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的台湾，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实行严厉的白色恐怖统治，对我地下党员进行大规模抓捕和处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名为 “东海情报小组” 的特殊队伍正在暗处活跃。
小组最初由何遂创立，吴石到台湾后加入。按照最初的设计，吴石只需要把获取的情报交给何遂即可，这样的安排对吴石来说相对安全-。
吴石的人生轨迹堪称传奇。他1894年生于福建闽侯，先后就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在两校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誉为“十二能人”。
伴随着抗战胜利，吴石对国民党日益失望。1947年春，通过对国民政府极度失望的吴石找到老友何遂，与中共上海局领导人建立联系，自此开始秘密为共产党工作。
何遂的身份同样特殊，他是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这种身份为他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两位身居高位的人物，却因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共同关切，走上了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
东海情报小组共有五名核心成员，除了吴石和他的副官聂曦之外，另外三人分别是交通员张灏、译电员谢仲豪和发报员刘慷福。
小组的运行极为讲究保密性原则。按照组织纪律，吴石只和张灏单线联络，谢仲豪和刘慷福是张灏的下线，也只和张灏单线联络。整个情报小组中，张灏是关键，只有他才认识所有人。
这样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情报小组的安全。特别是在当时的严峻环境下，单线联络、不允许横向联系的原则，有效地保护了每位成员的身份。
东海情报小组的运作最初相当高效且安全。独立性很强，和台工委（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联系很少。
情报传递过程简单有效：吴石拿到情报后把情报交给交通员张灏，张灏直接让发报员刘慷福通过电台发给上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之前的东海情报小组情报只经过三个人的手。
电台藏在轮船上，张灏是船上的大副，电台平时处于静默状态，只有紧急情况才启用。这种隐蔽而灵活的操作方式，使东海情报小组在初期能够安全运作。
1949年7月，吴石接到命令赴台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临行前，他将298箱军事绝密档案完好保存留给解放军。到台湾后，他利用参谋次长身份，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搜集核心情报。
与此相配合，中共华东局选派女共产党员朱枫以探亲名义赴台，作为吴石的联络员。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组成“东海情报小组”。
朱枫抵台一周后，便从吴石手中取得《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大陆，甚至呈送至毛泽东案头。
然而，东海情报小组的安全运行态势并未持续太久。何遂的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任职的消息被保密局得知，身份暴露的何遂只能撤离台湾，东海情报小组也就交给了吴石。
此前吴石只需要单纯提供情报就可以了，现在他成了情报小组负责人，在获取情报的同时他还需要和交通员接头，对他来说暴露的风险自然也就大了很多。
紧接着，又一个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刘慷福叛变了。这一叛变行为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张灏和谢仲豪牺牲了，二是电台落入保密局之手。
交通员的作用无可替代，所以张灏牺牲后组织上派朱枫赴台担任新的交通员。
朱枫和台工委接头后转达了上级要求台工委帮忙重建交通线的要求，等交通线建成之后她再去和吴石接头。
这实际上埋下了隐患。之前东海情报小组独立运行，和台工委几乎不发生横向联系，现在交通线都是台工委重建的，那也就意味着以后传递情报都绕不开台工委。
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把重建交通线的任务交给了基隆工委书记林义良，林义良为东海情报小组重建了一条海上交通线。
这条海上交通线的运作流程异常复杂：林义良找到自己的下线——一个在码头上卖鱼的老板，让他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情报通过海上接力的方式来传递。
具体流程是：朱枫直接从吴石那里拿到情报后交给蔡孝乾，蔡孝乾再交给林义良，林义良接到情报后启动海上交通线，他先要把情报交给卖鱼的老板。卖鱼的老板开着自己的渔船和老薛的船在公海上接驳，最后再由老薛把情报送出去。
流程越简单越有效，接触情报的人越少越安全。之前东海情报小组接触情报的只有吴石、张灏和刘慷福三个人。
现在这个传递情报的流程太复杂了，一条情报至少需要经过吴石、朱枫、蔡孝乾、林义良、卖鱼老板和老薛六个人的手（中间说不定还有其他人经手）。
除了吴石和朱枫之外，其余四人只要有一人出了问题情报就泄露了。从这一点来说，吴石最后暴露其实也就不奇怪了。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一周后叛变。蔡孝乾的叛变导致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1100余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死。吴石、朱枫等人也因蔡孝乾的出卖而暴露。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情报部门，1982年74岁在台湾死。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他出卖而牺牲的烈士们大多正值壮年。
