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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被誉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创新精神,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3246天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一部含金量极高的重磅经济学著作——《活力》,副标题叫“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在为你正式讲这本书之前,请先让我们共同缅怀一位经济学巨擘,他就是《活力》这本书的作者——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他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指出了通胀预期对就业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最优平衡如何达成,2026年5月15日,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安详逝世,享年92岁。


《活力》是费尔普斯晚年的心血之作,是作者关于人类社会如何保持创新、繁荣和活力的系统性思考、根本性总结。听起来非常宏大,但这些内容其实和你我,也就是每一个劳动者息息相关:比如,为什么薪酬即使不错,但我们往往从每天的工作中无法获得足够的成就感?为什么即使有很多先进工具,比如人工智能的加持,我们也感觉自己越来越缺乏灵感?


在费尔普斯看来,这些个人感觉反映的,是当今整个社会经济体缺乏活力的表现。他认为,经济繁荣的底层推力是经济活力,而经济活力来自崇尚个人的自我表现和探索,以及不断寻找挑战和机遇的现代价值观。说到这里,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的常识受到了挑战:经济不好,创新不足,难道不是因为政策不到位、技术没跟上、投资不够多吗?怎么会归结到相对缥缈的价值观,和普通劳动者的个人动力上?


创新推动经济繁荣,这已经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如何促进创新,学者们还在争论不休。费尔普斯认为,大多数创新,并不来自少数天才比如乔布斯、马斯克,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推动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共同改进工艺、构思新产品,推动技术和产业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费尔普斯更进一步,提出创新的基本动力,来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探索与改变欲。在我看来,这本书之所以是费尔普斯的毕生心血、巅峰之作,就是因为他达到了“大道至简”的境界,把人的欲望——那种想创造、想探索、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内在冲动,重新放回了经济学的核心位置。


这是一本能改变你对经济、对创新、对人生理解的书。看过这本书,你很有可能会重新思考欲望,以及从这个更本质的角度看待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活力。接下来就请和我一起,走进费尔普斯这本《活力》。


重新思考繁荣:活力的重要性


经济的繁荣曾经一度被简单理解为GDP的增长。传统经济学家——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弗里德曼,都把繁荣等同于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但敢于唱反调的费尔普斯直截了当地说:这还不够。


这正是费尔普斯在晚年大声疾呼的一个关键思想。在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一书中,他特别强调,繁荣有两重内涵:第一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第二重是有意义的工作和自我实现。这个长期被忽略的因素才是关键,而且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会越来越重要。


你想想,在今天的职场,工作环境和物质条件比父辈好太多了。但为什么“内卷”“躺平”“佛系”这些词越来越流行?为什么工作内容似乎越来越高大上,但许多人从工作中的获得感却在下降?


费尔普斯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越来越缺乏主动创造的成分。当一份工作变成机械地执行流程,当你的工作中没有任何空间让你去尝试、去发明、去创造——那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就只有枯燥的重复带来的疲惫,不会有真正的满足感。


因此,费尔普斯说,繁荣的真正含义是活力,是人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热情、挑战、成长和自我表达的程度。从这一点考虑,一个国家拥有“活力”,就是拥有产生创新,以及从社会的角度将创新引入经济的意愿所必需的欲望和能力。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将创新放到首要位置,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确实,之前“指标化”的繁荣放大了房地产泡沫、重复建设、高污染产业等投资驱动带来的风险和问题,也没有体现创新等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费尔普斯理论有效的最好证明。


费尔普斯的先见之明从哪里来?来自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被经济学家称为“西方生产率大减速之谜”。


二战结束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些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速增长期: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并行,民众生活不断改善。这段历史,经济学家们把它叫作“光荣三十年”。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将其描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强调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经济增长最为稳定、快速的时期之一。


然而,大约从1970年代开始,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国家的重要经济活力指数TFP,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同步下滑。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集体踩下了刹车。到了2005年前后,很多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接近于零。就这样,“光荣三十年”结束之后的平庸30年之后,又进入“大停滞”时代。


