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圆圆
1月13日,英伟达一名跟随黄仁勋十多年的技术高管,突然发了一篇长文。
他没有谈芯片,也没有谈AI,更没有替公司站台,而是讲起了一段自己一直没有忘记的往事。
写到最后,他留下了一句很重的话:“我欠他的,多到无法用言语表达。”
外界眼里那个出了名严厉、开会能把高管追问到底的黄仁勋,究竟做过什么,能让一名老员工多年后还说出这样一句话?
发文的人,参与过英伟达的软件核心业务这名员工叫John Zedlewski。
他的名字对普通消费者并不熟悉,但在英伟达内部,他并不是一个边缘人物。
USENIX公开资料显示,Zedlewski曾担任英伟达RAPIDS团队GPU加速机器学习负责人,更早之前还做过自动驾驶深度学习、医疗影像深度学习等工作。
他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专业,后来又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计算经济学。这些经历放在一起,就能看出他的技术路线一直围绕着机器学习、数据科学和GPU展开。
很多人看英伟达,只盯着显卡和芯片参数。但我认为,英伟达真正难复制的地方之一,恰恰是围绕GPU建立起来的软件生态。
芯片可以买,性能也可以追,可一旦大量开发者已经习惯一套工具、一套工作方式,后来者想把人拉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而Zedlewski长期参与的,正是这套生态的一部分,所以他这次突然出来讲黄仁勋,分量并不轻。
去年住院后,他第一次感受到另一面的黄仁勋真正让这篇长文迅速传播开的,是Zedlewski讲出的个人经历。
他说,自己患有一种非常棘手的癌症。
去年,他再次住进医院,整个人已经跌到了人生低谷。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黄仁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一直记到现在。
按照Zedlewski本人11月13日的说法,黄仁勋得知消息后,很快联系了自己在斯坦福方面认识的人,帮助他跨过部分流程障碍,推进一项临床试验的评估。
后来检查发现,他恰好符合这项临床试验的条件,并最终进入项目。
黄仁勋没有改变医学标准,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决定谁进入临床试验。但他做了一件更加实际的事情:在员工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的时候,帮他找到了一条可能的路。
我认为,这才是Zedlewski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件事的原因。
一个人在公司顺风顺水时,被老板重视并不稀奇。真正能让人记很多年的,往往是自己暂时无法给公司创造多少价值、甚至连未来都不确定的时候,对方是否还愿意伸手。
“我欠他的”,这句话不是普通的职场客套讲完这段经历以后,Zedlewski把话说得很直接。
他表示,大家可以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如果有人声称黄仁勋并不真正关心员工,这与他的亲身经历并不相符。
随后,就是那句话:“I, personally, owe him more than I can express.” 翻译过来就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欠他的,多到无法用言语表达。”
这句话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它有多煽情,而是说话人的身份。
如果只是一个刚入职的新人夸老板,很容易被理解成场面话。可Zedlewski已经在英伟达工作多年,又是长期接触核心技术业务的人。
他见过黄仁勋怎么开会,也见过黄仁勋怎么追问技术细节,更知道这个老板工作中究竟有多难应付。
可到了自己人生最低谷,他记住的却是另一件事。这说明人与人之间真正牢固的信任,从来不是靠公司口号建立起来的。
工作中的黄仁勋,却一点都不好说话Zedlewski在长文里还讲了另一件往事。
那时他还在自动驾驶团队工作。两个技术团队因为一套框架的性能产生争议,一边认为速度太慢,影响使用。
黄仁勋听完,没有让他们回去再做一份报告。他直接让相关人员走到白板前,把整个数据处理流程画出来,还要求把其中涉及的内存复制一步步标出来。
随着流程被拆开,问题也跟着出现:原来中间存在一些没有必要的数据搬运,最终拖慢了系统速度,这件事后来一直被Zedlewski记着。
我认为,这个细节比“黄仁勋管理严格”六个字更有意思。
因为真正难的从来不是老板会不会发火,而是老板有没有能力问到问题最深的地方。
一个不懂技术的人也可以拍桌子,也可以要求团队提高效率,但最后很容易只剩下催进度。
黄仁勋的不同之处,是他自己能跟着技术人员一路往下钻。这会让员工压力很大,却也会让很多技术人员真的服气。
60个直接下属,他一直不喜欢层层过滤信息而黄仁勋这种管理方式,并不是偶然。
2024年,他在Stripe Sessions公开谈过自己的管理结构。
当主持人问他英伟达领导团队有多少人时,黄仁勋回答:60人。而更让现场意外的是,这60个人全部直接向他汇报。
他还表示,自己不喜欢太多一对一会议,希望重要信息尽可能让更多管理者同时听见。
在黄仁勋看来,公司层级越多,信息越容易在传递中被过滤。我觉得,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喜欢把人叫到白板前。
他不太喜欢“下面正在处理”“团队回去研究”这样的答案,而是更习惯直接把问题放到所有人面前,当场拆开。
这种管理方式当然不适合每家公司,但对英伟达这样高度依赖技术判断、产品迭代又极快的企业来说,它至少解决了一个大公司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最高层离真正的问题越来越远。
最容易学的是严厉,最难学的是关键时候愿意伸手这些年,很多人研究黄仁勋的管理方法。
60个直接下属、扁平化、白板会议、追问细节,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变成一套“成功学”。
可在我看来,真正难学的恰恰不是这些。
一个老板想变得严厉,非常容易——多开会、多追问、多压指标,都能制造出高压感。真正难的是,高要求之后有没有对应的另一面。
员工能够创造价值时,你要求他拼命;员工落到人生低谷、无法正常工作时,你还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帮他?
这才决定所谓“严格管理”最后得到的是信任,还是单纯的消耗。
而Zedlewski这篇长文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同时写出了黄仁勋的两面。
在会议室里,他会盯着技术细节追问到底。在病床之外,他又会主动联系自己认识的人,替一个员工寻找可能的医疗机会。
一个让下属工作时压力巨大的人,也可以在下属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手,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如今黄仁勋已经辞去英伟达CEO职务,英伟达进入新的领导阶段。美国证券文件显示,董事会于11月11日接受其辞呈,CFO科莱特·克雷斯随后出任临时CEO。
也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Zedlewski选择讲出这段经历。他没有替任何争议下结论,只是告诉外界,自己曾经见过怎样一个黄仁勋。
公司可以换CEO,制度可以重新搭建,甚至管理流程也可以完整保留下来。
可一个员工在人生最低谷时得到的那次帮助,却很难用制度复制。
或许这才是那句“我欠他的,多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真正的分量,那么黄仁勋离开之后,这种属于他的管理方式,又还能在英伟达留下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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