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诈取金明寨，威胁到了兵力空虚的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急调刘平、石元孙等率万余步骑驰援，结果宋军行至三川口时遭到西夏军伏击，终致全军覆没。

次年二月李元昊再度率军十万南下诱敌，这回上钩的是韩琦，倒霉的却是任福——自诩知兵的韩某人“运筹帷幄之中”，于千里之外牵着任福踏进了西夏人设在好水川的埋伏圈，一战而溃，仅千余人逃脱，战死者达10300人。

又次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攻宋，玩得其实还是同样套路，即围点打援。不过宋军挨揍多了也学精了，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严令副使葛怀敏背城为营，不得轻动。但他却忘了葛怀敏是京营出身，眼高于顶，根本不把乡巴佬般的西军和“西贼”看在眼里。最终他违令出兵，在定川寨再度中伏且再度全军覆没。

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这“三川之役”的连续惨败，彻底打没了宋军的精气神，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对西夏采取守势。而宋仁宗赵祯万般无奈下也只能跟李元昊签下了耻辱的庆历和议，丢人现眼的年年给党项人送岁币不说，陕西沿边地区仍不时遭受劫掠，却连个屁都不敢放。

直到三十年后的熙宁四年（1071年），宋军发起横山战役，才算重新夺回战争的主动权。那么在三川之役中宋军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加一块也不过才三万出头。

话说仁宗在位年间，北宋军队总兵力超过140万，其中理论上随时能拉出来打一仗的禁军就有80多万。就算仅统计顶在对夏作战一线、时刻整装待发的西军，那也有20多万，怎么才打没了3万人就伤筋动骨到要30年才能缓过来？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高梁河之战，宋军号称“三十万王师北伐”，实际参战兵力也就十万出头。辽军那边更少，加上前赴后继赶来的援兵也就五六万人。两军加起来不到二十万人打了十来天，辽军屡溃，但仗着骑兵来去如风，溃而不散，很快又能卷土重来。而宋军呢？赢了一百次屁用不顶，输了一次就一溃千里。

那么在这场彻底改变了宋辽两国国运以及中国历史走向的战役中，宋军损失有多大？答案是万余人，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溃逃中被辽军轻易收割掉了人头。那么在此前十多天的战斗中，伤亡能有多少？三千怕是都说多了。

经常看到有人说什么土木之变，明朝最精锐的五十万大军尽丧，其实哪有这么回事？所谓的五十万大军，就是朱祁镇和王振号称的而已，实际出动兵力也就在二十万上下。同时因为沿途需分兵驻防、阻击，实际到达土木堡的军队只有十三万。而且这十三万人人也远没有死光——根据亲历者李贤所著的《顺天目录》记载，战死者占三分之一，约四五万人，余者虽一时溃散，但后来大多也都归队了。

在永乐年间，明军总数将近300万，虽然因为从来不满饷导致大量军户逃亡，到正统年间仍有160万大军在册，仅京营就占了近50万。那为啥顶多才打没了五万人，就一下子落魄到连京师都近乎无人可守的地步？

话说现在那两头狗熊掐架，掐了快四年战死人数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可谓是惨烈至极。尤其是二毛，都开始到处抓壮丁了，但还打得劲儿劲儿的，似乎再撑个一两年也不成问题。

可换在几百上千年前，三川之役打没了西军的一成多、高粱河之役打掉了出战宋军的不到一成，土木之役损失掉了京营兵力的四分之一，整支军队就彻底垮了。不休养生息个几十年，就无再战之力，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古代军队的炮灰们，远比今天“金贵”。像影视剧、小说里动辄提兵百万、杀敌数十万，弄得好像那时候的人命都是拿咸盐换的似的，全都是在鬼扯。

现代战争一仗打没了几万人，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承受得起的代价。可放在古代的大多数王朝，弄不好就该改朝换代了。至少皇帝不下个罪己诏或是找几条够分量的替罪羊，这一关是肯定过不去的。

中国历史上一次实际出兵过百万的战例仅有一次，即隋炀帝杨广一征高勾骊，“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隋书·卷四·帝纪第四》）。其次是淝水之战，苻坚为了南征东晋，“发长安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第二十七》），再加上随军民夫也可以勉强称得上百万之师。其余如长平之战和王翦伐楚秦国出兵都在六十万左右，但这两战都打了两三年，兵员都是有轮换和更替的。否则那么多壮丁一股脑的都堆在前线，家里的地早荒了，老婆孩子也早饿死了，还打什么打？

