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净卿/文

【摘要】比利时学者史蒙年（Jean-Marie Simonet）于1969 年以姜夔《续书谱》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开创了西方本土学者以中国书法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先河。其研究不仅深入阐释了中国书法的本质，即基于书写、融合实用与审美的独特视觉艺术，并通过对《续书谱》与孙过庭《书谱》的精细比较与翻译，为西方理解中国书论提供了关键文本。此外，作为策展人，史蒙年通过策划“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等大型展览及编纂研究性图录，有力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史蒙年的研究兼具中西比较的宏观视野与文本细读的扎实功夫，其将中国书法置于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史语境中的方法论，对当代中国的书法理论现代化转化与海外传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史蒙年 中国书法研究 西方汉学 姜夔《续书谱》 书法海外传播 中西比较艺术史

法语世界的汉学历史悠久，其中书画史的研究也较为发达，先后出现过谢和耐（Jacques Gernet）、史蒙年（Jean-Marie Simonet）、戴仁（Jean-Pierre Drège）、程抱一、熊秉明、毕莱德（Jean-François Billeter）、于连（François Jullien）、柯乃柏（André Kneib）、幽兰（Yolaine Escande）等著名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者。而最早系统研究中国书法的是史蒙年，他以姜夔《续书谱》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欧美最早的一位以中国书法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本土学者。

一、史蒙年其人其学

史蒙年出生于1934年，父亲为当地公证人员，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父亲希望子承父业，故史蒙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修的是经济和法律。但是家里规矩很多，史蒙年不想受到束缚，在大学期间便选择中文，一心想到一个遥远的国度，逃离规矩与束缚。这样，史蒙年便与中文、汉字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60年代，史蒙年在中国台湾学习了两年。

回到欧洲后，史蒙年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以法语完成其博士论文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姜夔〈续书谱〉》，图1），全称为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Traduction et commentaires -Pour servir d’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terminologie et de l’esthetigue de la théorie calligraphique chinoise（《姜夔〈续书谱〉的翻译与评注：中国书法理论术语与美学研究》），导师为伯希和的弟子、法国重要的中国艺术史学者王迪爱（Nicole Vandier-Nicolas，1906—1987）。这篇论文完成于1969，系欧美西方本土学者中最早以中国书法作为研究选题的博士论文[1]。

史蒙年曾任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馆长、比利时高等汉学研究院院长等职。比利时高等汉学院是利用部分“庚子赔款”于1929年成立的一家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位于比利时皇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内。比利时高等汉学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图书馆运营（馆藏有《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艺术史、建筑史、园林史、书画史、考古学、器物学等书籍8万余册），定期举办汉语、绘画和书法培训班，举办中国文化相关演讲活动，旨在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在学期末，高等汉学研究院都会举办师生的书法绘画展览，通过展陈学员们的书画学习成果，以期吸引更多的比利时乃至欧洲民众参与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学习中来[2]。

史蒙年曾多次策划中国书法大展，如2009年与中国美术馆和故宫博物院合作在比利时举办“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展出多幅以“兰亭序”为主题的中国画，例如《明人萧翼赚兰亭图》、黄宸《曲水流觞图》、沈时《兰亭修禊图》等；另有100余幅中国书法作品，既有古代经典如褚遂良《摹兰亭序》、虞世南《摹兰亭序（清拓）》等，也有当代如沈鹏、孙伯翔等人的作品。该展无论是就规模还是就所展作品珍贵程度而言，在欧美都是极其罕见的，这实现了史蒙年多年来的愿望。展览前后持续了三个半月，向欧洲观众传播中国书法、推介中国书法艺术之美。

史蒙年与柯乃柏（André Kneib，1952—）合作将展览作品编目出版，即Le Pavillon des orchidées L‘art de l‘écriture en Chine（《兰亭集序：中国书法艺术》，图2）[3]。该展品目录并不是简单的作品图片译介，而是汇集了中欧书法研究者的相关论文，如白铃安（Nancy Berliner）的“La Calligraphie & la Préface du Pavillon des Orchidées”《书法与〈兰亭序〉》、蒲芳莎（Françoise Bottéro）的“La Calligraphie &l‘écriture chinois”《书法与汉字》、柯乃柏的“La calligraphie et la peinture”《书法与绘画》、史蒙年的“La calligraphie et le trait de pinceau”《书法与线条（笔触）》等，也有国内学者如傅红展、朱青生、王元军、任平、杨应时等人分别从书写与传统经典、书法与政治、书法与宗教、书法与文学、书法与当代新潮流观念等角度撰写的论文。

