的日本兵走上前,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在心里疯狂地呐喊:不要!不要啊!求求老天爷降道雷劈死他们吧!

“噗嗤!”刺刀狠狠地扎进了春花嫂子的胸膛。她连抽搐都没抽搐一下,彻底不动了。

“噗嗤!”刺刀拔出,又扎进了小杏那单薄的胸腔。小杏的身体猛地向上弓了一下,眼睛微微睁大,然后重重地砸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声息。

至于王二婶,她早就在被开枪击中和被刺刀捅穿时断了气。

做完这一切,那五个日本兵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有说有笑地迈过她们的尸体,走出了祠堂的院子。

我在树上趴了整整半天,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直到我确认村子里再也听不到日本人的声音,我才像一具僵尸一样,从树上滑了下来。我的手脚早就麻木了,跌落在地上时,摔破了膝盖,但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我一点一点地向她们爬过去。

春花嫂子的眼睛还半睁着,里面写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和不甘;王二婶的嘴巴大张着,仿佛还在怒骂着那些畜生;小杏的衣服被扯成了碎布条,两条麻花辫浸泡在血水和泥水里,再也看不出原本的黑色。

我默默地脱下自己破烂的外衣,盖在了小杏惨不忍睹的身体上。然后我坐在她们中间,呆呆地看着天边如血的残阳,直到村里幸存的大人们找过来,看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哭喊声。

那场扫荡,我们村死了三十多口人。

后来,队伍来了我们村。我虚报了岁数,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我跟着队伍走南闯北,打鬼子,打反动派。我在战场上受过伤,流过血,但我从来没有退缩过。

每次冲锋的时候,我眼前总会浮现出春花嫂子身下的那滩血,王二婶死不瞑目的眼神,还有小杏绝望中呼喊的那声“黑子哥”。

这股恨意,支撑着我活过了枪林弹雨。

如今,我已经是个九十多岁的糟老头子了。我的耳朵聋了,眼睛也花了。年轻人们总是喜欢围着我,让我讲讲当年打仗的故事,讲讲英雄的事迹。

我把这个藏在心底八十年的伤疤揭开,写下来,讲给你们听。不是为了把你们也拖进那沉重的仇恨里走不出来,而是想告诉所有的后生们:

当你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爹娘、妻儿和姐妹时,敌人的刺刀下,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不要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不要觉得太平盛世是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