危急关头，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试图助其离台，这后来成为吴石的“罪证”。1950年3月1日，吴石在家中被捕。
在狱中，吴石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因遭毒打永远失明，但始终坚贞不屈。这位曾经在日本陆军大学以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面对死亡，吴石镇定自若，从容吟诗。朱枫则“身中六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45岁。吴石临刑前吟诵的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他们牺牲后，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但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潜伏小组没有暴露，虽然蔡孝乾是台湾工委书记，隶属华东局，但这支小组不接受他的管理。
这就是洪国式情报组，直接隶属于中央社会部李克农。
洪国式于1949年12月15日抵达台湾后，通过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刘全礼，拿到了全台驻军战力配置、装甲兵战车数量等重要的军事情报。
洪国式小组的暴露，源于一次谨慎不足的招募。1950年初，洪国式急于发展了一名台空军军官，名叫杨文亮。然而，杨文亮的真实身份是保密局的特务，就这样，洪国式暴露了。
1950年2月28号，洪国式正在台北车站购买车票，准备离岛回国，突然，一个无赖过来跟他挑衅，双方发生争执，车站警察以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去了当地派出所。
这实际上是特务设下的圈套。车站警察询问非常客气，说没什么大事，只要核实了他的身份就放人，让他提供三个以上的保人。
洪国式无端被无赖挑衅，本身就很气愤，再加上他想急于脱身，情急之下不知其中有诈，由于他在台北识人不多，提供的保人联系方式都是关键的情报人员。
特务为什么没有直接抓人，等了这么久，在洪国式离台之际，弄了这么一出打架的闹剧？原来就是为了诱出保人。
此后保密局特务如法炮制，包括刘全礼在内的多名骨干成员被捕。洪国式情报组，迎来了灭顶之灾。
在台湾地下党遭到大破坏的背景下，仍有少数幸存者。刘青石，本名刘英昌，台湾基隆八堵人，是地下党最后一名被捕的成员。他也是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刘青石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尽管接受日式教育，但民族意识强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与同学计划向日军饮用水投毒，事泄后于1940年被捕，关押至1945年日本投降。
1950年，因蔡孝乾叛变，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400余名党员被捕，吴石、朱谌之等高层相继牺牲。
刘青石因与蔡孝乾关系密切，成为国民党特务重点追捕对象。他在基隆、花莲等地的山区、墓地中躲藏长达四年半。
1954年，因吴金堂自首，刘青石的家人被胁迫劝降。他在逃亡途中遭特务围捕，最终在基隆被捕。国民党特务机关试图利用他“回大陆做卧底”，刘青石假意答应，于1956年经香港返回北京，并向组织详细汇报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的全过程。
另一位传奇的幸存者是谢汉光。他曾是中共台中工委潜伏人员，以台湾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职业为掩护。
台湾军情机构以“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的未获要犯而四处追捕。在台湾特务机构的机密档案中，有一项说明写着：“谢匪汉光，迄未获案，希各有关单位注意追查。”
谢汉光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该村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户口，就此当了一名林业工人。他在那里度过了极其艰难险厄的38个年头。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谢汉光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
1988年12月8日，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的谢汉光，手持台籍农民“叶依奎”的身份证，从隐蔽38年的台东深山密林走出来，趁台湾“开放探亲”之机，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他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辈相聚。
但其组织关系最初未得认可，幸亏仍在世的同为潜伏台湾人员的老战友陈仲豪奔走证明。1995年经过审查，恢复其党籍（包括离休待遇）。
从东海情报小组的运作和最终暴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最初的东海情报小组之所以能够安全运行，关键在于其结构简洁、环节少。吴石拿到情报后把情报交给交通员张灏，张灏直接让发报员刘慷福通过电台发给上级就可以了。而后期情报传递环节增多，一条情报至少需要经过六个人的手，大大增加了暴露的风险。
另一方面，叛徒的出卖往往给地下工作带来毁灭性打击。刘慷福的叛变直接导致张灏和谢仲豪牺牲，电台落入敌手；蔡孝乾的叛变则导致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地下工作还需要极强的警惕性和应变能力。洪国式小组的暴露，就是因为对发展对象审查不够，误将特务当作发展对象。而在发现危险征兆时，又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和预案。
这些经验教训，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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