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大明精锐尽丧、皇帝被俘，瓦剌兵临城下，王朝濒临倾覆。于谦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打赢北京保卫战，续命大明二百年，堪称救时宰相。但跳出“忠臣滤镜”，从皇位继承、权力博弈、危机应对三维度客观审视，于谦在关键决策上确有失误，为夺门之变埋下致命隐患，最终身死名冤，既是时代悲剧，也是性格与格局的必然。

一、拥立朱祁钰：战时最优解，却埋下继承死结

土木堡之变后，朝堂陷入绝境：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主少国疑，瓦剌妄图以英宗为筹码要挟大明。孙太后最初定策：立朱见深为帝，太后监国，朱祁钰摄政，这本是符合宗法礼制、无争议的正统路径。

于谦力主拥立朱祁钰为帝，核心逻辑是国赖长君——成年君主能快速凝聚人心、统筹防务，彻底废掉瓦剌的“皇帝人质牌”。从战时维稳看，这一决策无比正确：朱祁钰坐镇中枢，于谦全权掌兵，大明上下同仇敌忾，成功击退瓦剌，保住京师与北方疆土，避免重蹈南宋偏安覆辙。

但于谦忽略了皇权继承的刚性规则：朱祁钰本是临危受命的“替补”，法理上皇位应回归英宗一系。可朱祁钰登基后贪恋权位，景泰三年废朱见深太子位，改立亲子朱见济，彻底打破皇位传承共识。这一步，始作俑者是朱祁钰，但于谦作为定策元勋、朝堂柱石，未坚决阻止废储，反而默许既成事实，等于亲手撕裂朝堂派系，让英宗旧部、宗室势力埋下复仇火种。

若于谦坚守最初方案：朱见深为帝，孙太后监国，朱祁钰以摄政王身份掌军务，既合宗法，又保战时效率，朱祁钰无称帝名分，自然无废储野心，英宗归国后也无复位执念，夺门之变的根源隐患，从一开始就能根除。战时权宜取代了长远礼制，这是于谦战略短视的第一处失误。

二、对夺门之变：警惕缺失、应对失据，堪称渎职

景泰八年，朱祁钰病重无子，皇位继承悬而未决。朝堂共识本是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于谦也赞同此议，却迟迟未推动正式流程，给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野心家可乘之机。

作为兵部尚书、掌京营兵权的核心权臣，于谦对政变密谋并非毫无察觉：此前已有密报石亨等人行踪诡秘，勾结南宫、图谋不轨。但于谦犯了致命错误：重军务轻权谋，重道义轻防范。他坚信自己一心为国、无谋逆之心，不屑于搞权力制衡、剪除奸佞，更未提前布控兵权、锁定朝局，对政变的紧迫性、破坏性完全低估。

夺门之变爆发时，于谦手握重兵，本可轻易镇压政变，却选择坐以待毙。他的逻辑是：皇位终究是朱家的，无论朱祁钰还是朱祁镇掌权，自己皆忠于大明，不必卷入宗室内斗。可他忘了：政变集团的核心诉求，是借复位铲除他这个功高震主的权臣，不杀于谦，“夺门”就师出无名。

从政治操守看，于谦是清白忠臣；但从权臣职责看，对朝堂阴谋失察、对自身安危漠视、对朝局动荡放任，就是严重的渎职。他用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三、辩证定调：功在社稷，过在权术；忠贯日月，智有局限

评价于谦，绝不能非黑即白，必须辩证两分：

论功：他是大明的续命功臣。土木堡之变后，力拒南迁、死守京师，整顿军务、调粮御敌，以文人之躯扛起军事重任，让濒临灭亡的大明转危为安，一生清廉刚正、家无余财，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信念，光耀千古。

论过：他是政治上的“天真者”。拥立决策重战时轻长远，默许废储撕裂朝局，对政变警惕不足、应对软弱，既未能保全自身，也让大明陷入复辟后的政治动荡，诸多能臣良将受牵连，朝政一度倒退。

于谦的悲剧，是理想主义忠臣与封建皇权博弈的必然。他懂军事、懂民生，却不懂皇权的贪婪、不懂政治的残酷；他坚守道义，却忽略了权力制衡的底线；他救得了大明的危亡，却护不住自己的性命，更没能规避皇位传承的血光。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忠，毋庸置疑；于谦的失，也无需避讳。功是救国安邦的大功，过是政治格局的小失，这份辩证的评价，才是对这位历史名臣最客观、最公正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