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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杰生这下承认,或许印度在40年前,就已经踏上了一条“错路”?

前言

大家好,我是老清。

这两天,2026 年 APEC 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中国担任东道主,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亚太主要经济体的代表陆续到场,会场里热闹得很。

可翻来翻去,名单里偏偏少了一个亚洲大国 —— 印度。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峰会开幕前几天,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一场公开活动上主动把话挑明了。

他把时间拨回 1988 年:那一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两国经济体量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此后中国全力推进现代化和工业化,印度却错过了这班车。在我看来,一位在任外长当众把落后往自身选择上归,这在印度的政治话语里并不多见。

那么,这趟 “车” 到底是怎么错过的?今天咱们就顺着苏杰生自己点出的这条线,把前因后果捋一捋。

同一条起跑线,四十年跑出几道鸿沟

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11 月 14 日,在第 24 届《印度斯坦时报》领导力峰会上,苏杰生面对中印对比这个敏感话题公开表态:1988 年拉吉夫・甘地访华时,两国经济体量大致相当;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力推进现代化和工业化,“很遗憾,印度完全错过了这班车”。

他还补了一句,90 年代印度虽然做过纠偏改革,但既不持续,也不全面。

回到 1988 年 12 月,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时隔 34 年印度总理首次访华。按当年的公开统计口径,中国 GDP 约 3123 亿美元,印度约 2966 亿美元,差距确实不大,说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并不过分。

可四十多年过去,两边的数字早就不是一个量级。按不同统计口径,中国 GDP 已经在十几万亿美元往上,有的口径突破 20 万亿;印度则接近 4 万亿美元,差距被拉开了好几倍。

制造业这边的对比更直观:公开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大约占全球近三成,印度则在 3% 上下徘徊。

2014 年莫迪喊出 “印度制造”,定下目标,计划将制造业占 GDP 比重提升至 25%,最初计划在 2022 年达成该目标,后续印度多次推迟目标节点;十多年过去,世界银行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有所浮动,该比重长期在 13% 到 15% 区间波动,部分口径数据显示近年数值有所回落,距离既定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我认为,单看某一年的增长快慢,说明不了太多问题;真正值得琢磨的是,为什么从相近的起点出发,两边的产业结构会越走越远。

在我看来,这种落差并不是某一届政府、某一项政策造成的,而是更早之前发展路线上的取舍,一点点埋下的伏笔。

班车擦肩而过,卡点到底在哪

要理解苏杰生这份遗憾,还得回到当年那个全球产业转移的窗口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达国家一轮轮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亚洲四小龙先接住这一波完成起步,中国也是在这个阶段承接产能、搭起制造业骨架。而同一时期的印度,却被另一套内部事务绊住了脚。

老清梳理公开资料时注意到几个长期存在的桎梏:一是早年的许可证制度,工厂能不能建、产多少、卖到什么价格、选在哪里,层层都要审批;二是联邦制下各邦法规不一,征地一块工业用地,流程能拖很多年;三是劳工法规对工厂用工规模限制较多,企业想扩大生产并不容易;四是各邦之间曾长期存在税收壁垒,货物跨邦流动的成本不低。

1991 年外汇危机把印度逼到墙角,改革被迫启动,大门算是开了一条缝。但我的判断是,印度后续的改革重心更多偏向软件外包、金融、医疗、旅游这类服务业,制造业没能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结果就是,庞大的年轻人口红利,没有大规模转化成车间里的岗位,反而沉淀为持续的就业压力。

但在我看来,服务业可以创造高附加值岗位,却很难像制造业那样,短时间内把海量低技能劳动力一次性接进现代产业体系。

制造业起不来,土地、税制、劳工和行政体系这些环节能不能打通,绕不过去。

挤不进 APEC,地理只是摆在台面上的理由

产业上的落差,其实也折射在印度参与区域合作的位置上。这次深圳 APEC 峰会,印度并没有成员身份。不少人以为是印度主动不来,事实是它多年来一直希望加入,却始终没有拿到入场券。

APEC 现有 21 个成员,基本都是环太平洋的经济体。印度第一次提交加入申请是在 1991 年前后,之后又多次争取;1997 到 2010 年间组织曾暂停扩员,2011 年印度受邀成为观察员,但正式成员资格至今没有落实。台面上最直白的理由是:APEC 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都要挨着太平洋,而印度面向印度洋,地理上对不上号。

不少国际分析观点认为,地理更多只是表层说法。APEC 是一个自愿、非约束、协商一致的平台,准入需要全体成员达成共识。

不少观察人士提到,合作方会留意印度的政策稳定性:公开记录里,印度曾对多份已签自贸协定重新审查、重新评估,政策连续性问题,是外界讨论较多的一点。

在我看来,进不了 APEC 和制造业没能做大,看似两件事,根子上却有共通之处:一个经济体对外合作能不能让人放心,对内改革能不能一以贯之,靠的都是制度稳定性和开放的连贯性。这一课,比争取一个席位要难得多。

结语

眼下的印度,手里握着 14 亿人口、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年轻结构,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牌面。老清并不认为印度缺发展的决心,真正考验它的,是土地、税制、教育和官僚体系里那些一层一层的结构性问题。

错过一班发展列车,倒也不致命,后面还有追赶的机会;怕就怕第二班、第三班开过来的时候,内部还在原地反复争论。

苏杰生这次公开反思,算是把问题摆到了台面上,至于方向能不能真正调过来,改革能不能落地生根,还要交给时间去检验。

老清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不是看口号喊得多响,而是看一整套体系能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对印度是这样,对所有人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