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一条名为《县城顶级富二代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的视频在社交平台意外走红。镜头里的闻韬，住在上千万的独栋别墅，车库停着多辆豪车，日常却吃沙县小吃、坐公交，家里仍在用父母结婚时留下的旧风扇和微波炉。
"我们家的钱是省出来的""一块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要花十块钱"——这些话让挥金如土的"富二代"刻板印象彻底破防。闻韬出身江苏常熟的A9家庭（资产达到九位数）。
家中三层别墅实用面积超千平，仅卧室就有120平米，正对面便是波司登创始人的住处。可这栋价值千万的豪宅，角落里的墙皮已经斑驳脱落，一家人舍不得请保姆和园丁，父母亲手修剪花草动辄三四个小时。
与朋友聚餐，他常选海底捞或平价烧鸟店；出远门坐高铁，一律二等座。闻韬的父母正是改革开放后抓住时代机遇的第一代。
2010年后房地产狂飙，闻父从装修工人起步做起木纹地板生意，闻母则热衷投资房产。然而近几年家里收入明显减少。
2018年前后常熟推行"三合一整治"时，闻家将工厂迁往浙江并主动收缩规模，这次"战略性撤退"反而让他们躲过了后来更大的行业冲击。如今父母靠收租为主，进入半退休状态。
闻韬并非个例。胡润研究院《高净值人群消费心态及行为研究报告2025》显示，中国"富裕家庭"（资产超过600万）数量已连续两年下降，国际超高净值家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亦在逐年减少，约三成富裕家庭的财富出现缩水。
股市波动与房地产长周期调整下，第一代县城富人学会的不是炫耀，而是在节制中守住它。
2025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钟睒睒再次问鼎中国首富，上榜门槛同比提高，房产型财富在榜单中的权重则持续下降。县城旧富积累的红利在褪色，但一个由产业和技术驱动的新"中国故事"，正在被国际咨询界重新评估。
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人口增长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全球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上升，"下一个中国会出现在哪里"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麦肯锡大中华区主席乔·盖伊（Joe Ngai）在与麦肯锡高级合伙人合著的新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乔·盖伊观察到，外国首席执行官近年来对中国的策略思考发生了明显转变。
大约三年前，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加一"，即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地——越南、柬埔寨、印度或墨西哥。但越是深入比较，许多企业越是发现，除中国以外几乎没有真正可比的替代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在技术层面持续向前推进。到2026年，他看到更多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和执行团队直接把会议开到中国，目的是了解中国的科技、人工智能和供应链能够如何帮助自己的公司向前走。
首席执行官们看待中国的方式，正在从"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销售市场"转向"一个寻找灵感的地方"。在乔·盖伊看来，推动中国成功的动力可以归纳为政策、资本和文化三个方面。
地方政府普遍支持本地企业，各省之间相互竞争，由此形成了竞争极为激烈的商业生态，被他比喻为"世界上最难的健身房"。
在资本层面，中国既有大量国有资本，也有庞大的民间资本，许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的第一代企业家将资金投入新一代创业项目，使中国在早期风险投资阶段的资金供给仅次于美国硅谷。
文化层面，他认为中国企业经历过激烈的商业周期洗礼，能够最终胜出的往往具有强韧性，也因此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关于中国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乔·盖伊注意到其聚焦人工智能领导力、先进制造、半导体和绿色技术。
他认为，中国眼下真正的优势已不再只是政策雄心，而在于创新生态的厚度和速度。过去十五年中，许多企业亲历了技术带来的加速和跨越，因此当人工智能出现时，中国企业普遍选择全情投入。
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对人工智能取代工作或冲击社会存在较多疑虑，而在中国，更多的共识是必须全力拥抱这一技术。他同时指出，人工智能领域在中国本身也存在"内卷"，公司之间竞争异常激烈。
谈到"中国速度"，乔·盖伊认为，这体现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如今的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市场庞大，消费者对新产品高度开放，这推动企业以极强的"参数化"思路竞争：手机广告讨论的是相机规格和算力，汽车广告讨论的是加速和续航。
企业的核心竞争在于用更少的钱塞进更多功能。他认为"中国速度"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行动快是脱颖而出的唯一途径。
许多企业内心也许希望放慢节奏，但生态环境和竞争强度决定了必须保持这种速度，否则就会被下一家企业取代。对于"中国企业是否仍只是快速追随者"，乔·盖伊的看法是，这一印象早已被打破。
他援引数据称，当前全球药品管道中大约40%位于中国；在先进制造中，中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黑灯工厂"的应用上处于世界前列。
他并不认为中国在技术上拥有垄断，但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快速追随者，而正成为创新、想法和灵感的热点之一。关于美国的关税策略，乔·盖伊认为，在当今世界，变得更有韧性、更加自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共同的主题。
