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冬末春初的一天，黄包车夫董同庆家门口来了很多人，他们还抬来了一顶轿子，这顶看起来一般的轿子与董家破败的房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伙人走进董家屋子后，便忙活着为董家女儿董竹君打扮起来了。董竹君当时年仅13岁，还根本没搞清楚状况。
他们给她梳辫子、擦雪花膏、涂红唇、戴金镯、耳环时，她一直不安地看向一边的父亲、母亲。她此时才想起，当日一整天，双亲一直都唉声叹气，她原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却不想是自己“被卖了”。
待明白过来后，她的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她读过书，此刻只能用书里那类“卖身葬父”、“割骨疗亲”的故事安慰自己了：“就当是尽孝了！”
打扮妥当后，董竹君按照来人的吩咐，流着泪给父亲、母亲磕了头。
父亲董同庆也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嘱咐女儿说：
“阿媛（董竹君小名），你放心好了，满三年就接你回家的。你乖点，你算是救了我们喏，自己也要当心保重！”
董竹君此时已然明白，父亲是把她当清倌人卖给青楼了。她听到了那个“满三年接回家”，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在青楼待满三年，就可以回家了。
董竹君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买她的青楼，即长三堂子的老鸨早就看中了她，她设计以三百两的价钱从其父董同庆手里买下她，她的算盘是拿董竹君做摇钱树。既是想拿她做摇钱树，就压根儿不会想再让她出来，所谓的“三年可回家”，压根儿就是骗董同庆那个老实人罢了。
董同庆没文化，他的认知让他根本不清楚长三堂子的险恶。自打董竹君不再上学以来，董同庆就和妻子李氏商量着卖女儿的事了，为了让女儿能做清倌人，他们还在卖她前，逼着她去学唱了一段时间的京戏，以便将来进去后能“卖艺不卖身”。
董同庆和李氏卖女儿，也实是万不得已。董家一直穷苦，他们的儿子，即董竹君的弟弟就是生下来没几个月就因“有病无钱医”而夭折了。
一开始，董家还能依靠董同庆拉黄包车、李氏给人缝补、浆洗衣物过活，好的时候，他们还能凑足钱送董竹君去私塾读书，那时候勉强也还算可以。他们最初的算盘是让女儿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
这个算盘，在董同庆患病后打不下去了，先是董同庆没法再拉黄包车，紧接着，李氏也因个性强而导致活儿没法做，一家子只得举债度日……
董竹君是个懂事的孩子，父母的难处，她比谁都清楚。也是因此，她才会在被卖后，并未分毫怨恨父母，而只觉得是自己是在尽孝。
所有过于孝顺的孩子，往往都配有不懂事的父母，董竹君的父母也不例外。就在董竹君即将被带入长三堂子之际，李氏竟因怕女儿闹事，而哭着哀求她道：
“阿媛，你出去受苦，我在家做活，今后谁帮助我呀！但是，没有办法，你听你父亲的吩咐吧！”
她的言外之意是：没你在家里帮我做活，我太苦了，我是不想卖你的，但现在没办法了，所以你还是听你父亲的，跟人走吧。
实际上，打听到貌美的女儿能卖300大洋后，她就动了心了，董同庆同意卖女，还多少是在她的撺掇下。
董竹君听了母亲的话后，又是一阵心酸，眼泪也止不住地掉得更快了。
董竹君进入长三堂子后，一直卖唱。照顾她的孟妈妈是个知道很多戏文的女子，她教会了董竹君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一定要在老鸨逼自己卖身前，找到良人，即，把自己嫁出去。
孟妈妈还告诉董竹君：就算其父母凑足了300大洋，老鸨也不可能放人。为了让董竹君心里舒服，她顺着董竹君说：“你父母兴许也是被骗了，他们是爱你，若不爱你，怎会花钱供你上学呢。”
董竹君在长三堂子里接触了很多革命者，更加确定孟妈妈所说属实：社会底层的人，被骗是常有的事，他们的命运也从未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打破这一切，唯有革命。
明白了这一层之后，董竹君打定心思要嫁给革命者，而这个革命者，正是以长三堂子打掩护商讨革命的四川督军夏之时。
夏之时为董竹君赎身时，把价格抬到了3000大洋，董竹君因觉得长三堂子太黑，故决定自己逃出去。她最终在孟妈妈和丫头的帮助下，成功在15岁那年逃出去了。
事后，董竹君与夏之时举行了婚礼，并前往日本留学。婚前，董竹君和丈夫做了那个著名的三个约定：一，只做大老婆；二，得送她去日本留学；三，共同组建一个和谐家庭，他去管国家事务，她协助他，并管理好小家。
董竹君逃跑后，夏之时的哥哥被巡捕房逮捕，关了一个星期并交了1000大洋才脱身。而另一边，董竹君父母知晓此事后，心里是高兴极了。尤其，当他们得知女儿是跟着督军跑了后，心里更是欣慰。
董竹君在长三堂子的这几年，董同庆和李氏心里一直愧疚着，他们也各种想法赚钱，想把女儿赎出来。可穷人哪那么容易翻身，这几年，他们不仅没挣到钱，反而因为病痛的折磨，越发穷了。
董竹君知道家里的境况不好，所以到日本后，她总是偷偷攒钱寄给双亲。
