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我国勒紧裤腰带研究原子弹技术，试图打破美俄核封锁的时候。
为了向外界表明中国研发核武器的决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还在记者会上发表过“当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言论。
可此时远在香港的金庸竟在自己主办的《明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宁要裤子，不要原子弹”的文章，以批评嘲讽当时新中国的科研政策。
其中他就对陈毅元帅的言论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曲解与回应，认为这是一种不顾民生疾苦、只重军事威慑的短视行为。
然而和别人相比，别人能说家国大义和民生疾苦，唯独他查良镛不行。
活成“拧巴人”的金庸金庸作为上个时代内名扬海内外文学家，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开山立派的人物，用仅二十年的创作时光就开创出了武侠小说的黄金年代。
那时候的香港，但凡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会去买一份《明报》，然后一门心思沉浸在对方所构建的刀光剑影、侠骨柔肠的江湖世界里。
截至目前为止，金庸的作品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凝聚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然而，和金庸璀璨的文学成就相比，对方在生活和相关的历史问题上则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在小编眼中，金庸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拧巴人”。他虽然提笔写出了“侠”字含义，却一直没能将侠义的精神带到自己的人生中去。
金庸出生在1924年江西的一个乡下的士绅家庭。熟悉历史时间节点的人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历史最激烈、最混乱的时候，军阀混战和国民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
受到当时战乱的影响，金庸从小就看到了许多不公事情，比如一颗炮弹就能带走底层一家三口的性命，兵痞和地方豪强肆意买卖人口草菅人命。
这些都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金庸后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就比如小说《连城诀》中的故事原型，就是金庸儿时所目睹的一个客栈小二被老板陷害屈打成招，最终含冤而死的事件。
由此可见金庸当时的心理，对那些黑暗年代中的不公有着很强的正义感，要不然也不会事后以复仇的形式写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然而，目睹了太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事迹后，金庸的心里也产生了一种针对自己的保护欲。
这种保护欲既是对自己生命的爱护，也是在紧要关头对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倾向。毕竟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保住性命活下去，诞生出这种心理属于正常现象。
可到了1944年随着西南战事的升级，金庸所居住的大后方也成了前线，国民政府开始在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中紧急募军，以应对当前短缺的兵员问题。
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和个人生命的爱护，金庸选择了拒绝参军，因为此事他也被学院开除，转而成为一名图书档案管理员。
在此之后的时间里，金庸开始加入报社工作，凭借心中的文化底蕴和创作欲望，他的写作开始愈发的得心应手，每次对外采访或是文章写作都有说不完的灵感。
他在报社中不断积累经验，文字功底变得日益深厚，逐渐在新闻界崭露头角。
在1948年凭借个人成绩的优秀，金庸被派往《大公报》的香港分社主持工作，正式在这个地方立足。
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庸看着内地焕然一新的建设景象，内心大受触动。
他虽然长期在报社工作，但内心深处还是想从事文人专属的外交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面对自己的外交申请，新中国政府选择了拒绝，理由是政审不过关。
受此挫折的金庸大受打击，心中升起的热情也被一盆冷水浇灭。随后家中又传来噩耗，因为成分问题，他在江西老家的土地被分给了其他农民。
在这双重打击下，金庸对新生的中国政府产生了巨大的怨念。
那段时间里他除了进行武侠小说的文学创作外，还屡次针对内地政府的政策和外交发言展开抨击。开头的那篇讽刺“原子弹”的文章只是其中之一。
很显然对方不愿也不想接受一群学历文化远比自己低的人来审查和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心理落差上的不甘逐渐让他迷失自我，开始一次次地以笔为刀刺向了内地政府。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目睹过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苦难，忘记了自己那颗反抗不公的初心。
“侠”字的确在金庸的笔下得到升华，但从他这个人身上却看不到半点侠客该有的样子。
挽回的后半生，“浪子回头”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庸心中的那股怨气逐渐消散，彼时的内地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动荡时期，连香港也在此期间受到波及。
在历史的大势面前，个人的那种无力感在金庸内心中产生，对方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过激”行为，对自己曾经的狭隘和短视感到懊悔。
在陈毅元帅逝世时，出于对往事的愧疚金庸在《明报》上刊登了自己的悼念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十几年前的傲慢态度，以谦卑和反思的口吻交代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和无知，表明当时的自己没有看到中国的尊严与未来。
在文章的最后，他还称赞陈毅元帅是一个心向光明、担负国家尊严的优秀外交家。
发表这篇悼念文章，是金庸对自己过往错误的一次忏悔，也让许多读者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转变。
此后，金庸开始更加关注内地的发展。
等到进入80年代以后，他更是频繁来往内地，与当时的高层洽谈香港回归事宜，并动员一切力量强化香港人对祖国的归属感，为九七年前的回归事件铺垫好了社会舆论。
晚年的金庸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方开始把曾经年轻时写的文学作品一一修订，并时常告诉那些采访他的记者和身边人，做人要有家国大义、明辨是非，自己写的这些小说就是为了告诉世人们这个道理。
金庸的后半生的确可以称得上一句“浪子回头”，经过岁月的沉淀后，对方没有迷失自我，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尽管对方还是很难称得上一个“侠”字，但至少还是做到了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往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