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
1927年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着残部登上井冈山，当时的他，内心充满理想主义的热忱，却很快被现实的冷水浇透。来自上海的中央指示，不断否定他的农村路线，指责他保守逃跑，最后，一纸决议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那一刻他不再是毛委员了，只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山大王”。
1929年，在福建龙岩关于红军建设方向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留苏派们拿着苏联红军的条令，指责毛泽东的部队太农民化、不正规。在一次会议上，他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投票罢免。突然间，这个红军的创建者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最寒冷的冬天是在1931年后，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理论家们占据了领导岗位，他们穿着笔挺的制服，满口马列术语，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和游击战术嗤之以鼻。在瑞金的苏维埃政府里，毛泽东虽然顶着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头衔，却成为了一个被供起来的摆设，决议不让他参与、会议不通知他参加，甚至他住的屋子都很少有人来访。他回来形容那段日子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连鬼都不上门。”
1937年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烽火已经点燃，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大片国土沦陷在即，而在共产党内部，情况同样复杂。经过长征的幸存者们虽然保住了革命火种，来到延安的只是一支疲惫之师以及来自不同根据地，有着不同经历和观念的干部队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方法、策略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一部分人仍然迷信苏联的经验和理论，认为只要照搬苏联模式就能取得胜利；另一部分人则陷入经验主义的窠臼，认为自己的局部经验就是普遍真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显得尤为危险。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的7、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始了他的哲学演讲。他要通过这两篇讲稿，完成对过去16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更要为未来的斗争提供最根本的方法论值导。《实践论》完成于1937年7月，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月，《矛盾论》写作于8月，此时上海、南京以及平津已经沦陷，日本正大举进攻华北。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毛泽东却沉下心来写哲学著作，这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深远眼光，越是局势危急，越要抓住根本；越是头绪繁多，越要提升思维。
1939年，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毛主席光辉著作《实践论》
让我们先来看看《实践论》到底解决了什么致命问题？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应该是《如何避免成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俘虏？》
毛泽东开篇就直指要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这个看似简单的论断，在当时确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它直接挑战了那些留苏派的理论权威。他说：“你们背诵的马列经典不是真理的终极标准，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诀，就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斗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检验，逐渐总结提炼出来的。可能最初只是某个战斗的偶然成功，但经过多次实践验证，最终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战略原则；反过来看看那些留苏派为什么会在中国碰壁，就是因为他们跳过了实践这个环节，直接把苏联的成功经验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不知道俄国的城市和中国的农村；俄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农民，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具体情况。用同一把钥匙开不同的锁，没有把失败的。
毛主席光辉著作《矛盾论》
如果《实践论》解决的是如何获得真知的问题，那么《矛盾论》解决的就是如何分析问题的问题？
1937年的中国面临的矛盾复杂程度堪称历史之最，中日民族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矛盾、共产党内部矛盾、国际势力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找准主要矛盾？找住问题关键，直接关系到革命的生死存亡。毛泽东的《矛盾论》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了这个复杂的矛盾体。
他首先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个观点本身就打破了许多人希望寻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方案的幻想，接着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主要矛盾在众多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在1937年，虽然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共产党的策略必须要调整，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当我们回顾毛主席写作“两轮”的心路历程，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对当代创业者极具启示的智慧，那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深刻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将每一次挫折都转化为深度思考的契机，将每一次实践都升华为理论创新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