这些论文中，只有史蒙年的论文是纯粹在讨论书法艺术本体问题。其文首先紧扣展览的主题，以“《兰亭序》与中国书法”为小标题，介绍《兰亭序》如何成为中国视觉感性的一座丰碑，赞叹其笔触的精湛、线条粗细的微妙与优雅、整体布局奇迹般的节奏等。接着，他以“中国文字的本质”为题讨论了中国文字书写的独特性，他认为，中国人对书写的起源、本质与功能，有一套“不同”的观念，它是在索绪尔的概念体系之外形成的。然后，史蒙年开始讨论中国文字书写如何能够成为艺术的问题，在他看来，书法是对书写的一种完善，而这种书写在社会实践中已被确立为图形规范；艺术家并无刻意进行造型创作的意图，却能通过其用笔技艺来释放创造力，这样的表达便有艺术的优美与崇高之境。史蒙年认为，书写之美可以从结构和笔法两方面来欣赏，涉及安排构成每个字符的、数量与复杂度不一的图形元素。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连贯且富有表现力的图形结构，要求书写清晰可辨；笔法则涉及毛笔的使用方式，关乎笔画的表现，是笔触艺术本身[4]。

史蒙年从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在研究、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中国书法。而从上述他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从符号学、形式与图像分析的讨论可见，其对中国书法的认识非常深刻，其方法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不过，要考察其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我们就要追溯到他的博士论文。

二、史蒙年博士论文对《续书谱》的研究

史蒙年的博士论文L a S u i t e a u “Tr a i t é d 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姜夔〈续书谱〉》）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导论和《续书谱》的翻译。导论部分又分为三章：欧洲书法与中国书法、中国书法的一般特征、姜夔《续书谱》导读。

欧洲书法与中国书法。史蒙年认为，欧洲书法（calligraphie）是偏向绘画的图像艺术，与自然的书写形成对立；而中国书法是奠基于书写的视觉艺术，与绘画的创作形成对立。因此他主张，用法语中的calligraphie一词来指代中文中“书法”或“书道”的含义[5]。这一点与毕莱德正相反，毕莱德更喜欢以书写艺术来指代书法，而不是用calligraphie。不过，为了行文方便，毕莱德也用calligraphie来指代中国书法艺术[6]。

中国书法的一般特征。史蒙年认为，中国书法既具有实用功能，即宗教、仪式、行政等，也具有审美功能，这是书写世俗化的结果，是汉代以后的事情；而且整个书写史都是中国艺术史的组成部分，不像西方那样，并不存在专门供艺术家书写的形式，在中国只有一种书写形式，艺术家和非艺术家都同时使用一种书写形式，因此并不存在两种哲学，一种为艺术家服务，一种为非艺术家服务。史蒙年的思考实际上结合了艺术人类学，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大有裨益[7][8]。

姜夔《续书谱》导读。史蒙年认为，截至宋代，书论发展史呈现出三种倾向：第一是六朝时期，追求美学的思考；第二是唐代，学术倾向更趋于细化，有书写风格演变史（笔者案：应是指张怀瓘一类）、有批评类，还有如孙过庭《书谱》这类美学论文；第三是宋代，出现了收藏目录和收藏家笔记的汇编，同时也有体现美学思想的书法题跋，有考古学术类文献。姜夔《续书谱》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史蒙年认为这部书是为实践者编写的手册类文献，并且“在众多分散的书法学术文献中，它可能是唯一一部综合处理书法艺术主要方面的著作”[9]。

若要讨论姜夔《续书谱》，不得不提孙过庭《书谱》。因为《续书谱》通常会被认为是《书谱》的续篇，是在孙过庭《书谱》基础上写成的，很多术语和思路都参考了《书谱》。不过，在史蒙年看来，这二者又有所不同：它们涵盖的艺术史时期并不完全重合；作者意图和呈现形式截然不同。“孙过庭的论文被视为一篇关于书法艺术的精彩诗性散文，而姜夔的著作应被视为一部简易的学术和入门作品。此外，孙过庭的论文以极其精致的‘骈文’写成，有时因其晦涩和阅读难度而受到批评，而姜夔的文本则以非常易懂的散文写成，并依靠大量具体例子来支持理论思考。姜夔还努力定义他在论文中使用的概念，而孙过庭则没有这样做。”[10]史蒙年还认为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关于书法理论这一主题的唯一重要综合作品（笔者按：这个看法不一定对。比如张怀瓘、项穆、包世臣、康有为等的论著都具有很强的体系性）。孙过庭的论文无疑是最雄心勃勃、最全面和最引人入胜的，姜夔的《续书谱》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开端，既可以全面介绍书法理论，又可以引入孙过庭的思想；而且，由于姜夔《续书谱》在思路和概念上更加清晰，因此史蒙年以之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对象[11]。