再就是元末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为了弄死朱元璋硬凑出了六十五万大军。但其中大多数都是临时拉壮丁拉出来的乌合之众，无装备无训练无斗志，才被一战打崩，不具备实际意义。

事实上一次出兵十几万、几十万的战例，大多数都发生在战国到隋唐的这一千多年间。从宋朝开始，除明初及各王朝末年外基本的趋势就是打仗越打越抠搜。到了清朝更是可以用“穷酸”来形容——乾隆灭准噶尔、抢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盘，总共才出兵五万；廓尔喀之役，也相当于是灭国之战，还得翻越死亡禁区喜马拉雅山，结果一共出兵一万三，其中大多数还是吃瓜看戏的。真正当牛做马冲锋在前的，就一千索伦兵及其五百随从。

为啥？出兵多的，因为出得起；出兵少的，当然就是出不起喽……

从商鞅变法（前356年）开始到唐天宝八年（749年），历朝历代基本都是兵役制。啥叫兵役制？就是兵农合一，就是全民皆兵——拎起锄头就是老农，放下锄头就是士兵。而且不是陈友谅生抓硬拉来的那种壮丁，而是一声召唤就万众齐聚，关进军营集训个十天半个月，再拉出来就能横扫天下的那种最优秀的士兵。

这样的兵，平时务农，朝廷不用为养兵花一文钱；农闲操练，朝廷只要指派军官、提供场地，也不花什么钱；战时从征，士兵通常还得自带干粮、兵械，朝廷还是不用花多少钱，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战争成本极低，所以发动战争的动力和欲望，当然就更强了。甚至明明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的问题，核算下成本，还不如打一仗。明明派一万兵就能应付的仗，为啥不整个十万人换个安心稳妥？

所以像刘彻那样的战争狂人，经常无聊到到处派汉使，然后就成天盼着这些倒霉蛋被砍死，好有借口名正言顺的派兵去抢地盘。

但在那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年代，想要维持兵役制，有着苛刻的前提条件。

首先就是人口要少，才有地分；其次是政经等方面配套政策要完善落实，才能维持军队稳定；此外社会风气要尚武，军人地位要高，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政策要外向，不断的开拓进取。

而这些条件，到两宋以后，基本就都不具备了。但没有军队肯定不行——既然免费的兵召不来了，就只好花钱雇人来干了。

从宋到清，基本都是募兵制打天下。募兵，就是以当兵为职业，可以称为职业军人了，是不是应该比以前免费的民兵更能打了？

事实恰恰相反。

举个例子，宋朝以后的军队，军兵种通常都分得非常细致。比如有专门的弓箭手、刀牌手、枪斧兵等等，各司其职、术有专攻。如果你非让弓箭手改行当枪斧兵站在一线阻挡敌人的骑兵，那一定是脑袋被驴踢了，跟找死无异。

可在此之前却并非如此。像唐朝府兵被征召出战时，必须随身自备的“随身七事”，其中就包括弓一柄、箭一壶。这意味着唐军中的弓箭装备率为百分之百，人人都是弓箭手。

这有多难，稍稍了解古代军事知识的朋友恐怕都有心得。一个合格的弓箭手，没个三五年练不出来；要是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弓箭手——除了个别的天赋异禀者外，勤学苦练个十几年，也未必能成。

所以弓箭手，才是古代军队中最精锐、最能打也最费钱的兵种。

而唐军能在历次大战中经常打出惊人的交换比，核心秘诀就在于优秀的射手太多了。往往敌军还没近身，就被精准的箭雨打得阵脚大乱，随后只需打顺风仗收割人头就行了。

业余性质的民兵这么狠，为啥宋朝之后的职业兵反而就不行？

按唐制，士兵在营不需出操或征战时，日给米面两升；出操、征战时日给米面三升；此外月供肉脯、果蔬、酒若干。简单说，就是啥也不干一天两顿，一顿差不多一斤米饭或馒头；需要干活就吃三顿，分量不变。

