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二舅"，黄陂郝家湾人。10多年前一根扁担养活了全家人。

如果把武汉的地图铺开，视线掠过汉口繁华的江滩一路向北，在黄陂祁家湾那个地方曾跳动着一种极其微小却又无比坚韧的人间脉搏。

我的舅舅一个地地道道的黄陂祁家湾男人，1950年代生人，姊妹三个，他排行老二，中国农村最典型的夹心层。祁家湾这地方地薄人稠，人均不到两亩地。在上一辈人的生活观念里守着这几亩土地顶多是不饿死，想要养活一大家子就得拿命去搏。

那时候的祁家湾最大的恩赐就是京广铁路，在那儿有个客运小站。京广铁路提速之前，黄陂区域内有祁家湾火车站、横店火车站和社口火车站。改革开放1980年代末，当大多数人还在土里刨食时，舅舅就展现出了黄陂人特有的聪明人和勤奋。

他发现城里人缺菜，而乡下的菜烂在地里不值钱，于是一根扁担、两只竹筐就成了他一生的勋章。舅娘是后勤总管，那是真正的贤内助。白天她在地里收菜理菜，到了晚上煤油灯下两口子把青菜、萝卜、芹菜、辣椒等洗干净以后码得像工艺品一样齐整，还要洒上水保鲜。

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没亮，整座村庄还在梦呓之时，舅舅已经挑着那100来斤的重担准时出现在祁家湾火车站的站台上。他等的是那趟开往江岸车站的绿皮慢车，车厢里满是浓郁的黄陂口音和泥土的气味。舅舅和他的菜友们是这列车上最活跃的候鸟。

那年头铁路单位为了支持他们这些菜农，特地拿出2节车厢，拆除座椅后成为他们的专用车厢。那年代火车站没有安检，大家都是上车后再买票，依稀记得票价1-2元。江岸火车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生活的战场。

下了车舅舅们挑着担子一路小跑，抢占菜场最好的地段和时段。舅舅属于那个时代的汉漂，没有高大上的写字楼，只有清晨江岸菜场刺骨的寒风。舅舅用他那口地道的黄陂普通话跟城里那些讲究的爹爹婆婆讨价还价，一分钱一分钱地抠一斤菜一斤菜地卖。

到了下午四点再掐着点赶回程的火车，那一根扁担两头挑着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家里七口人的嚼头，是孩子们的学费，是老人的药费。

舅舅这一辈子累吗？那是肯定的，但他从不叫累，他唯一的解忧药就是酒，那是老一辈体力劳动者的通病。收工回来盘腿往炕头一坐，舅娘炒个花生米，倒上一杯辣嗓子的白酒，两口下去一天骨头缝里的酸疼仿佛就消散了。

那时候的农村人对身体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或者是不敬畏。舅舅常年高血压头晕了，他就说是太阳晒的或者是酒喝猛了，在他眼里去医院那是浪费钱，是城里人的矫情。他有一套朴素的价值观，只要还能挑起扁担，人就没病，只要还没倒下就能硬抗。

这种对健康的漠视其实背后是巨大的生活压力。一个养活七口人的男人是不敢生病的，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永动机，却忘了人肉之躯终究会有金属疲劳。舅舅在六十岁左右走了，走得很快，高血压并发症没给家里人留下太多拉扯的机会。就像他那一辈人的性格，走得干脆不给儿女添麻烦。

他走的时候家里日子已经好过多了，孩子们都已长大开始赚钱了，那根挑了一辈子的扁担随着京广铁路的提速也早就下岗，可他终究没能享上几年的清福。现在我再看那张卫星地图，祁家湾的小站已经拆除，京广线的动车飞驰而过，十几分钟就能跑完舅舅当年坐1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总觉得那些飞速掠过的列车带走的是一段沉重的充满烟火气的历史。舅舅这种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像是铺在铁轨下的碎石子，他们默默无闻，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志里。但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用肩膀挑出了家庭的未来，用一双脚丈量了乡村到城市的距离。

他没读过什么书，不知道什么叫经济腹地，也不懂什么城市化进程，他只知道祁家湾的菜得卖到江岸去，家里的七口人得吃上热乎饭，自己每天早上5点钟得起床舅舅。如今武汉的马路修得宽了，但我总能想起你那满身的汗碱味，想起那根被压弯的扁担，以及你站在绿皮车窗外，对着我们憨憨一笑的样子。那代人的苦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但那代人的硬气我们这辈子都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