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长孙皇后（601年3月14日——636年7月28日）既是端庄贤良的皇后，也是聪明美丽的妻子，偶尔在丈夫面前也会流露出难以抑制的俏皮、自信和风情。贞观初年，长孙皇后创作了一首活泼浪漫的诗，名曰《春游曲》：“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当年她写出这首诗后，太宗看到后便诵读起来，啧啧称美：“帝见而诵之，啧啧称美”。也许只有他，才能看懂她的娇媚，只有他才能享受着这一缕春风。

长孙皇后于仁寿元年二月初六（601年3月14日）出生，祖籍洛阳，一说雍州长安人。长孙家族是北魏宗室之长，在孝文帝改革时赐姓长孙。长孙家族人才辈出，从北魏至隋以来都有能人。长孙晟是长孙家族的一员，有箭术高超的美誉，在军事外交上也有所建树。他处理隋与突厥的关系，用计分化突厥，对突厥分裂有极大贡献。突厥人对长孙晟非常敬畏，听到他的弓声认为是霹雳，见到他骑马认为是闪电。长孙氏是长孙晟的女儿，是一位出身贵族世家的名将之女。

长孙晟听从他的兄长长孙炽的建议，将女儿许配给李世民。他们认为李世民的母亲窦氏聪明大气，她的儿子一定与众不同：“晟兄炽，为周通道馆学士。尝闻太穆劝抚突厥女，心志之。每语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昏。’故晟以女太宗。”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一个好的母亲是三代男人的财富。因此，长孙晟决定将女儿嫁给李世民，希望他们的婚姻能带来更好的未来。

长孙皇后是长孙晟的幼女，长孙家族对她非常关心。长孙晟的伯父长孙炽欣赏唐国公李渊的妻子窦氏，认为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子，会教育出出色的子女。因此，长孙炽劝说长孙晟为年幼的长孙氏与唐国公家结下姻亲。然而，在婚约定下后不久，长孙晟于大业五年（609年）去世，长孙兄妹与母亲被同父异母兄斥还舅家。幸运的是，长孙氏的舅父高士廉对待妹妹及其一双儿女非常优厚。

李世民‍

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是少时好友，高士廉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又知晓长孙氏幼年时的婚约，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就开始促成此事，将长孙氏许配给他。

长孙氏在13岁时与16岁的李世民完婚，婚后曾归宁于永兴里。某次，舅父高士廉的妾室张氏在长孙氏住的房舍外面看见了一匹大马，惊惧之下告知了高士廉。占卜者对长孙氏的论断是：“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这句论断可以说是对长孙氏的总结，代表了男权社会对她的最高欣赏与肯定。

不久后，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征辽战争，李世民的母亲窦氏随丈夫李渊出征，病逝于涿郡。大业十三年，皇帝杨广敕李渊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和长孙氏夫妻随父亲居太原。作为留守的次媳，长孙氏承担起唐国公府当家主妇的责任，深得太原百姓爱戴。

义宁二年（618年），李渊受禅登基为帝，国号唐改元武德。长孙氏随之受封为秦王妃。建唐之初，李世民常出征在外，长孙氏在家孝事李渊，深得认可。

由于李世民功高震主，被太子李建成猜忌，长孙氏出面缓和矛盾，频繁出入宫中，孝顺李渊，积极同后宫妃嫔交往，以弥补丈夫与皇帝的嫌隙，在后宫中为丈夫存留助力：“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秦王同太子的矛盾终于爆发，“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在“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氏没有退缩，而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丈夫身后，与胞兄长孙无忌及房玄龄等秦王府僚共同支持丈夫：“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秦王李世民和秦王妃少年结发，共同进退，生死与共，不离不弃。战乱中，长孙氏一直将毒药系在腰间，时刻准备“若有不讳，亦不独生”。

在李世民登基后，长孙氏被封为皇后。她非常喜爱看书籍图传，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性约素，益观书，虽容栉不少废。”虽然她与丈夫一起共执书卷，谈古论今，但她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干预朝政。李世民常常向她询问朝中赏罚之事：“太宗弥加礼待，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之答。”“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帝固要之，讫不对。”对此李世民也毫无办法。

长孙皇后的智慧和优雅使得她能够巧妙地付出，尤其是在与皇帝丈夫的相处中。她知道如何给予和接受爱与感恩，同时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并维护自己的原则。她一路走来，与丈夫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她的付出和智慧使得她成为了一个备受皇帝和臣民尊敬和敬仰的皇后。