但实际上，因为府兵大部分时间在乡，朝廷无须承担练兵成本，直接拿来用就行了。而付出的代价，就是授田、免税。

按制成丁授田百亩（有口分和永业田之分），府兵则授田一百四十亩，还免税。这种情况下一个府兵家庭有地几百亩司空见惯，起码是个小地主。都当上地主了，还用自己下地干活？

所以所谓的平时务农，就纯属场面话。府兵收入的大头，也从来不是从土坷垃里刨食吃，而是从军征战获得的赏赐以及缴获……或者更确切的说，就是战后的抢劫收入。反正因此唐军纪律败坏是出了名的，比如武德三年（620年）平定刘武周时，据说每打下一座城池李世民的腰包都得大出血一次，以阻止士兵劫掠百姓。直到打下夏县，二凤同学彻底没钱了，那帮骄兵悍将就把夏县给屠了……

国内如此，国外更完蛋。比如侯君集灭高昌和苏定方灭百济，战后都是抢得杀得比三光还三光。搞得国内的皇帝重臣们都看不下去了，把前者丢进监狱反省，至于后者赶紧召回国，省得把百济人都逼反了。

又跑题了。反正府兵要想痛快抢劫大发其财，就得打胜仗。想打胜仗，就得武艺精熟、配合默契，就得勤加操练。而府兵既不缺钱，又不缺时间，每天除了吃饱喝足，就是舞枪弄棒，不全员弓箭手、大半神射手才奇怪。

反过来，这种训练程度在募兵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募兵与府兵最大的差别，就是干啥都得要钱，而且都需要朝廷开销。在中唐时，一个募兵的年俸就有30贯左右，再加上各种赏赐补贴以及吃喝拉撒，一年下来就得有50贯。到了宋朝，养活一个上位禁军年需70~80贯，打杂的厢军也得30贯左右——你甭管这些兵最终拿到手的有多少，反正从兵部支出的就是这么个数，一文钱都不能少。

而且这还是让士兵呆在军营里啥也不干就需要的支出。要是想让他们动起来，那么上述花费打着滚的翻个一倍两倍甚至几倍，都不是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北宋仁宗年间除了跟西夏打了几仗，大部分时间能维持和平。即便如此，每年朝廷财收的超七成都花在了军队上。一旦哪里燃起了战火，财政立刻入不敷出，只能加征赋税，又让百姓不堪重负，导致社会治安恶化。比如让时任副宰相（参知政事）的欧阳修曾哀叹过的“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就是这么来的。

简直就是个完美的恶性循环。

打仗这种事不好避免，那么想让士兵尽量少动弹、朝廷少花点钱，就只能在操练上想办法了。事实上冷兵器时代士兵训练的体力消耗远非现代军队可比，你光给人家加顿饭、添几两米不是够不够的问题，没准是要死人的，所以酒肉果蔬之类的营养补充就得跟上。而且这一练起来，兵械甲具、衣帽鞋袜就要损耗，有个跌打损伤、误击误伤需要治疗，表现突出的要赏赐奖励……反正不管啥都要钱，一样没顾上就得出事，弄不好还得兵变……

像引爆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兵变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在操练之后食物补给不足，不能提供酒肉，引发士兵强烈不满，愤然哗变。为了平息这次兵变，北宋朝廷调动数万部队，花费百万贯军费，才将其剿灭。

不练天下太平，一练地动山摇，所以能不练，还是别练了吧。

所以在任何一支由募兵组成的部队，能三五天操练一次的，都是最重要、最精锐的部队。至于一般的部队，十天半个月拎着刀耍两下就差不多了，想练点高难度的项目都得拦着，因为没钱，真练不起。像厢军那样打杂的部队，当兵一辈子没碰过弓刀的简直比比皆是，根本不用大惊小怪。

至于全训部队，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别说古时了，就算到了三十多年前，我家老爷子所在的那个集团军的三个师里，也只有一个是全训战备状态，还有一个属于半训（主业是抢险救灾），剩下的那个则全职养猪种菜，全力养活那两个师。

养兵，真的是超费钱。所以很多事明明谁都知道不对劲，但摆到小钱钱面前就都不是问题了。

明崇祯年间，辽东总兵吴襄（即吴三桂他爹）入京述职，跟朱由检聊起了天。

皇帝问，爱卿你麾下有多少兵马呀？吴襄倒是挺老实，直接说了大实话——按兵部的册籍所载应该有8万人，但陛下您要是跑去山海关数人头，就只能数出3万来个。

剩下那5万跑哪去了？肯定不是被满洲人干掉了，而是从来就没存在过。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在兵部的册籍上，唯一的作用的就替吴襄多要5万人的军饷而已。