TFP这个指标,是费尔普斯非常看重的经济活力指数,它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之外,纯粹靠技术、知识等“无形要素”带来的增长,本质上就是创新能力的体现。


这就怪了。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以后,科研经费并没有减少,大学也越来越多,专利申请数量也没有下降——甚至还在增加。而且人类进入21世纪之前,已经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互联网革命。


更让人困惑的是:同期,美国硅谷诞生了英特尔、苹果、谷歌,中国涌现出阿里、腾讯、华为、字节跳动这些科技巨头,互联网革命席卷全球。按道理,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创新时代。可是,许多老牌发达国家,比如西欧各国,它们的TFP,却在持续下滑。无论政府怎么减税、央行怎么印钱,这些国家的TFP增长率就是死活上不去,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乏力,民粹主义抬头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解释这种奇怪的停滞?许多经济学家给了各式各样的理论,但唯独费尔普斯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答案。


他说:欧洲有知识精英,但缺乏草根创新者。有历史积累,但缺乏未来活力。他的逻辑链条是:现代价值观创造欲望产生草根经济活力,进而推动自主创新,最终产生大众繁荣。


《活力》一书反复说明的一个观点就是:创新的起点是现代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直接体现在:一个社会的普通人,是不是普遍拥有探索的渴望、创造的欲望、面对未知冒险的胆量,以及在工作中自我价值、自我实现的追求。


这种价值观转化为一种社会状态,就是草根经济的活力。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从开便利店的店主到工厂里的装配工,从金融机构的业务人员到写字楼里的产品经理,都会有尝试新方法、改进新工艺、发掘新场景的自由和冲动。


费尔普斯和他的团队做了大量跨国数据分析,结论指向一个清晰的方向: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高度依赖于该国文化中对“个人主义、冒险精神、自我表达”的支持程度。


他们设计了一套测量方法,把世界各国的文化价值观数据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统计对比,发现两者有显著的正相关。美国在这项分析里几乎是堪比独角兽的存在。这些文化价值观数据,包括“这个国家的人有多愿意冒险”“多支持独立思考”“多尊重打破常规的行为”,诸如此类。


二战后,美国的自主创新率始终自成一档,遥遥领先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即便是在TFP,也就是全球大减速的时期,美国的衰退幅度也相对较小,并在199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中实现了局部回升。


美国做对了什么?费尔普斯的答案是活力的文化。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允许你失败、重来的国家。这种文化土壤,滋养了草根层面连绵不断的创新冲动。这个链条的起点不是什么宏观的政策,也不是技术突破,而是一种价值观:生活可以被改变、世界可以被改造、个人的想象力和能力是有价值的。“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相比之下,欧洲的传统文化更强调稳定、福利、安全。这些价值观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很有价值,但在激发个体冒险和创新方面,却是一种抑制力量。


而且,创新,同时意味着,在供给层面不断激发出全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于激发消费的欲望和需求。


费尔普斯收集的数据显示,在自主创新方面,美国独占鳌头,其自主创新对TFP增长的贡献,远高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而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日本,自主创新的贡献极为有限。这些国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引进创新。


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提出每个工人家庭,都应该有一辆轿车,最终,福特通过改良的流水线生产工艺,造出了性价比超高的福特T型车。这不仅彻底革新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将汽车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更重要的是制造出了一种新的欲望,或者消费需求。这个欲望,推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腾飞,更重塑了美国的现代工业生产和消费社会。而在今天,马斯克仿佛就在重复这个伟大的创新,只不过产品和媒介换成了更先进的特斯拉电车。


而同时代的日本,则可以被当做反面例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经济停滞了。但更可怕的不是停滞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欲望消失了——这称为“低欲望社会”。年轻人不想创业,不再卷入激烈的升职竞争,甚至不想结婚生子。这个国家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经济没有增长,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们失去了做梦的能力。


这两个故事,一正一反,刻画出了一个真理:经济繁荣的根本动力,不是技术,不是资本,而是欲望。更准确地说,是创造的热情和欲望。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文化层面出了问题,再多的政策刺激、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治标不治本。


