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刑事研究院 文章/张扬

一、新闻事件

9月21日，安徽桐城。小伙找同学假扮女友去买房，想把父亲给他攒的买婚房钱套出，并承诺给中介徐先生1万元好处费，徐先生知道后非常愤慨，将定金和首付全部退回到他父亲的银行卡中。据徐先生介绍，他爸爸一看就是一个农村人，爸爸走后该小伙就称房子不要了要求退钱，“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差点骂人了”。

最后中介将购房款退回，也没有收取违约金。

事件虽以“退款”告终，但其掀起的涟漪却远未平息。这不仅仅是一桩关于诚信缺失的个案，更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代社会中，法律边界的模糊、家庭伦理困境的深层矛盾。我们有必要对这起事件进行一场深入的法理、情理与世理的“三重拷问”。

二、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三、法律知识学习

在这起事件中，多个法律问题交织，厘清其法律关系是进行一切社会讨论的基础。

首先，小伙的行为核心是“欺诈”。他通过虚构购房目的（为结婚）和虚构法律关系（与“假女友”的关系），使父亲陷入了错误认识，进而处分了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父亲在得知真相后，完全有权撤销这笔赠予（或借款，视父子间约定而定），要求儿子返还钱款。小伙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父亲财产权的侵犯。

其次，这笔钱款的归属是关键。新闻中明确是“父亲给他攒的买婚房钱”。如果这笔钱尚未转移到儿子名下，其所有权仍属于父亲，儿子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如果钱已转入儿子账户，则所有权转移，但附有明确的“专款专用”目的——购买婚房。儿子的行为违背了该特定目的，构成目的性赠与的违反，父亲同样可以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关于附义务赠与的规定，在儿子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行使法定撤销权。

再次，这位“假女友”同学，并非简单的友情客串。她明知故犯，参与欺诈，是共同侵权人。如果父亲的财产因此遭受损失，她需要与小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在此案中未造成实际损失，但其行为已触碰法律红线，警示人们“帮闲”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案件要是造成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涉及刑事中的诈骗罪。

四、案件引发的社会思考

这起事件最令人痛心之处，在于父子间信任的彻底缺失。儿子为何宁可策划一场复杂的骗局，也不愿与父亲坦诚沟通？这暴露出许多中国家庭中，代际沟通的无效性。父亲可能习惯于“我为你好”的权威式付出，而儿子则困于“难以启齿”的压抑中。两代人对于金钱、婚姻、人生价值的理解可能存在巨大鸿沟。父亲视房子为安稳的基石，儿子可能视其为自由的枷锁。当沟通渠道堵塞，欺骗便成了捷径，尽管这条捷径的尽头是更深的伤害与不信任。

中介的“愤慨”，是这个冷漠商业社会中的一抹亮色。在普遍信奉“生意就是生意”的行业里，他选择了情感与道义。他对那位“农村父亲”形象的共情，超越了简单的商业利益计算。他的行为表明，市场经济并非只有冰冷的契约，更需要温暖的诚信和社会责任。他守护的不仅是一位老人的积蓄，更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底线。他的存在，提醒我们，在任何行业，人的温度都不应被规则吞噬。

安徽桐城的这起“假女友买房”事件，最终以款项退回而未能酿成更大的悲剧，实属不幸中的万幸。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沉重而长远的。它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下，家庭关系、财富观念和个体价值观的病灶。

法律可以裁定对错，但无法弥合情感的裂痕；舆论可以谴责失信，但无法替代家庭内部的理解。这起事件最终的解决，不能止于父亲的卡上收到了退回的钱款，更应开启一场父子之间迟来的、真诚的对话。我们期待，这位小伙能从中汲取惨痛的教训，真正学会担当；我们更希望，无数个中国家庭能以此为镜，检视自家的沟通模式，用爱与理解搭建起代际信任的坚固桥梁，让亲情不再因金钱和期望而扭曲，让每一个家庭都能成为成员们温暖、安全的港湾，而非算计与欺骗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