这就是大家都很熟的吃空饷了。

皇帝就很不高兴，但仍打算给吴襄个机会。就继续问道，那么这三万人应该很能打喽？这个意思就是，你丫的要是把空饷用在养军上，还可以饶你一条狗命。谁知吴襄却一脸苦笑的答道，我要有三万敢战精兵，早把野猪皮他全家都集体打出翔来了，何至于困守关宁？这三万人就是样子货，平时保证不饿死，战时能站在城头吓唬吓唬人就不错了。而我麾下真正能用、好用的，只有三千精兵。

这三千兵，就是大名鼎鼎的关宁铁骑。

对朱由检“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的提问，吴襄是这么回答的：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能得其死力。”（《小腆纪年·卷三》）

这并非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与关宁铁骑并称的辽东铁骑，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也不超过三千人，但其战斗力，可当十倍之敌。

在万历抗倭援朝之役中著名的碧蹄馆之战，明军前锋查大受部遭四万日军包围，危在旦夕。此时李如松手里也有四万兵，而且距离战场并不远，全军出动完全来得及。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只派出了两千人前往救援。

这并非李如松托大、轻敌，而是因为这两千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辽东铁骑。

在抵达战场后，辽东铁骑毫不犹豫的向着20倍于己的日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攻得有多猛？据日军主帅宇喜多秀家在战后给丰臣秀吉写的报告，当时明军发动攻势的烈度和规模，让这个久经沙场的宿将坚信自己遭遇了明军的十万铁骑，这仗根本没法打，所以才率先撤走。而李如松在救出查大受部后，也没有乘胜追击，为啥？因为出战的两千辽东铁骑中仅阵亡的就有264人，重伤49人，还损失了战马276匹。

看上去不多？实际上已经足以让李如松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了。因为辽东铁骑固然是强悍、好用，但好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

让我们再回到朱由检和吴襄的那次对话。当听说关宁铁骑这么能打，皇帝忍不住眼红，就想将其调入京师给自己当保镖。眼看要被偷家的吴襄却一点不慌，用非常委婉但又非常不屑的语气告诉朱由检——陛下，非常不好意思，兵不是我不给你，而是你根本就养不起。

朕富有四海，受亿兆士民供奉，还养不起区区三千兵？你瞧不起谁呢！说吧，一年需饷几何？

吴襄也不客气，直接告诉皇帝，咱先不用讨论把这三千兵养足战力需要多少钱，光是保证他们能老实呆在军营不逃跑，一年最少也得花一百万两银子。

闻言，朱由检吓得差点从龙椅上掉下来，直呼不可能。毕竟军饷最高的京营，士兵的年俸也不过6~8两银子。他养活十万京营（实额只有不足三万）的花费也用不上百万两，你老吴扯瞎话扯得也太不着边际了吧？

吴襄对此不屑一顾——京营的薪俸也叫高？别忘了我们吴家差不多是拿八万人的军饷来养活这三千人！吴家的田庄、商铺、商队等一切产业的收入，也大多被这三千人吃掉了。这些人，你看他们在军营里就是个普通的大头兵，回到家至少都是有田几百亩、奴婢成群、锦衣玉食的地主老爷，这是京营能比的？陛下你把他们调进京城，能给得起这样的待遇？如果给不起，还指望他们替你玩命？所谓百万两军饷，不过是让咱们君臣彼此不伤体面的说法，事实上连塞牙缝都不够。

朱由检盘了盘家底，发现“内库止七万金，金银什物二、三十万耳”，这才彻底死了心。

所以别看在碧蹄馆辽东铁骑才损失了三百来人，但实际价值可能超过了几十万两银子，甚至更多。所以李如松怎么会不痛彻心扉，哪还敢继续浪下去？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无论是李成梁、李如松父子还是吴襄、吴三桂爷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攒出来的那两只精锐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唐朝府兵的翻版。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府兵作为兵役制的终极改进版，在军事意义上除了完美，找不到别的形容词。那这么好的东西，为啥就被废除，而且历朝历代都再未恢复？