重新定义创新:活力的四大支柱


从这些研究,费尔普斯更进一步,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深层原因就是活力正在衰退。从个人到社会活力的丧失消退,不仅是物质上,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这些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是一个深层的社会问题,那就是活力的危机。


在《活力》这本书中,费尔普斯对“活力”的定义是:它是一种让普通大众都有机会参与创新、提出想法、实现自己潜能的社会状态。最重要的特征是享受挑战、愿意在不确定性中冒险,通过创造新事物来展示真实的自我。


活力虽然是一种心理能量,但它也需要现实基础支持。费尔普斯说,它需要四根支柱撑着。缺少任何一根,活力都会打折扣。

第一根支柱:包容性。我国著名的沿海经济特区深圳,在诞生之初,就有一句热血沸腾的口号,叫“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之所以有力量,不只是因为它暖心,而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价值观的逻辑。


鄙视链是很多人刷存在感的重要方式,虽然说见怪不怪,但却是活力的天敌。


电气时代的伟大创新者、发明家爱迪生背后是大量的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创业者。一个社会如果对学历、背景、籍贯这些无法改变的背景、标签存在强烈偏见,那就在事先筛掉了大量潜在的创新者。最近的互联网上,有个题为“神奇的2026年”的段子,很能说明这种进步的态势,以及今天中国整体社会上旺盛的创新活力。


“一个没名气的导演,拉了一帮没学表演的素人演员,用1400万拍了一部电影,一个多月票房干到十多亿,评分升到9.2。一个只有初中学历,平时干维修的车手张雪,手搓了一台机车,在世界锦标赛连拿五次分站冠军。以及董路,一个半道转行的体育解说员,没教练证的教练,用别人不看好的训练方法,让一支少年足球队拿了冠军。


反之,包容性的反面,不只是文化偏见,还有市场的封闭;把新进入者拒之门外的行业壁垒,同样是活力的杀手。大企业往往不如小企业灵活创新,一旦某个行业被少数巨头垄断,创新速度就会系统性地放缓。


第二根支柱:多元化。有人曾经问研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怎样才能提高创新能力?张维迎的回答出人意料:交三教九流,走五湖四海。


这话看起来像江湖经验,其实有深刻的学理依据。创新,往往不是在同质化的环境里发生的,它诞生于碰撞。不同背景的人相遇,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连接。硅谷为什么成为全球创新圣地?不只是因为技术人才多,而是因为它汇聚了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头脑。这些头脑的碰撞,制造了大量“跨界创新”。


费尔普斯还特别指出了一个现代悖论:我们以为互联网时代信息更多元了,结果恰恰相反。社交媒体的算法倾向于给你推送你已经认同的观点,把你锁在信息茧房里。在信息层面不断自我加强的社会,没有碰撞,自然也就缺少创新的火花。


第三根支柱:制度化的激励与回报。什么意思呢?活力不能只靠精神鼓励。热血不能当饭吃,梦想也需要落地。


让创新者能够从自己的创造中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是维持社会创新活力的必要条件。反过来,如果创新者的收益不断被偷窃掠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更保险的人生路径。制度,是活力的护城河,所以我们需要专利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对优秀初创企业的补贴和包容性监管等设计,它们的存在,本质上是在告诉每一个有想法的人:你冒险创新,是值得的。


第四根支柱:对创新实践者的尊重与认可。最后这根支柱,是最软性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费尔普斯说,一个社会对什么样的人给予尊重和赞美,决定了它的年轻人会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创业者、发明家、探索者得到尊重,年轻人就会向往那种生活。在一个尊重创新者、崇尚企业家精神的文化里,年轻人会最崇尚创业者,“我要创业”的梦想会成为优秀者的标配。如果一个社会的最高价值是稳定、安全,考公和进入大机构拿铁饭碗是成功的标志,那创新的种子,就很难在年轻一代心里生根发芽。