长孙皇后并不是真的对丈夫的朝政漠不关心，在适当的时候，她总会以巧妙的方法化解丈夫的愤怒，纠正丈夫的偏差：“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魏征‍

长乐公主是长孙氏所钟爱的女儿，当她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魏征听闻此事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长幼之礼：“大唐贞观五年，长乐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秘书监魏征谏曰：‘不可。昔汉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有逾越。’上然其言。长孙皇后遣使赍绢四百疋，诣征家送之。”

长孙氏的简朴作风也为史书所赞誉。她不仅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还对太子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自幼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负责管理东宫的日常开支。然而，遂安夫人认为东宫内的器物不够，因此在长孙皇后面前多次要求增加费用。

长孙皇后虽然爱护儿子，但并不想助长东宫的奢侈之风。“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尝白后，以东宫器用少，请奏益之。后不许，曰：‘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于是驳回了遂安夫人的请求。皇后、太子以身作侧，贞观之治，实行节约、休养生息的风气由此打开。

太宗长年行军打仗，脾气难免急躁。后廷之人常因小事触怒太宗。长孙皇后深谙太亲脾性，总能让在气头上的丈夫熄灭雷霆之怒。

有一次唐太宗一匹心爱的骏马突然无病死掉了，唐太宗迁怒于养马的宫人：“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 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文德长孙皇后‍

还有一次宫廷上不少的宫女、宦官老是做错事，惹怒了太宗，“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壸之中，刑无枉滥。”

在对外戚的处理上，长孙皇后无私心，有远见。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长孙皇后一直坚持反对。太宗也顽固地坚持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作为皇上大舅哥，长孙无忌本人才能卓著，为人小心谨慎，居功而不自傲，数次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时后兄无忌，夙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太宗不听，竟用无忌为左武候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获已而许焉，改授开府仪同三司，后意乃怿。”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 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格以示宠幸。

在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决定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但长孙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并且为了表达对长孙无忌的感激和认可，他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忆创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这种深厚的君臣关系，除了两人自幼建立的深厚情谊，还与长孙无忌的妻子有关。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彼此不分，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唐太宗在登基后生了一场重病，长孙皇后不离左右，悉心照顾。在贞观八年（634年），太宗和皇后在九成宫遭遇了一次紧急情况。当太宗听到柴绍的告变后，立即穿上盔甲准备行动。长孙皇后虽然身体虚弱，但看到丈夫准备同房就寝，不顾自身病情，紧跟太宗而出。左右的人竭力劝说她以身体为重，但她执意要跟随丈夫，直到事情结束：“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

文德长孙皇后‍‍

在年少的陪伴中，长孙氏和李世民共同经历了生死相随的岁月。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改变，他们的关系始终没有改变。他一直是她可以依靠的天，她也是他可以信赖的地。即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们的感情始终不渝。这份深情厚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了历史上的佳话。

在贞观八年（634年），长孙皇后陪同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期间，她突然身染重疾。皇太子请求召人施救并度人为道，但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唐太宗只好请善光寺法师入宫为妻子祈福。或许是天子诚意的感召，长孙皇后很快康复了。

然而，在贞观九年（​635年），长孙皇后的生身母亲赵国太夫人去世，同年太上皇李渊也驾崩了。这两重丧期的哀痛，诱发了长孙皇后早年罹患并时常发作的气疾。到了次年，她的病情加重，药物皆不见效。

早些时候，太宗驾临太原，当时长孙皇后生病，他亲自前往石壁寺礼谒禅师，并解众宝名珍，为妻子供养祈愿。因此，太宗决定再次借助佛家的力量。在贞观十年（636年）四月，他下诏修复天下名胜古寺392座，为皇后祈福，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善寂寺和修定寺。

然而，尽管太宗希望佛家的福祉能够再次给妻子带来好运，但幸运并没有再次降临。在贞观十年六月己卯（636年7月28日），长孙皇后在太极宫立政殿崩逝，享年三十六岁。

文德长孙皇后‍‍

弥留之际，长孙皇后含着对丈夫和家国的千般不舍，嘱咐了三件事情：“八年，从幸九成宫，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启后曰：‘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仆射房玄龄，玄龄以闻，太宗及侍臣莫不嘘唏。朝臣咸请肆赦，太宗从之；后闻之，固争，乃止。将大渐，与太宗辞诀，时玄龄以谴归第，后固言：‘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 愿勿弃之。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当一个皇后不去忧虑自己崩逝后人走茶凉，反而担心葬礼太隆重，赏赐太多时，担心长孙家族功高盖主，必惹祸害。这样的皇后千古只此一人。