府兵制始创于西魏，到隋唐渐趋完善，然后就盛极而衰，在唐高宗后期就开始衰败。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是战事过于频繁且持久，被征召的府兵往往久戍不得归乡，厌战情绪高涨。其二是武周年间政治动荡，武后为平衡各方政治势力，默认番上卫士被贵戚当作家奴驱使，使得府兵地位下降，令许多人以充当府兵为耻辱。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展到玄宗时期，府兵无地可分，大量逃亡，已经征无可征。

从开元十年（722年）起，朝廷被迫募兵补充府兵不足。此后随着越来越难以为继，到天宝八年（749年）时李隆基下诏停发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终于废止。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当然想恢复府兵制。可问题是他靠篡立成国，未经残酷的战争清洗，旧有的利益集团仍是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为了争取得到其在政军等方面的支持，赵匡胤只能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这就使得宋朝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官方不限制土地兼并的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还怎么恢复府兵制？

满脑子浆糊的蒙古人不用提，文明程度太低的满洲人也不用指望，在唐朝之后唯一有希望也有条件恢复府兵制的唯有明朝。况且朱元璋本人也有着相应的意愿，那为啥最后也没搞成？

问题就出在朱元璋身上。因为这个史上唯一一个赤贫出身的开国之君，实在太抠，更没法克服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

府兵制的基础就是均田制。简单说就是免费授田，再免除赋税，并以重利激励士兵的求战之心。授田和免税是保下限，同时以军功和战利品分配来提上限——像苏定方、薛仁贵等初唐名将就从府兵中的低级将校乃至普通士兵一路晋升上来的。

明朝一开国，朱元璋就采纳刘基的建议，借鉴唐朝府兵制搞出了个军户制。即将全国户籍分为民户与军户，以军户为基础设立卫所。卫所相当于唐朝折冲府的翻版，共设置了近400个，每卫额定5600人。

形式上看起来像模像样，可一涉及到真金白银，朱老板的抠病就忍不住发作了。

唐朝府兵人均授田140亩，且免除全部赋税。可明朝的军户，老朱只舍得每人给50亩地不说，军户拿到的还只有土地的使用权——不但无法买卖，而且一旦士兵退役、战死或逃亡，土地就得收回。所以那些贪婪的军官都想把自己麾下的士兵从军营里撵走，然后隐瞒相关信息，好把上述土地占为己有。

本来土地分得就少，管理也跟不上。一开始给军户划拨土地时，地方就坚决抵制，导致征收来分给军户的土地严重不足。其实这个问题在隋唐时也不罕见，隋文帝杨坚就曾因为关中的人口快速繁衍，导致府兵无田可授，便悍然强迁几十万民户于关东。反正态度就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保证府兵如数授田。

可朱元璋却没怎么管。这就导致一平均下来每个军户分到的土地只有30亩左右，像人多地少的江南更是人均才10亩出头，根本无法保证军户的基本生活。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非但没有免除军户的赋税，而且为了圆上自己吹出的那个“养百万军不费百姓一粒米”的牛皮，搞出了个臭名昭著的余粮收集制。这就导致大明百姓要缴的田税是三十税一，本该受到优待的军户的税率却相当于五税一。

五税一，这可是个放在哪朝哪代都能逼人造反的税率。结果就是唐朝府兵人均地主，明朝军户个个贫农，连温饱都保证不了，还指望什么战斗力？

而且军户也不傻，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自然也没人愿意替老朱家卖命。所以朱元璋费老鼻子劲弄出来了的280万大军，到立国仅70年后的正统年间，就逃亡逃得只剩下不到160万。而且跑掉的，都是强壮的、精明的，出了军营也有谋生手段的；留下的，要么老弱病残，要么胆小怕事，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到土木之战时，朱祁镇嘴上说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心里肯定清楚实际兵力只有20万。但他不知道的是，这20万大军只存在于兵部的架阁库里，能在军营里找到的大概只有十一二万，还大多都是废物。