活力的障碍:现代社会对创新的阻碍


前面说过活力有四根支柱,但相应的,发达的现代社会,也不可避免孕育出了五个抑制创新的障碍。

障碍一:过度监管让年轻人放弃创新。一般来说,政府设置各种监管的本意是好的,想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员工。但过度的管制,让创新变得极其困难。


想象你想创办一个新的供应链公司。你需要办理多少张执照?需要符合多少条法规?每一项都很合理,但加在一起,就把一个怀抱梦想的年轻人挡在了门外。他可能有很好的想法,但在这套庞大的体系面前,他很可能就在某个环节放弃了。过度监管的结果,就是人们放弃创新。


障碍二:商业集中化让年轻人难以创新。平台时代,越来越多的市场被大公司垄断。一个新的创意出现,大的平台立即出手收购,或者直接模仿。小企业家、创新者的成长空间确实比互联网时代之前更窄了。


这看起来对消费者也许没什么坏处:大公司大平台提供廉价的商品。但对经济的长期活力来说,这是致命的。因为创新的活力,恰恰来自竞争、来自无数个小企业的相互竞争。垄断扼杀了这种竞争,也就扼杀了创新的源头。


障碍三:金融的短期化让资金不支持创新。投资者越来越关注短期回报。一个创新项目可能需要五年、十年才能看到成果,但投资者想要明年就看到利润。


结果是什么?真正有远见、有价值的创新项目得不到资金。反而是那些能快速带来回报的项目获得融资。这导致整个经济变得短视,缺乏能改变未来的大创新。这种金融短期化影响的不只是一般的创业公司。比如日本的机器人产业曾经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份额,为什么后续发展迟缓,创新乏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日本投资界坚守的固定套路:“收购—催熟—亏损—甩卖”。


障碍四:对失败的不容忍让人们害怕创新失败,让连续创新试错机制失效。一个社会对失败的态度,直接影响人们的创新欲望。


在美国硅谷,失败往往是一枚勋章。有一个词叫连续创业者,这种创业者获得的支持概率会更高。但在其他许多地方,失败就是失败,会让你成为笑柄甚至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当一个社会对失败的容忍度很低时,会发生什么?肯定是有想法的人不敢去尝试。因为代价太高。而创新本质上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活动——不能接受失败,就根本无法创新。


障碍五:教育的同质化压制了创新精神和探索欲望。现代教育体系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学生需要通过标准化测试,为了分数,就必须对离经叛道的想法、不符合标准的创意,进行舍弃,甚至压制。


结果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人,思维都是相似的。他们知道如何解决已知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想法。这直接伤害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基因。


人工智能与创新活力


在当下,谈到创新,一个不能绕过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意味着给每个普通劳动者都安装了“力量倍增器”,有了它,创新更是手拿把掐的事情,但是,果真如此吗?


在这本《活力》的最后,费尔普斯特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人工智能革命,对创新活力意味着什么?


按说AI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机会。它的成本在快速下降,门槛在大幅降低。这意味着,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企业,也能获得曾经只有大公司才能拥有的技术工具。最近出现的OPC一人公司这个创新模式,就是AI技术普及的后果。而且,由于基础设施处在大规模建设的早期,并面临激烈的竞争,算力和智能体还是普惠的,有些类似早期的互联网时代,是非常有利于学习和创业的窗口期。


理论上,每一个人都能用AI去创造新产品、新服务,这应该是创新门槛更加降低更加大众化的时代。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而且两面都很锋利。


先说有利的一面——AI技术的快速普及,确实正在急剧降低创业和创新的门槛。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好想法,就可以借助AI工具以极低的成本验证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费尔普斯所梦想的“大众参与的创新经济”真正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AI是历史上最具包容性的技术革命之一。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创新活动非常不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费尔普斯在书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AI应用方向。


第一种,他叫它“减法机器人”:它能彻底取代人类干活儿,完全不用人插手,会直接抢人类的饭碗。如果这类AI被大规模用起来,人类劳动在整个国民收入里的占比会无限趋近于零。


第二种,他称之为“乘法机器人”:这种机器人的作用是增强人类的能力,它不取代人,而是放大人的价值。比如,一个医疗AI,不是完全替代医生,而是帮助医生诊断得更快更准。这种类型的AI让人类的实际工资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长期向上增长,人类劳动的价值会进一步提升。


这个区分,触及了AI时代最核心的分叉:我们要把AI做成“替代者”,还是“放大器”?


