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和钱哪个更令人渴望？

以前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明代，徽州有一金姓大户，祖上数代经商，攒下了八辈子花不完的钱。

然而，金某仍然闷闷不乐。妻子见他整天愁眉苦脸，就问他“你到底咋了，天天哭丧着个脸，像别人欠你二百五十吊钱似的”。

金某叹息回答说，家里有的是钱，但是缺一样东西。祖祖辈辈没有出一个考功名的读书人，我出门挺不起腰杆。

夫妻一商议，把两个儿子送到国子监读太学去了。

这事搁今天听来，感觉有点扯。既然实现了财富自由，谁还去当官受人管，遭那份罪。

600年前的明代可不是这样。明代徽商“贾而好儒”的风气极其浓厚。

浓厚到什么程度呢？拿钱“激娃”砸教育，丝毫不含糊。他们宁愿用数代人积攒的“财务自由”，来换取一个今人看似“虚头巴脑”的编制。

有一位叫汪才生的徽州大盐商，为了能让儿子努力读书，居然自嘲说“毋效贾竖子为也”。意思是说，儿子要好好读书，千万别学我做做买卖挣大钱，“S13”才这样干。

当爹的为了激励儿子，当着儿子的面自嘲是“S13”，就说徽商对当官有多执着吧。

凡事无利不起早。商人之所以对科举考试如此狂热，必定有着让他们难以抗拒的诱惑。

这诱惑就是权力带来的安全感。

在封建王朝里，只要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他们的生命都在权力的支配范围内，何况是“重农抑商、皇权专制”达到顶点的明朝。

就算挣了再多的钱，如果没有寻求到权力的靠山，别说通过乡试会试考上正式编制的“官”，就是一个在衙门当差的“吏”想折腾你，就跟玩似的。

轰动嘉靖一朝的“胥吏案”，主人公吏房书吏陶成‌和‌户房小吏陈佐‌，两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县衙小吏，利用手中“写写画画”的权力，在四川彭县大肆横征暴敛、鱼肉乡里，把无数乡民逼上了死路。

“胥吏案”只是一个缩影，但是大明王朝基层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

在“皇权不下县”大背景下，“吏”几乎成了官府和百姓打交道的唯一桥梁。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未必见得上官老爷，他们衣食住行全在这些基层“小吏”手里攥着。

还是拿明朝举例。明朝最底层的“正式官”就仨个，依次是县令（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这些人是在吏部编制花名册正儿八经登记的，其他都是各县衙根据实际情况花钱雇来的皂吏。

这些皂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薪水极低，甚至没有薪水，但他们仍然趋之若鹜。

嘉靖年间，从八品“翰林院孔目”、松江籍举人何良俊在南京任职期间，曾经见识过皂吏“手眼通天”的本事儿，并把一部分故事整理进了私人笔记《四友斋丛说》。

这伙皂吏牛到什么程度？

一旦被他们给盯上，石头都能给你榨出三两油。

他们作恶的手法相当简单粗暴。比如，官府或官员家里需要采购物品，跑腿的活就交给了皂吏去干。

官府买东西给皂吏的钱是市场价，可皂吏在跟小商小贩买卖时，就有了操作空间。往往他们只支付一半的价格，并强行让卖家给开全价发票，报销完后，剩下的一半钱就被皂吏给黑了。

有朋友要问，卖家要是不给的话，皂吏能怎么办？

说一个搞笑的历史案件。——扬州皂吏宋重八案。

洪武年间，扬州有一个皂吏叫“宋重八”。这货一听就是一个人物，差一点跟当时的皇帝朱元璋“撞衫”。

宋重八借助“公门皂吏”的身份，巴结了一大批扬州权贵。有了权贵站台后，宋重八对周围商人进行“强行放贷、霸占财产”等骚操作。

有一回，宋重八盯上了一位柳姓员外的布店。这位柳员外性格爆裂，不买宋重八的账，宋重八就上演了一幕“守法公民”的戏份，“揭发”柳员外是盗匪成员，最终柳员外冤死大狱，家产也被宋重八所霸占。