所以明朝最终还是得走回募兵的老路。

募兵制始终面临着一个难以抉择的难题，那就是国家财政基本是个定量。要养精兵，数量就不够；要是保证了数量，单兵培养成本就会断崖式下降，结果就是养了一群废物兵。

到底该怎么选？

东汉是唐宋之前罕见的施行募兵制的王朝，而且走的是精兵路线——全国军队分京营、郡兵和边军三个系统，其中由中央财政供养的是京营和边军。那么常备兵力有多少呢？答案是以北军八校为基础组建的在京五营共有1.2万人，由度辽营、渔阳营等组成的边军约2.4万人，合计3.6万人。

其实我们可以把东汉的常备军、尤其是京营理解为军官团。朝廷平常只养着这些军官，一旦有外敌入侵或内部叛乱，就从京营抽调个千八百人过去，再临时招募士兵组成作战部队。战后军官归建、士兵解散，一切恢复旧貌。

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军费开支低。但坏处也很明显，就是军队严重依赖中低级军官的水平和作用，而且经受不起严重的损失。尤其是在承平日久以后，长期缺乏战争考验的军官团难当大任，仗就不好打了。典型就是西北羌乱，换成西汉那会儿刘彻发大军过去可能就是一波流的事，可东汉却折腾了一百多年也搞不定，还弄出了一大堆地方军阀，最终被反噬。

像宋明的募兵，就是典型的要数量不要质量。比如北宋最多时募兵144万，军费开支超过朝廷财收的七成，活活拖垮了财政。可即便如此，军队战斗力还是拉胯得不成样子，战绩简直没脸拿出来见人。

因为只要朝廷给军队发饷，就避免不了吃空饷、喝兵血的陋习。比如北宋最精锐的西军，因为长期面临西夏的战争威胁，空饷只敢吃个两三成；京师和河北的禁军因为长期无战，空额就敢吃到四五成；至于常年太平的南方，一支部队有三成的实额，都算精锐。更常见的是只有一两成充充门面，甚至一座偌大的军营里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出来的，也不是没有过。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以为自己发兵十万出战，实际能抵达战场的通常有五六万就不错了。再刨去拎不动刀、开不了弓的老弱病残，能跟敌人比划两下的可能只有两三万。而这两三万人中，真正弓马娴熟而且愿意替主将死战的，差不多也只有三五千……

所以宋军打仗，经常十几万、几十万人莫名其妙的就败了，其实就是这么来的——跟朝廷说的、史书上写的是十万打两万，实际的战场上是五千打两万，还有四万五在后边猛拖后腿，这仗怎么赢？

这也让宋朝以后的军队，尤其无法承受战败的代价。

唐咸亨元年（670年），薛仁贵兵败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十万大军尽丧。这是自大唐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大败，不但直接导致吐谷浑被吐蕃吞并，安西四镇也被迫撤销，整个西北战局面临全面崩塌的危险。但仅仅过了五年，唐军就卷土重来，重复四镇。但吐蕃不甘失败，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累计出动超百万兵马对西域展开反复争夺，致四镇屡陷屡复。但总兵力也不过数万人的唐军完全不落下风，也不计伤亡，与吐蕃人展开空前惨烈的厮杀。直到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率援军赶到一战定乾坤，安西都护府才彻底稳定了下来。

为什么唐军能有这么强的韧性、能承受得住这么惨重的伤亡？因为唐军有六十万府兵，而且是绝对的实额，战斗力水平大致相当。在这种情况下，打没了十万，再调上来十万，水平也不会差，无须出全力就能大致稳定住战线。与此同时朝廷还有余力休养生息，恢复损失掉的军队。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报仇雪恨就是一波流的事。

但换成募兵，那就完犊子了。

像北宋最多时拥兵144万，但其中近半是厢军。什么是厢军？就是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比如有的部队名号就叫“酒店务”，专职在官营饭店跑堂炒菜；有的叫“樵采务”，专职打柴；还有叫“广济军”的，听起来像是干正事的，实际干的活是拉纤；再比如专门给汴河清淤的清塘军，还有专门看官庙的、跑商队的、给官员看门打杂的部队。甚至是当龟公老bao子的，弄不好都有个军籍，反正就没几个会打仗的。

而专门打仗的禁军里，又充斥着大量的空额以及凑数的老弱。就算能拉出去打一仗的，大多也是缺乏装备和必要训练的样子货，真正能跟契丹或党项人战斗力差不多的，差不多也就十之一二的比例。

