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背地里嚼舌根，说朕钱镠是个没野心的“守财奴”——坐拥吴越国三千里鱼米之乡，手握雄兵却偏安一隅，从不肯北上争那个天下。

可去年杭州大旱，河床都裂得能塞进拳头时，朕一声令下打开二十七座官仓赈灾。当账房先生扯着嗓子报出“存粮够全城百姓吃三年”时，满朝文武的嘴都惊得合不拢。

这哪是囤钱？这是朕用三十年光景，给江南子民攒下的“救命家底”啊！

就说公元921年的杭州城，热闹劲儿绝不输现在的一线大城市。

城门口卖葱包桧的老张，天刚蒙蒙亮就支起摊子，铁板烧得滋滋响，香气能飘出半条街。谁能想到，他爹十年前还是个从河南逃过来的难民，蹲在城墙根要饭时，连个热乎馒头都吃不上。

如今老张不仅在城西买了两进院子，还给儿子请了私塾先生教写字。每次朕的仪仗经过，他都赶紧放下铲子，恭恭敬敬作个揖，嗓门洪亮：“陛下让咱老百姓有饱饭吃！”

你们总说“乱世就该逐鹿中原”，可这“逐鹿”的背后，是多少百姓的血泪？

隔壁南唐的李璟，天天喊着“要统一天下”，宫里的金银珠宝堆得像小山，可金陵街头的乞丐比商铺还密集。去年冬天朕派使者去谈通商，亲眼看见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民，饿晕在街边，没多久就没了气，被官差像拖柴火似的拖去乱葬岗。

朕刚登基那天就立了铁规矩：谁要是敢因为打仗耽误农时，朕定斩不饶！

有大臣私下劝朕：“陛下这般避战，百年后史书怕是要写您懦弱。”朕当时就指着宫墙外的千亩稻田反问他：“史书上轻飘飘一句‘钱镠懦弱’，和让这稻田里的百姓饿死，哪个更重？”

朕守的从来不是“吴越国”这三个字，是千万百姓手里的饭碗啊！

别以为朕只懂劝农桑，治民生的门道，朕比谁都清楚。杭州靠海，每年汛期潮水泛滥，冲毁田地淹了房，百姓苦不堪言。

朕琢磨着不能硬堵，就发明了“石囤木桩法”——把大石块装进结实的竹笼里，一排排码在岸边，再打深木桩固定住，比以前堆土坯的海塘结实十倍都不止。

修塘那些日子，朕每天都去工地。不是摆架子视察，是跟民夫们一起蹲在田埂上喝糙米粥，听他们说家常。

有个叫阿狗的小伙子，搬石头时不小心砸伤了胳膊，疼得直冒冷汗还硬撑着。朕瞧见了，当即叫太医院的人来给他治伤，还赏了他半匹好布让他给娘做件新衣裳。

后来海塘修成，第一次涨大潮时，潮水撞在塘上哗哗响，却连塘顶都没漫过。阿狗带着同乡们来谢恩，手里捧着一筐刚摘的橘子，剥开一个塞给朕：“陛下尝尝，这是塘边种的，甜得很！”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朕的皇宫寒酸得很——柱子是普通楠木，地砖裂了就找工匠补补，从不肯花银子翻新。

但在正经事上，朕从不心疼钱。就说驿站吧，吴越国的驿站比现在的快递点还贴心：不仅能快马送信，还给往来商人提供住宿，甚至专门请了兽医给驮货的牲口瞧病。

有个姓周的丝绸商人，从越州运货去苏州，三天就到了。他拉着朕的手感慨：“以前走别的地界，光关卡就查五天，官差还变着法儿要好处。哪像在陛下这儿，路通心也通！”

朕拍着他的肩膀说：“商路通了，货物能卖出去，百姓的日子自然就宽裕了——这才是正经事！”

去年朕六十大寿，大臣们撺掇着要办场盛大的庆典，说要比南唐的排场还大，显显吴越国的威风。

朕直接驳回了：“百姓的日子还没彻底安稳，办这虚头巴脑的排场有啥用？”转头就下旨，把省下来的银子全拿去修桥——给杭州城修了三座石桥，连通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

现在百姓走在桥上，还会跟孩子念叨：“这是钱王修的桥，结实着呢！”

常有人问朕：“不称帝、不扩土，您当这个王图啥？”

每次朕都想起年轻时，跟着爹在杭州街头卖盐的日子。那年黄巢的军队过境，烧杀抢掠，十里之内连条活狗都找不到。有个跟朕差不多大的孩子，就因为抢了半块饼，被乱刀砍死在街边。

那时朕就攥着拳头发誓：将来要是有能力了，绝不让百姓再受这份苦！

如今再看江南：孩子们在巷子里追着玩，不用怕突然响起的战鼓；老人们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手里捧着热茶；商人们推着货郎车走街串巷，吆喝声此起彼伏。

这，就是朕想要的天下啊。

你们说说，在那个打打杀杀的乱世，是拼尽全力抢个“帝王虚名”风光，还是守着一方百姓安稳过日子更有意义？来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金句：真正的盛世，从不是帝王陵前的石碑多气派，而是百姓碗里的饭够香，身上的衣够暖。

对了，朕当年还把吴越国的丝绸卖到了海外，赚的银子比打仗抢来的还多，比现在的“外贸订单”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