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华北平原的一座小县城。2026年的元旦假期本应是慵懒闲适的，谁知清晨就被爷爷一通电话惊醒：“你快回家，有事！！”

奶奶去世得早，爷爷独居老家。接到电话后，我立刻穿好衣服往家赶。距离不远，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但看老人这么着急，还是担心是不是他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一路马不停蹄。

当我跑进院子的那一刻，看到爷爷在院子中站着的身影，才松了一口气。待我回过神来，才发现院子里不光站着爷爷，本应该灌好袋子、堆放在仓房的麦子也散落在院子中，细细一闻，还能闻到散发出来的霉味。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看到这个情景，此时此刻也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灌装好的麦子发霉了。

原来操心的爷爷早早开始筹备过年物资了，早上拉着麦子去面粉厂换面，当灌好袋子的麦子解开口绳，准备倒入面粉厂小麦舱的时候，老板发现了问题，转身对爷爷说“你这麦子有问题，不能要，你先拉两袋面回去吧，挑点不发霉的麦子再给我送来”。回家后的爷爷，一股脑把退回的麦子全部倒在了院子的地上，便有了开头爷爷给我打的那通电话。

我看到爷爷脸色阴沉，见我回去，他嘟囔了一句“原本想过年前后价钱涨高一点卖的，现在好了四亩地的麦子好的没多少了。”语气中还有点自责。

后来我们商量了个办法：麦子搬出仓房重新晒，我俩往返仓房四十余次，把所有灌好口袋的麦子全部抬了出来，轻的八十多斤，重的老式麻袋足足有一百七八十斤。寒冬的早晨，我俩脱了外套，身上冒着蒸汽，我这个二百斤的身躯活像地里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搬完后，我们歇着喘气的功夫，爷爷也聊起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咱们这的农民一年种两季，收两季，一季小麦亩产八百多斤，一季棒子（玉米）亩产一千多斤。粮食最高一斤只能卖一块零几分，一年到头，除去化肥、农药、种子、浇地、机械费，还不能减咱们得人工费，一亩地能挣不到一千块钱，我要在减咱们得人工费，种地就是赔钱。”我在一旁静静听着。

麦子摊开后，爷爷看着水泥地上的麦子又说，“我从十三岁进生产队，种地种到七十八，尤其到每次麦秋和大秋，一点不敢松懈，现在的粮食不值钱，我也种不动了，从今以后不种了，你去回去上班吧，周六日想着回来跟我灌口袋，咱俩把麦子卖了去，不操心了。”

我抬起头静静地凝望着这位老人。时光，仿若一位沉默的雕刻师，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沟壑。我不知道此刻心中翻涌的情绪，究竟是源于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深深恐惧，想要将爷爷此刻的模样，如同珍宝般深深地镌刻在心底；还是因为那千千万万如爷爷一般，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耗尽一生的身影，心中涌起的悲悯与敬意。视线，渐渐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