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的那个深秋，机械厂那栋红砖楼里闹哄哄的，大伙儿都在忙着搬家道喜，唯独我，拎着把铜钥匙，一头扎进了谁都不待见的西头仓库。这地方以前是堆废料的，阴暗潮湿，还挨着吵人的锅炉房，可我不在乎，为了省下那点房租，我硬是把这没人要的破地儿当成了家。谁曾想，这一住，竟住出了一段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缘分，还惹出了一连串的是是非非。

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傻，好端端的单身宿舍不住，非要去住那个“鬼屋”。我也没啥大道理，就图个便宜，那租金也就是平常单间的三分之一，对于我这个兜里比脸还干净的钳工来说，实惠才是硬道理。搬家那天，我就一辆板车，拉着个帆布箱子、几床铺盖，还有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就算是在这二十平米的破屋子里安营扎寨了。头两天日子过得冷清，直到那个铝饭盒出现在门口。里面冒着热气，俩馒头、一撮咸菜，外加一个煮鸡蛋，这分明是哪家阿姨心疼我这个没娘的孩子。一打听，才知道是隔壁那位快不行了的王阿姨。

这一来二去，我就成了王阿姨嘴里的“干儿子”。老太太是个苦命人，早年守寡，一个人拉扯大闺女沈月薇。这沈月薇可是个名人，纺织厂的厂花，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平时眼高于顶，谁也不搭理，可为了她那个病重的妈，这姑娘半夜敲开了我的门，眼泪汪汪地求我帮着圆老人最后一个梦。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看不得这母女俩受罪，也就是送个终、摔个盆的事儿，却把这一老一小的心给暖热了。老太太临走前，把一对银镯子塞给我，那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

老太太这一走，流言蜚语就跟长了腿似的往耳朵里钻。有人说我图谋不轨，想占厂花的便宜；有人说我就是个倒霉蛋，住在那晦气地方没个好。更可气的是那个副厂长的儿子刘强，开着红色摩托车，整天堵着沈月薇，见我不顺眼，就仗着老子的权势，要把我从仓库里赶出去，还在车间里给我穿小鞋。那阵子，沈月薇被发配去干最累的活，我也被勒令三天内搬走。这世道，有时候真让人觉得憋屈，好人在权势面前难道就得低头？

我不服这口气。那天下午，我直接拦住了周厂长的吉普车。这厂长是个退伍军人，眼里揉不得沙子。我把那张所谓“改建仓库”的通知往他手里一递，把那刘强如何仗势欺人、如何逼人太甚的事儿，一五一十全抖落了出来。周厂长一听，火气就上来了，拍着方向盘说：“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没过两天，那个刘副厂长就被调走了，刘强也成了霜打的茄子，那些嚼舌根的人也闭了嘴。这事儿让我明白一个理儿：身正不怕影子斜，真遇到了不公，硬刚回去才是真汉子。

风波平息了，日子还得过。我和沈月薇这一对“干兄妹”，那是真的把心掏出来处。她给我补衣服，我帮她修自行车，发了工资我交给她保管，说是给她攒嫁妆，其实这就是咱老百姓过的日子，平平淡淡才是真。可孩子大了总要飞，南方的姨母来信，让她去闯荡。送别那天，火车站的人挤人，她哭成了泪人，我也眼眶发热，嘱咐她到了那边要多长个心眼，别亏待了自己。

这时间过得真快，两年一眨眼就没了。我在这仓库里刷了墙，铺了地，窗台上的月季花开得正艳。沈月薇来信说，她在南方挺好，还处了个实在对象。看着照片上她灿烂的笑脸，我心里那点空落落的地方也被填满了。回过头来看，当年那个谁都不稀罕的仓库，却让我捡了个大便宜，不仅有了个安身立命的地儿，还认了个这么争气的妹妹。这人呐，有时候吃点亏、受点穷不叫事儿，只要心眼好、行得正，老天爷自会在那拐弯处给你备着一份惊喜。哪怕是破仓库，也能住出个金窝银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