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沙盘推演,隐秘情报侦察,前线血肉拼杀,镜头在智谋战、信息战、正面战等一处处战场腾转挪移,步履匆匆,没有废篇。许多红色题材战争片都会选择四平八稳的保守创作方法,而《四渡》显然正成为突破惯性的重要标点,叙事大胆求变,实现更强的戏剧张力。
作者:倪兰
编辑:王子之
版式:王威

近几年,国内战争大片多为献礼纪念节点而作,但随着电影市场本身的动荡,档期与类型都可能失效,历史战争片的发展到了重新迭代的时候。
这其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或许正在于:是否能够在没有特定档期和情绪加持时,独立行走?是否能够读懂时代变化,让历史实现新的对话?是否能够进行新的挖掘与呈现,让“教科书考点”更有戏剧张力?
6月26日刚刚上映的《四渡》,正在进行这样的探索。
对于这样一个经典红色革命题材,很多人会望而却步,博纳与导演徐展雄、监制刘伟强反而是大胆迎上。这一次他们把熟悉的主旋律商业化手法进一步玩活玩大,在交锋感十足的智谋比拼与毫不惜力的战争制作中,先让故事足够好看。
而更有胆量的是,在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以及蒋介石等历史人物,彻底打破脸谱化的现代式塑造中,消解了同类题材容易带有的“假大空”表达;让厚重的长征精神,真正可以抵达当下观众的处境与实感,有了更强的感染力。
可以说在国内战争片市场上,《四渡》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拓新,用视野与手法的新,将“四渡”历史的复杂性转化为创作上的丰厚与扎实,给观众带来战争片叙事与体验的新。
在《四渡》的启发下,或许战争片可以对过去看似不具备商业性的题材视角、历史细节进行重新审视、发掘,为这一内容领域在“命题任务”之外的长期发展,辟出一条新通路。

在高难度题目上,解题思路总会存在惯性——就如关于土地革命、解放战争这样的传统红色题材,过去许多作品选择的都是四平八稳的保守创作方法。由这次的长征故事开始,《四渡》显然正成为突破惯性的重要标点。
《四渡》的叙事模式,大胆求变,全力实现更强的情节张力与紧凑节奏。
它紧扣“生死存亡”这一个核心,没有闲庭信步的空谈时刻,危机感与交锋感,从始至终主导着整部影片的状态。
影片一开始,就是极高压强的决策层论辩与雨夜潜行的先头兵夺城,以紧张对抗先声夺人——在中央红军从八万人锐减到三万多人的危急关头,在多打一次正面大战就可能再折损几千人的不安下,找到一个个安全的落脚点、找出支撑长路的生机,正是当下红军的关键任务。
开篇定下调,随后影片一直在不断的行动中推进:红军攻占了遵义,国民党四十万大军赶来合围;红军决定北渡长江,先攻下土城,国民党则强势火力迅速增援;红军果断调整原有计划,向西一渡赤水应变寻机,此时国民党也派出地空双布阵的猛烈阻击……
地图沙盘推演,隐秘情报侦察,前线血肉拼杀,镜头在智谋战、信息战、正面战等一处处战场腾转挪移,步履匆匆,没有废篇。

在其中,主创们运用丰富的商业片手法,高效编织结构,塑造更优秀的影像语言,确实令红色题材的视听体验耳目一新。
在结构上,《四渡》采取多线交叉叙事,以红军与国民党双方领导层、红军战士群像这三线为主,同时相应增加云贵川国民党地方政府和部队的辅线动向。借助作战信息、视觉符号、心理情绪等元素进行连接切换,主创用多视角形成完整叙事,不仅令故事的讲述更有可看性,也在多元互补的解读中,巧妙引导观众完成对这场复杂战争的透彻理解。
不仅如此,片中也往往打破常规叙事顺序,加强对这段熟悉历史的悬念化书写,一改红色题材通常的“平铺直叙”印象。最为典型的情节,莫过于对蒋介石最终的诛心一击。
中央红军逐步扭转局面的前三次渡河,在国民党眼中却被视为狼狈逃窜已至末路,蒋介石的自负到达了高点。此时镜头便彻底给到他,看他继续膨胀,看他提前庆祝,看他信心爆棚亲赴前线,再看情势突然对调他灰溜溜地仓皇撤退。至此,镜头才倒叙回转,揭开毛泽东主席与红军到底如何设局反制,如何让蒋介石与国民党“主动”打开出口。这不仅是让观众看得过瘾,也是以最生动的手法真正具象化了“用兵之神”。

与之相辅相成,片中影像塑造,也多用灵活语言增强张力与沉浸感。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必然是对蒙太奇手法的多次使用。敌我双方的预判与反推、出招与拆招,在一次次的平行对比中,让即便是早知结果的观众,也不断被带入紧张之中;甚至到后期,创作者大胆以蒙太奇实现超现实主义——随着蒋介石亲身逼近中央红军、恨不得亲手擒住“最难缠的死敌”毛泽东,片中一处最紧要推演情节,就让两位决策者“站”到了同一张沙盘两侧,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同场”心理交锋。
颠覆脸谱化塑造,让人物同观众进行一场听得懂的对话如果说《四渡》的叙事是突破,那么对人的塑造,则可以说是颠覆了——颠覆脸谱化的伟人塑造,颠覆样板化的敌我呈现。
近些年国内战争片文戏的重要进步之处,是从只看大历史,转向注重小人物命运与人性温度;而正如前文提到《四渡》有普通红军战士的叙事线,有呈现他们的力量,但却不止步于此。
我们可以感受到:主创真正平视人物,让红军领导者与普通战士更好地成为一个整体,呈现出的是关于“革命者”更多面的真实成长与探索;片中塑造意志与智慧的伟大,但不刻意“造神”个体;而很值得点赞的是,尊重历史,在真实的深度与厚度中去还原好对立群体的形象,批判却不弱化,由此反而以清晰的时代病灶更有力地衬托正向表达。