董竹君从日本乘船到上海替夏之时送信的间隙，曾特意抽空见了父母、姨妈们。再见时，董竹君已是留学生、督军夫人，而父母却越发苍老了。而她的姨妈则因吸食鸦片的缘故，看起来老而弱。
见面后，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哭罢，董竹君让女儿国琼一一叫人，也算是认了亲了。
饭后，董竹君还承诺父亲、母亲说：
“你放心，待我先去四川老家看看，慢慢一定接你们到四川去，那时候大家在一起了，过些好日子吧。”
董竹君的话，让父母升起了希望。这次会面后，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女儿接他们去四川“过好日子”。
董竹君回到四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将父母接来。这当然不是因为她不想，而与丈夫夏之时有关。
董竹君曾试探过夏之时的态度，她的试探方式巧妙，但那次试探，她却被泼了冷水了。那次试探，致使她多年不敢提将父母接到四川的事。
原来，一次，夏之时在一个拍卖行买了一对德国式的铜床，董竹君睡在床上后下意识地低声感叹道：“我睡这样舒服的铜床，不知爹和娘在上海生活得怎么样？”
夏之时听了后，立马板着脸道：“算了吧！这床又不是你娘家带来的。”
夏之时的这句话，让董竹君确定：丈夫心里不仅从来没有董竹君的父母，他对他们甚至还有很大的情绪。
果然，后来，董竹君无意间提及父母时，夏之时讽刺道：“是好人，会把你这个女儿卖到那种地方？”言语间，满是鄙夷和痛恶。
好在，1926年，即董竹君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后不久，她得以以父亲懂黄包车、可帮忙打理公司为由，将父母接到了成都，并与他们夫妻住在了一起。
董同庆和李氏刚到成都时，看起来面黄肌瘦。董竹君心疼极了，在她的调理下，夫妻俩面色渐渐红润起来。
董同庆夫妇到成都的第一天，就知道夏爷不待见他们，因为他不仅不喊他们，还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派头。
董同庆也只好喊女婿夏之时为“夏爷”，每每见了他，总是点头哈腰，不敢有丝毫怠慢。他看出来了：女婿对他们夫妇俩意见很大。
董同庆打心眼里知道是咋回事，他心里也对自己曾卖女儿的事感到愧疚，故并不觉得夏之时对自己和妻子的态度有任何不妥，只更加小心翼翼起来。
创办黄包车公司期间，董竹君每天早起晚睡，天蒙蒙亮她就去了公司，把板凳放在门口，站在凳子上给黄包车夫们讲话，教导他们怎样注意出汗后不着凉、避免生病；如何对待顾客，怎样使车身、车垫、制服等长期保持干净，还教他们如何吸引乘客。
董同庆和李氏也每日跟着女儿早起晚睡，他们吃住在夏家，哪里敢有丝毫懈怠。即使是严寒冰冻天气，他们也会早早起来，帮助女儿处理黄包车公司的大小事。
此间，董竹君还开办了一个丝袜厂，一有空闲，董同庆夫妇还会去丝袜厂帮忙。
在夏家的两三年时间里，董同庆虽吃住得好，却并不高兴，他们一直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女儿的辛苦：不仅要开两个公司，还要照顾丈夫和几个孩子，她是过得真辛苦啊。
唯一让他们欣慰的是：女儿对他们很孝顺，看起来丝毫没有怪他们当年卖她的意思。可女儿越不怪他们卖自己，他们心里反而越发内疚。
也因为内疚，在夏家的几年里，他们从未和女儿提过任何要求。
可即便他们如此“本分”，仍旧未能避免他们在夏家受辱，不用说，这屈辱，是女婿夏之时给他们的。多数时候，夏之时当着董竹君的面不会羞辱他们二老，可当董竹君不在时，就不好说了。
夏之时看不起董同庆夫妇，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曾卖过女儿，还因为：他有很强的阶级意识。他看不起穷人，打心眼里蔑视穷人。这种自骨子里生出的蔑视，让他不断地为难他们二老。
一次，夏之时与人一起抽鸦片、打麻将时，突然感觉自己当天的鸦片好像有点不对，加上他打牌又输了，刚好当时董竹君又不在，于是他很“自然”地将气撒到了董同庆身上。
他喊住董同庆，指责他给自己熬鸦片烟熬得不足分量。平日里，董同庆也吸鸦片，他对熬鸦片熟悉，于是到夏家后，他为了讨好女婿，经常为他熬鸦片。这本是好事，如今却成了他的“罪”了。董同庆虽穷，却也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自然不会偷女婿的鸦片，而且，若自己真被认为偷了女婿的鸦片，女儿可就不好做人了。
于是，他眼泪巴巴地对着夏之时道：“夏爷，我没有偷你的，都按你给我的分量，按你的吩咐熬的。”
恰在这时，董竹君提前从外面回来了。她见父亲受了委屈，忙上来劝解说：
“外面有客人，你们争吵什么呢？照我的意见按原分量方法再熬一次。你自己监督，熬好后就可证明偷了没有。”
很明显，董竹君笃定父亲不会偷丈夫的鸦片，他想用这个法子证明父亲的清白。夏之时哪里肯听，他直接耍赖，说他们父女俩联合起来整他。
这之后不久，住在楼上的李氏丢了一个金簪子，这根簪子是她用女儿这些年给她的零花钱里省下来买的，是她唯一的贵重首饰。金簪子丢了后，李氏痛苦不已，免不了在那哭哭啼啼。
夏之时经过院子时听到楼上有哭声，极其不悦，他当即怒气冲冲地对仆人李二哥（他的远亲）喊道：
“李老二，拿绳子把她绑起来，哭哭啼啼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