所以宋军中战备水平最高、实力最强的西军，真正能打的强兵也就三四万人。而且每有大战、恶战，主帅都会把这些兵力抽调集中起来，当作杀手锏使用，号为“选锋”。

三川之役，宋军丧师三万有余，正好把选锋都打光了。军营里剩下的，就尽是些废物了，不恢复个二三十年，再练出一批选锋来，哪还敢再冒头跟人家打？

明朝刚开国那阵子，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那批精兵强将还没被那个祸国殃民的军户制折腾完蛋前，一次出兵几万、十几万北伐简直毫无压力。而且兵不仅多，战斗力也不差，总体上还是可以压制住蒙古人的。甚至朱老四第一次亲征蒙古时，还搞出了个五十万人武装大游行的宏大场面——先甭管这么干在军事上有多蠢、多劳师糜饷，兵力却是实打实的，水平也凑合，起码敢攻出去。

但随着军户制的“威力”日渐显现，明军的战斗力肉眼可见的下降，甚至连宋军都不如。毕竟宋军再怎么烂，还不至于因为挨饿而逃亡近半。

所以到了土木之变时，即便朱祁镇脑子没进水，也没有王振瞎指挥，结果照旧堪忧。毕竟军营里已经充斥着空额、老弱，以及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而战斗力一塌糊涂的所谓“精锐”。以至于作为骨干的几万人损失掉后，尽管京营还有十几万的兵力，于谦却上奏朱祁钰说无兵可用，要求募兵。

从此明朝就走上了军户与募兵并存的双轨制。谁都知道军户不能打，而且越来越烂，可人家是有编制的，想裁撤掉阻力大到根本不可能。就算能裁掉，就问你敢裁？那可是百多万壮丁，就算再怎么烂，回过头来祸害州县、百姓可人人都是把好手。

驿卒都能裁出个李闯王，更何况是正规军？

至于募兵在明军中的存在，类似于今天的“临时工”。就是有事你顶着，卸磨就杀驴。所以这样的部队，哪怕强如戚家军，也只能用在一时。时间一长，就算不烂掉也得被自己人干掉。

到了后来，面临战争压力的一线将领都开始畜养私兵——就是像吴襄那样的，拿八万人的军饷养三千强兵，并以此安身立命。至于剩下那七万七千人，死活关我屁事。

辽东铁骑和关宁铁骑都是这种性质的部队。说是官兵，其实就是李家和吴家的家丁。军队的私兵化，只会导致国家的整体军事力量走向崩溃，所以明朝亡国的命运，在此时已经无法避免。

清朝的情况与明朝又不一样。清朝打仗“抠搜”最大的理由不是没兵，而是不信任汉兵，而满兵又太少，实在是个无解的难题。

清军入关时，正宗的满洲八旗兵加一块才55330人（数据出自《旗编审壮丁册》，顺治五年）。而在此后的近150年里，又征战不绝，哪一仗都少不了本族兵压阵。所以尽管朝廷采取各种措施优待“国族”，但满八旗的兵力仍然难以增长。这么说吧，北宋三川之役的惨败，让西军苦熬三十年才恢复元气。要是八旗兵一次阵亡三万人，那就不是伤元气的事情了，“我大清”都该亡国了。

雍正九年（1731年）的和通泊之战，清军惨败，阵亡、被俘共计7226人。话说这种程度的战损，别说汉唐了，哪怕在宋明也不过是砍几颗替罪羊的脑袋就能敷衍过去的事情。可在清朝呢？就是京师的满城里边家家戴孝、户户招幡，八旗军的指挥体系崩溃，完全失去了战略进攻能力。为此，雍正皇帝不得不调整国防战略，改攻势为守势，并被迫与准噶尔议和。

七千来号人的损失，就能成为清朝在十九世纪前最大的军事失败。

而清军重新恢复对准攻势，也不得不一竿子支到24年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基本跟北宋没啥两样。

后来兆惠在黑水营被围时，急得乾隆团团乱转，四处找救兵。甭管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还是只有数百人规模的，统统都拿鞭子抽着往黑水营赶，说啥也得把人救出来。为啥？因为兆惠手底下的还是八旗兵，哪怕仅有区区三千人，但他也无论如何损失不起了。

再整出几次和通泊？都不用几次，有个一两次，大清就该亡国了。

所以这仗，哪能不越打越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