关于《续书谱》与《书谱》在内容上的紧密关系，史蒙年认为其中的第十章《情性》涉及书法行为的心理学，是完全取自《书谱》的[12]。在正文的翻译中，史蒙年时常以《书谱》的内容来佐证《续书谱》的一些说法。例如，在翻译《续书谱·真书》第一句话“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时，他便引用《书谱》“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一句来作为论据，论证俗见之谬。在论证姜夔“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时，他引用《书谱》“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一句，以证姜夔的理论或来自《书谱》[13]。这些都说明史蒙年对《书谱》也非常熟悉。在注释《续书谱·血脉》时，史蒙年认为这一章与《书谱》的“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这一段密切相关[14]，是为的见。

不过，《书谱》这个文本由于是以四六句式骈文形式写成，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而言读起来都不易。史蒙年在《书谱》的阅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注释《续书谱·用笔》时，他认为《书谱》中的“执、使、转、用”是孙过庭自己创造的术语。实际上，在孙过庭之前，这些术语已经存在，不过是孙过庭进行了总结和挪用，成为自己的用笔体系[15]。

三、史蒙年书学研究的启示

史蒙年在古代书论的研究方面，给我们不少启示。据笔者观察，《续书谱》的很多内容，比如风神、迟速、方圆、向背等术语，也都是源自《书谱》，然而，二者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另外，历代书论对《书谱》的接受颇多，这类现象值得关注。孙过庭《书谱》可以说是第一部成体系的书论作品，他用了很多儒家、经学、道家、文学、音乐的术语，开创了书法的诸多范畴、命题[16]，对后代的影响甚大。比如，元代盛熙明的《法书考》、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等论著，都有《书谱》的影子。史蒙年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让我们能够深入思考历代书法理论、历代书法批评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进行研究。贯通历代的理论视野，能够为中国书学发展史、理论发展史、批评史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观察视角。

另外，在《书法与线条》一文中，史蒙年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思考汉字及其书写的本质性问题，展开对中国书写艺术的讨论，回答了为什么在中国书法能够成为艺术。这样一种在我们看起来习以为常、似乎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往往能够让我们警醒：一方面，要思考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另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把传统书画理论、书画美学进行现代转化，引向深入。

不过，史蒙年也比较重视传统的视野和方法，不是盲目地提倡创新。他在《中国书法与意识：关于毕来德著作〈中国书写艺术〉》一文中，批判了毕来德的写作是学术考据与个人随笔的结合，内在逻辑不统一，也批判了其关于“本己身体/作为对象的身体”，“活动/行动”等概念的区分，指出这种引入精神分析理论的方法，重视个人经验的体会，忽视了个案的研究，导致读者难以捉摸[17]。当然，毕来德也对此进行了部分辩护[18]。在笔者看来，毕来德的分析确实过多地加入了个体经验的分析，而忽视了艺术史写作本身应该引入个案进行精细分析的方法，毕来德的诸多论述事实上脱离了艺术理论本身，更多呈现出一种个体心理体悟、思想实验的倾向。相对而言，史蒙年的研究方法更多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注释：

[1] 史蒙年：“任性少年”相伴中华文化一生[EB/OL](2023-08-18)[2026-01-28].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10063594.shtml.

[2] 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赠书比国高等汉学院[EB/OL][2026-01-28].https：//teric.naer.edu.tw/wSite/PDFRea der?xmlId=1175143&fileName=1400727398027&format=P DF.

[3] SIMONET J M, KNEIB A, et al. Le Pavillon des orchidées： L’art de l’écriture en Chine[M].MERCATOR, 2009.

[4] SIMONET J M, KNEIB A, et al. Le Pavillon des orchidées： L’art de l’écriture en Chine[M].MERCATOR, 2009： 179-200.

[5]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M].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 9-13.

[6] BILLETER J F. The Chinese art of writing[M].trans. by Jean-Marie Clarke and Michael Taylor. New York：Skira Rizzoli, 1990： 10.

[7]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M].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17.

[8] GERNET J. LA CHINE, aspects et fonctions psycholocigues de l’écriture[C]//LÉcriture et la psychologie des peoples. ARMAND COLIN Paris, 1963：29-49.

[9]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M].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 30.

[10]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 [M].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 30-31.

[11]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M].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30-31.

[12]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M].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 32.

[13]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M].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 93,109.

[14] SIMONET J M. La Suite au “Traité de Calligraphie” de Jiang Kui (1155-1221)[M].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69： 215.

[15] 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27-136.

[16] 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06-225.

[17] SIMONET J M. “Calligraphie chinoise et idéologie： À propos du livre de Jean-François Billete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J]. Arts asiatiques, 1991(46)：152-156.

[18] BILLETER J F. “Réponse de l’auteur”[J]. Arts asiatiques, 1991(46)： 156-157.

（孟云飞转编自《当代美术与书法》 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