在唐太宗心中，长孙皇后的离去犹如一曲悲凉的乐章，令他肝肠寸断。他遵从皇后的遗愿，将她安葬在山峦之中，那便是昭陵。长孙皇后与太宗少年相知，相互扶持，度过了二十三载的风雨历程。他们情深意切，被誉为“嘉偶”和“良佐”，这一切都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然而，斯人已去，只留下深深的怀念。

为了表达对长孙皇后的无限怀念，太宗决定建造昭陵，并随后建立了层观，以便随时眺望昭陵。他常常独自登上层观，默默凝望着远方的昭陵，仿佛在诉说着他们曾经的点点滴滴。然而，有一次，大臣魏征却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给了太宗一个提醒：“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征孰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

太宗听后明白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尽管太宗这样追思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李世民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人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对此礼制不会不知，却还是毫不避讳建层观，望昭陵，甚至还拉着大臣一起怀念。只能是用情太深，情难自己了。层观虽然拆除了，但李世民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回诏中，公然向大臣倾诉自己在丧偶之后，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的悲苦情境。

李世民‍

然而，即使拆除了层观，太宗对长孙皇后的思念却并未减少。他对长孙无忌的厚爱一如既往，对长孙皇后的舅舅高士廉更是敬重有加。在长孙皇后崩逝十年后，太宗仍然亲自探望高士廉，回忆着那些曾经的时光，泪水婆娑。那一刻，他不再是唐朝的皇帝，只是一个深情的普通人，沉浸在对长孙氏的怀念中，无法自拔。

在唐太宗的记忆中，高士廉的离去让他深深感念那份故旧情深和姻戚义重。他不顾自身病体和大臣的劝谏，坚持要前往高家吊唁。在陪葬诏中，太宗仍不忘强调他们多年的情谊，表达了对高士廉的深深怀念。类似的词语，如“地兼贤戚”、“地兼姻戚”和“椒掖之亲”，经常出现在太宗下达给长孙无忌和高士廉的诏书中。这表达了太宗对他们两人的特别关照和信任。

长孙皇后的族子长孙祥，尽管他的父亲曾是王世充的部下，但因为长孙皇后的关系，他在唐朝朝廷中得到了官职，并最终升至兵部尚书。这展现了太宗对长孙家族的信任和照顾。

长孙敞因受贿被免官后，太宗却因其为皇后的亲叔叔，便时常赐予他大量的丝绢。不久后，太宗不仅重新任命他为宗正卿，还提升他的职位。这充分展示了太宗对长孙家族的深厚情感和关怀。

贞观初年，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长孙安业参与谋反，按律当诛，却因为之前长孙皇后的求情，太宗免除了他的死罪。亲兄弟谋反，皇后没有跪着请罪，担心自己被株连，反而以“释憾于兄”这个牵强的理由直接要求太宗网开一面饶恕这位异母兄长，能有如此的自信，可见“恃宠”之言非虚。

李世民‍‍

长孙氏先后为太宗诞下三子四女，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性聪敏，太宗“甚爱之”，登基后便立为太子，悉心教导。年长后李承乾谋反事败，太宗不忍心依律处死，最终只是将他废黜。太宗仍然十分关心太子的安危，并竭尽全力保护他。

长孙皇后的次子李泰聪明绝伦，备受宠爱，获得的爵位、封地和用地都异常丰厚。次子争位之事，太宗也不忍依律处死，也是依律废黜。后面立第三子李治为太子。太宗对于他与皇后的儿女的殷殷之心、拳拳之情，真得饱满了心情，因为他深着着长孙皇后。

不能同生，尚能共死。长孙皇后崩逝当年，唐太宗就开始设想将来与妻子长孙氏的合葬事宜。

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刻六骏雕像于昭陵。后又在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下达了功臣陪葬诏。并开始陆续让功臣葬入昭陵。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649年7月10日），太宗驾崩，入葬昭陵。

在昭陵的脚下，一位聪明美丽的妻子与情深义重的丈夫共同谱写了一曲感人的乐章。他们的爱情故事仿佛是一个完美的圆，让人心生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