后来，扬州宋重八的恶行惊动了南京的朱重八。南京朱重八就把扬州宋重八给砍了。

这些皂吏本身就是一些流氓无产者或者市井狡黠之徒，仗着给衙门跑腿办事的资源，霍霍百姓有的是办法。比如，收取赋税时，他就给你找茬，愣说你的粮食品质不好，银两成色不足，来回折腾两次，再判你一个“抗赋”的罪名，拖出去打两板子。这都是皂吏的基本操作。

大多数人出于“宁少一事，勿多一事”的心理，往往选择花钱消灾。

不用往多里说，一户揩油一钱银子，十户就是一两，一百户就是十两。天长日久，积少成多，每年来上几轮，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揩油”还只是低端皂吏的最低端操作。真正的快乐生活，还得是大吃大喝。

何俊良还讲述了明朝社会一件非常炸裂的“吃喝”细节。

有5个差吏到上元县公出。从江宁到上元县总共400多里路。这一路，走路是坐轿子，吃饭有专门的厨子。

照他们这个霍霍劲，官府给的差旅费肯定不够，官府也不可能由着这伙人糟蹋。于是，这伙人就想到了找社会老板招待。

按照帝国官场的惯例，“出差”自然少不了“旅游”项目。

到了上元县后，5位差吏邀请了当地13位道士一同游玩。他们出行所有开支，一律由途中的“坊长”招待。（所谓坊长，是“里甲制”一层分支，坊长下边就是里长，坊长一般是有点财产的富户）

他们不单索要吃喝，而是直接开口要钱。五位差吏让“坊长”给每位道长准备一吊钱（约为一两银子），十三个道士就是十三两。

需要钱打点的地方远不止此。陪同皂吏出差的轿夫、伙夫同样向坊长狮子大开口。

象友们可能要问了，一个厨子搭理他个毛线呀。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象友的心底是善良的，低估了这伙人的无耻。

如果坊长不给厨子好处费，厨子在做饭的时候，就往锅里添加“科技狠活”。到时候，诬陷“坊长”提供的食材不干净。

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

而且厨子的手段还多着呢。在外出买菜时，往往会拉着里长一同前去，目的就是让里长买单，自己拿着发票回去报销。

上元县的“坊长”们扛不住这伙人霍霍，即便是有人卖了一栋沿街楼，也没有填饱他们的胃口。最终，两位“坊长”破产而亡，一位上吊，一位投河。

卖一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系死，一人投水死。

这些现象在晚明属于常态化。当时的社会相当腐化，吃喝成风，不管钱是公的，还是私的，逮着就往死里糟。芝麻大点事就得办宴席，什么接风宴、下马宴、送风宴、阅操宴、升学宴、拜师宴……从白天喝到晚上，醒了接着喝。

论摆排场，还得是万历十八年的华亭县令杨东野。这位爷太想进步了，为了得到同僚的支持，杨东野一掷千金，首创了“百金宴”——一次宴会价值百金。

据说，上海人吃蟹子一般是从6月开始。杨大人在5月为了招待各路达官贵人，居然弄来了一斤多的大蟹子和五斤以上的大鲥鱼。

时五月，有肥紫蟹重斤余者，鲜鲥鱼五六斤者。

面对如此奢靡的宴会，各位来宾丝毫没有过意不去，敞开吃，敞开喝。吃饱了，喝足了，临走还得再人手一份大礼包。

不久，杨东野的仕途就跟开了挂一样。经过河南道监察御史、庐州府推官、兵部主事，一路做到陕西布政使司参议，相当于由“县一哥”官至副省级大员。

庙堂上，阁老们忙着神仙打架，整天为谁入阁，操碎了心，磨破了嘴，也不约束一下这些底层小虾米。仍由下边的虾米们为非作歹，霍霍百姓。

当时，很多像何良俊一样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表示十分担忧，发出了“生民惨舒，百姓亦将操戈”的感慨。

比晚明魔幻的社会风气更魔幻的是：

600年后，很多现代人成天在网上吵吵着要“梦回皇明”。

对于这伙人，小象就一句话相告，所有对“皇明”的憧憬，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憧憬和幻想，唐赛儿、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都曾憧憬过、幻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