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秦王李世民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迫使李渊退位。这场政变让李世民背负了弑兄逼父的骂名，却也让他站上了权力的巅峰。登基之初的大唐，内忧外患交织：突厥铁骑屡犯边境，山东士族对关陇集团心怀不满，百姓因隋末战乱流离失所。面对这样的烂摊子，李世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以“仁政”收服人心。
他释放宫女三千人，减免赋税，废除严刑峻法，甚至赦免了李建成旧部。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缓和了内部矛盾，也让天下人看到了新君的胸怀。而在诸多被启用的旧敌中，魏征的崛起最令人意外。他曾是李建成的首席谋士，多次建议太子先发制人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质问魏征：“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坦然回答：“太子若早听我言，必无今日之祸。”这番直率，反而让李世民看到了他的价值。
魏征并非天生的政治家。他早年出家为道士，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纵横之术。隋末天下大乱，他先后投奔瓦岗军李密、窦建德、李建成，始终未能得志。直到遇见李世民，他才真正找到施展抱负的舞台。
贞观初年的朝堂上，魏征以“谏臣”身份脱颖而出。他深谙帝王心理，每次进谏都直指要害。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鹞鹰，正把玩时见魏征走来，慌忙将鸟藏入怀中。魏征佯装不知，故意拖延奏事，待他离开时，鹞鹰已被闷死。这个小故事，既展现了魏征的刚直，也暴露了李世民对他的敬畏。
贞观年间，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堪称古代君臣的典范。魏征的谏言并非一味冒犯，而是遵循“攻心为上”的策略。例如，他常借古讽今，用隋炀帝的教训提醒太宗节俭；又比如，他会在太宗心情愉悦时提出尖锐批评，避免触怒龙颜。
李世民同样高明。他深知“兼听则明”的道理，不仅容忍魏征的直言，还公开鼓励群臣效仿。**《贞观政要》记载，太宗曾将魏征比作良匠：“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这种互动，让朝堂逐渐形成了“言者无罪”的风气。房玄龄、杜如晦等重臣也纷纷效仿，贞观政坛呈现出罕见的清明景象。
盛世下的暗流：十思疏的诞生背景到贞观十一年（637年），大唐已呈现“斗米三钱，夜不闭户”的盛况。西域诸国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长安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然而，危机往往潜伏在巅峰时刻。
李世民开始追求奢华，命人重修洛阳宫，材料务必“精丽”；他频繁游猎，甚至因追猎野猪耽误朝政；更危险的是，他逐渐偏爱阿谀之臣，对逆耳忠言心生抵触。一次宴会上，太宗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魏征当场泼冷水：“陛下导之使言，故臣等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何人敢言？”
十思疏：一篇改变历史的奏章魏征的《十思疏》全文仅六百余字，却字字千钧。他提炼出君主在十种情境下的应对之道：
· 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 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
·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
· 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
最震撼的是那句“载舟覆舟”之喻。魏征将君主与百姓的关系比作舟与水，提醒太宗：隋炀帝的龙舟再坚固，也抵不过天下人的怒火。这份奏章没有空洞说教，而是列举了大量隋亡教训。例如，提到“纵情傲物”时，他写道：“董狐之笔，不隐赵盾之罪；魏徵之谏，岂避太宗之过？”
李世民的反应颇具戏剧性。他读罢奏章，立即召见魏征，坦言：“朕近日所为，确如卿言。”次日早朝，太宗当众诵读《十思疏》，宣布停修洛阳宫，并赐魏征绢五百匹。
贞观十三年（639年），大唐疆域空前辽阔，但魏征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李世民逐渐沉迷祥瑞吉兆，各地官员为讨好皇帝，谎报“麒麟现世”“嘉禾遍野”。更严重的是，朝廷开始加重徭役，山东、河北等地已出现小规模民变。
此时的魏征已重病缠身，仍强撑病体写下《十渐疏》。相比《十思疏》，这份奏章更加尖锐：
1. “贞观之初，无为无欲；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2. “昔年爱民如子，每存简约；今则纵欲劳人，卑宫菲食变为雕墙峻宇。”
3. “往日亲信君子，斥退小人；今则亲近小人，疏远君子。”
……
每一“渐”都对应着具体事件。例如，提到“渐不克终”时，魏征揭露了地方官为修建行宫强征民夫的恶行；谈到“渐生奢靡”，他痛批宫廷宴席“一食费十户之产”。这份奏章如同一面照妖镜，让盛世背后的阴影无所遁形。
最后的谏言：生死之间的君臣博弈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危。李世民亲率太子李承乾到病榻前，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之子魏叔玉。弥留之际，魏征仍不忘进谏：“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
魏征死后，李世民废朝五日，命九品以上官员皆赴吊唁，赐谥号“文贞”，并立碑褒奖。然而，数月后侯君集谋反案发，有人举报魏征曾推荐侯君集为相。盛怒之下，太宗推倒魏征墓碑，取消公主婚约。这场变故，暴露了帝王心的复杂：他需要魏征作为“明君”的符号，却难以容忍符号背后的真实人性。
李世民晚年的悔悟晚年的李世民逐渐理解了魏征的价值。征高句丽失利后，他叹息：“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遂命人重修墓碑，但终究没有恢复婚约。这段恩怨，成为贞观之治最耐人寻味的注脚。
在生命最后时光，李世民着手整理《帝范》，书中处处可见魏征思想的影子。他告诫太子李治：“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这番自我剖析，与《十渐疏》的警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魏征的两份奏疏，在唐代以后成为治国经典。范仲淹改革时曾引用“载舟覆舟”理论；朱元璋将《十思疏》列入皇子必修课；康熙南巡途中仍手不释卷。这些文字超越时代，揭示了一个永恒真理：权力需要约束，盛世需要清醒。
现代管理学将《十思疏》视为领导力教材。其核心思想——克制欲望、敬畏规则、倾听民意——在当代社会依然闪耀智慧光芒。**正如魏征所言：“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