红色题材中的人物塑造,或许最具挑战性的就是毛泽东。《四渡》中的空间就在于,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绝地反击,从至暗走向黎明的转折点,可以更好地去挖掘一个人的复杂肌理。
片中的毛泽东,初期尚处被排除于核心决策圈之外的境地,他有对于此前党内错误决策的无奈,有对战士们惨重伤亡的愤怒,有必须站出来阻止错下去的责任感。
重新回到决策层后,马上就有重要的土城战役,此时战况仍很混乱、信息情报不精准,局势发展尚无法真正证明毛泽东的思考、选择是否正确;因此当土城战役仍然伤亡较重时,影片真实呈现着一个承受重压的毛泽东——压力不仅来自外部那些党内的反对者,更多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红军的命运与战士的生命当前,是否敢信任自己的判断,继续笃定自己的坚持。
在所有局面不明朗、每一刻都有新变化时,党内一次次发生争论,毛泽东并非时时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运筹帷幄游刃有余的状态,他有奋力嘶吼的一面,还有作战方案被集体反对时无力辩驳、甚至失望退出的时候。
这样的毛泽东,以及同样富有血肉的周恩来等领导者,与赵德发、老朱等基层干部和战士们一起,让人感受到的不是传统的、宏大的叙事,而是大革命化成了一次次与环境、压力、困境抗争的具体坚持、具体行动。尤其是当革命者真正被还原成一群鲜活的中青年,他们先不空谈“主义”,在这一场巨大的危机中只讲述“先活下去,再走下去”这样最朴素的道理,展示他们如何在“不停步”中重拾生机与信心,于是整个长征故事都好像被从艰苦厚重的叙事中提取出了更当下的意义,能在这个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的时代,同观众进行一场听得见更听得懂的对话。

对国民党阵营的塑造,为观众奉出的则是一场“反面”的对话。
蒋介石同样被赋予了一次难得的深度塑造,无论是深谙军事打法与对战心理、前期一次次精准预判红军动向,还是后期膨胀到“提前开席”,他的老谋深算与多疑自负,都被呈现得非常到位。也正因此,当观众看到这个脱离平面刻板、真正令人畏惧的蒋介石,与一众精明强势的国民党地方官,从占尽优势、给红军带来致命危机,却在阳奉阴违、争权互搏等等四分五裂的动作之下,最终被耍得团团转、让红军实现了长征中最关键的突围——信仰、信念、凝聚,这些重要精神恰恰在反动阵营的由胜转败中,有了另一层生动解读。

随着国内战争片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大场面、全面战场,已经成为了常规内容。而我们这次从《四渡》中看到的,是对战争的全景化呈现触探了新的表达深度。
首先从战争大片的核心功力来说,《四渡》刷新了传统红色题材的战争呈现层次和制作能力,使得红色革命片拥有了更强的视听体验,会让战争片爱好者感受到更多惊喜。
片中的正面战场,土城战役、娄山关争夺战等,场面宏大,真实显现云贵川边境地带崇山峻岭间的战斗难度。小股作战中,排长赵德发带领的小分队或是伪装潜入遵义城,或是以特战战术进行巷道战、攻入匪兵盐仓,或是雨中攀登崖壁深夜突袭,打法变化不断。
而战场的应变智谋,更是总有妙笔。四渡的大运动战不需多提,又如掐住贵州地方军抽大烟的恶习,就算准他们烟瘾上头的虚弱时刻痛击;或者分兵以火把、电台发报信号等障眼法为敌军设下陷阱,让观众在其中也不断感受到对敌迎击的痛快。

在此基础上,《四渡》由战局的全视野扩展出了时代社会的广角。《四渡》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看到的许多同类影片,只在意我方队伍的多面呈现,它深入地对于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进行了具体细化的着墨。
比如贵州军政府,写他们尤为荒诞地用大烟犒赏或控制士兵,写他们如何在民不聊生的当地大行敛财之道;片中多次以蒙太奇将民间的苦难与贵州主席的豪奢对比,尽显政府丑态。对于四川和云南军政府,片中写他们在乱世中玩趋利避害的政治套路,幻想在偏安一隅中做事实上的土皇帝。而对于国民党中央军,《四渡》以暗黑的笔锋写他们如何一言堂、个人崇拜,自欺欺人地在日军侵略的国难阴影中大封高官、庆贺年华。由此,在以红军的突围战局所牵涉到的一片片社会政局中,深刻看到了时代之下中国的病根。

于是进一步值得看到的是,《四渡》对战场的全景化呈现,并不仅仅是在书写共产党红军由艰难拼搏中走来的胜利篇章,它同时也记着作为战争片的重要使命——对历史与战争的反思。
正如毛泽东在片中反复提到为什么要打运动战、要四渡,因为他不希望“消耗”任何一名战士;在渡河过程中,宁可扔掉珍贵的重型枪炮,也要把受伤的战士抬着扛着带着一起走,因为希望能活下更多的人。
而当镜头每每对准战场上大片的炮火轰鸣,普通士兵近身间的凶狠厮杀,总有一份让观众能感受得到的停留注目,让每个观者清醒意识到这一回的故事不是对战外敌,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是同样贫苦的同胞在时代的纷乱中卷裹着撕扯——这些存在感极强的温度,也是《四渡》在国内战争片的叙事表达中留下的新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