在现阶段,第一种是商业机构和市场更加推崇的,因为能带来短期就能见效的增长率、提升利润、还不用考虑劳动保护、社保等其他成本;而费尔普斯的担忧就是:如果AI大规模替代普通人的工作,即使GDP数字仍然漂亮,但个人消费能力萎缩,更多人陷入低欲望状态,那个激发活力的社会基础也就随之瓦解,繁荣遥不可及——因为繁荣从来不只是GDP增长,还包括有意义的工作和自我实现。失去工作的人不只是失去了收入,而是失去了通过劳动获得成就感的渠道,失去了在社会中的位置感和尊严感。这种丧失,从费尔普斯的框架看,正是创新活力最根本的来源被切断了。


那么,出路在哪里?费尔普斯给出了两条建议:AI企业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公众进行收入补贴。 AI技术是在人类几千年的知识积累基础上建立的,它的价值创造理应惠及全社会,而不只是少数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税收或直接分红的方式,把这种生产力红利返还给被替代的工人群体。

AI技术应更集中于“乘法机器人”方向——人类能力的增强与辅助领域。 这意味着,我们在设计AI应用的时候,要有意识地选择“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的方向。


这个方向,不只是道德上更可取,从费尔普斯的经济学逻辑看,也是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因为它保住了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普通人参与创造的欲望和能力。


结语

费尔普斯用跨国数据对比告诉我们:让经济持续闪闪发光的,其实是普通人参与创新的热情和内在的“愿力”,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们在市场上的呼风唤雨。这种“自主创新活力”就像一棵树,需要现代价值观的土壤来滋养——比如包容、多元、有吸引力的激励机制,还有对创新者的尊重。但这棵树可能被过度监管、商业垄断、金融短视、对失败的恐惧,以及追求不出错的同质化教育给悄悄侵蚀掉。


进入AI时代,技术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深刻的威胁:如果AI被用来大规模替代人类劳动,普通人将丧失那种有意义的工作和自我实现的渠道,费尔普斯意义上的真正的繁荣将从根基上被动摇。


创造欲望——对个人,是驱动自我实现的核心动力;对社会,是繁荣最深处的根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欲望的创造者:发现别人还没看见的需求,满足别人还没被满足的渴望,创造别人还没想到的解决方案。


而作为本书的书名以及核心概念,我认为费尔普斯强调的活力,就是那种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创造,也能实现自我,也能在不确定性中冒险一试的社会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活力的复兴,就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个被唤醒的欲望。以后判断一个经济体有没有前途,别只看GDP和专利数——看普通人眼里有没有光。看这个社会是让更多人想试,还是让更多人想稳。


没有欲望,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繁荣。没有繁荣,就没有人类真正的进步。


所以,我在这篇解读的最后,结合我个人的一点研究和感悟,给大家提几条简单的建议:

1、工作是走向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自立和尊严。一是追求自主权,不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系统。争取在工作中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争取在生活中有尝试新东西的自由。


2、行动与思考兼顾。多参与各种类型的多元社群,与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交流,开阔视野,促进创新。通过与有能量的人接触或者阅读书籍,改变价值观,不断激发创造的欲望和能力。


3、激发创造力,需要注重工作中“体验”维度的非物质回报,如增强自主权、责任感、跨越障碍的喜悦。


4、勿以善小而不为:改进你的工作流程、发现一个新的市场需求、帮助身边的人解决一个问题——这些小创新,汇聚起来就是大社会的繁荣。


费尔普斯在书的结尾说了一句话,我想用来作为今天的收尾。他说,一个社会,要重新获得创新的“欲望”,关键在于培养积极的价值观,也就是直面挑战、渴望创造、愿意承担失败风险的内在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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