在中国，这也是最新五年规划的主线之一，因此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入正在明显加速。
他特别提到能源：过去十年中国在绿色能源上投入巨大，如今拥有全球最具规模、最绿色的能源供应之一，规模化也使成本更低；在人工智能驱动算力和能源需求上升的背景下，这成为相当关键的竞争要素。
比较中美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时，乔·盖伊认为，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简单归为"经济基础设施故事而非消费科技故事"并不准确。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面向消费者的公司都在人工智能上投入极大。
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他所说的"物理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与实体表现结合，最典型的就是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他将这一优势归因于中国供应链的深度、灵敏度和成本优势。
无论是人形机器人，还是各种工厂和制造场景中的机器人，这个领域正在进行大量实验与创新，分散、竞争激烈，而这种强度正催生有趣的物理人工智能应用。就欧洲是否能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乔·盖伊的看法是，这仍是一个需要持续观察的故事。
他接触的欧洲首席执行官的想法让他相信，欧洲再工业化方案中，很可能需要有中国元素。
一方面，更多中国企业和技术可以在欧洲落地制造，带来技术转移和就业——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回流"的故事：当年德国和许多欧洲制造商在中国入世后赴华设立合资企业，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今天中国在先进制造上的能力也许可以通过合资形式帮助欧洲制造业开启新篇章。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可以成为"工厂的工厂"——为世界各地新建工厂提供机器、组件和配套设备。乔·盖伊特别强调中国消费者的"高切换率"特征。
企业可能花多年建立起品牌忠诚度，但在中国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取代。中国消费者并非特别忠诚，但渴望尝试新事物。
这一点体现在人们转向电动汽车的速度在全球最快——既有激励政策与基础设施支持，也有消费者愿意主动尝试的心态；可折叠手机出现时，中国消费者的反应是先用用看；数字金融普及时，许多人也乐意把账户切换到没有实体网点的数字银行。
当中国企业把尝试新事物变得极为便捷时，就会对在位者构成持续威胁，这既是进步的来源，也让这个市场在资本回报意义上变得非常艰难。对于跨国公司，乔·盖伊认为"在中国销售"的旧模式正在让位于"在中国服务中国"甚至"在中国服务全球"。
奢侈品行业或许仍可将全球产品直接搬进中国销售，但对世界上大多数产品而言，中国本地企业迅速推出的本地化版本已经形成了可观的替代。运营、产品功能和供应链的本地化已经成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做大的必要条件。
而一旦这样做，这些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产品，往往在其他市场的消费者也会喜欢，于是出现从"在中国为中国"向"在中国为世界"的延伸。相关案例从电动汽车、手机扩展到医疗设备和乐器等品类。
他认为，中国制造引擎实际上通过更快、更便宜、更高质量的产品，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全球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并为控制全球通胀提供了可能。就全球贸易与金融格局的变化，乔·盖伊观察到，近几年全球贸易正在重组，新的贸易走廊不断出现。
南南贸易在扩张，拉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和东南亚的相互贸易都在增加。随着世界各地建立起更多经济贸易走廊，金融结构也在相应调整，更多新兴市场银行和贸易银行参与其中。
他认为，当今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体系，但未来会出现更多选项。
展望未来，乔·盖伊认为，过去二十年里数字化为经济和企业做出的贡献已经相当清晰；而未来二十年的增长同样很可能主要来自技术——无论是人工智能、更可持续的能源，还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
中国过去几年在这些领域的持续投入，使许多中国企业以及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他将中国比喻为"手里握着不少好牌"的牌手，关键在于如何打好这手牌。
他对跨国公司的建议是：中国工业引擎的竞争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路径，是难以回避的现实；跨国企业应当亲自到中国观察生态，判断能否与之合作，能否把它纳入自身供应链。
当前正值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寻求全球市场的阶段，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扩张可以成为跨国公司下一章故事的一部分。
从县城别墅里精打细算的闻韬，到跨国咨询巨头眼中"握着好牌的中国"，两条看似相距遥远的叙事，共同勾勒出同一个事实——旧的财富扩张路径正在退潮，新的增长动能正在由房产和消费转向技术与产业。
富裕家庭数量的连续下降，不是中国财富故事的终章，而是财富创造方式的更替。那些能"苟"到最后的县城富人，和那些真正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先进制造里重新下注的中国企业，共享着同一种生存逻辑：节制、耐心，以及对下一个周期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