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振宁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103岁。杨振宁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他的去世，是科学界的遗憾。而在去年的8月4日，另一位华人科学巨星李政道先生病逝于美国，这两位“双子星”去世的时间仅仅相隔14个月。
1957年4月，杨振宁和李政道携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轰动世界，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成为首次登上诺贝尔领奖台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对于科学家来说，前途无量。
然而，这对前途无量的“双子星”接下来却因为诺贝尔奖署名次序、性格、以及学术贡献认知等差异分道扬镳，不再往来。这场持续62年的隔阂，曾被人称之为“天才的裂缝”。
李政道晚年在他的自传草稿上曾写道：“与杨的分裂，是毕生遗憾，更是民族智慧的损耗。”那么，二人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杨振宁是安徽合肥人，父亲杨武之曾是安徽省留美的公费生。杨振宁生于1922年，5岁那年，父亲归国，而后受聘于清华大学。杨振宁7岁随父母来到清华，在这里读书，度过了8年的少年韶华。
1923年杨振宁十个月大时与父母亲于合肥故居
1938年，杨振宁随父亲辗转到达昆明，并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这里度过了6年的大学生涯。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杨振宁基本上都是班里最小且最聪明的一个，但是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的最后两年，杨振宁遇到了一个比他年龄更小的神童，他就是李政道。
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喜爱数学和物理，在战乱年代，他学习不辍，甚至边打工边自学高三的课程。1943年，李政道转到西南联合大学，他不仅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还经常到高年级的教室去听课，也就是在这里，两位天才结缘。
杨振宁和李政道对物理都很感兴趣，虽然有4岁的年龄差距，但并不影响他们一起讨论学术。1943年，杨振宁参加“庚款兴学”留美考试，第二年成绩出来，他成为全国物理专业唯一被录取的学生。1945年，杨振宁踏上了公费留美的征程。
1946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再次遇到了李政道。原来，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打算派遣一批神童赴美，参加“研制原子弹”计划，李政道经过层层遴选，被送到美国。
他乡遇故知，杨李二人在异国开启了相互扶持，相互成就的序幕。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合作巅峰，发生在1956年，当时，物理学界大多认为“宇称”在微观粒子世界中是守恒的，即物理过程在镜像反射下保持不变。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在研究中发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的现象。他们大胆提出假设：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守恒。最重要的是，杨李二人不仅在论文中提出了这一大胆的设想，还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可供实验检验的方案。
当年6月，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表了《对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接下来，由另一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的实验团队，通过精妙的实验，在1957年初成功验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微观世界对称性的基本认知。
正因为这一划时代的贡献，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迅速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从观点提出到获奖，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获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一刻，是他们个人学术生涯的顶峰，也是全球华人乃至整个科学界的荣耀时刻。两位年轻的中国面孔站在了世界科学的最高领奖台。
科学和友情是两回事，就在两位年轻的科学家走向事业巅峰的时候，他们的友谊开始慢慢滑向低谷。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在诺奖的论文发表之前，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就联合发表过另一篇著名的论文《凝聚理论》。按照中国的传统，杨振宁不仅是李政道的学长，还比李政道早到美国并开始研究，所以，杨振宁认为他的名字应该写在李政道的前面。但按照国际惯例，“L”应该在“Y”前面，二人为此争辩过。最后，杨振宁坚持“长幼有序”，李政道虽然答应了，但这为二人的关系埋下了裂痕。
诺贝尔奖的论文发表的时候，李政道要求按照国际惯例，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杨振宁虽然有不同的想法，但也答应了。
或许有人认为，名字的顺序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不仅中国人讲究“次序”，在国际上，“次序”一样重要。因为署名的次序，或者上台发言的次序，代表着对该奖项的贡献值。所以，在接下来的诺奖颁奖阶段，裂痕再次被加深。
1957年11月，杨振宁和李政道要到斯德尔哥摩去领奖，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通知，发言的顺序和论文署名顺序一样，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可是，到了现场后，杨振宁突然提出，一会的发言自己（杨振宁）先上。李政道自然不同意，结果杨振宁和他的妻子又去求李政道的妻子秦惠䇹。本来是科学和友谊的事情，现在把家庭也牵扯进来了。秦惠䇹认为如果因为这件事闹了笑话，会被外国人耻笑，这才劝李政道同意。
最终，这场发言，是杨振宁在前，李政道第二。但这种不愉快，已经预示着二人的分裂。
本文，笔者不去讨论杨李二人有没有对错，因为根据第三者的描述，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杨振宁性格沉稳，骨子里有儒家尊卑感，他一直认为，在学术上，他有“师兄带师弟”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在社交和学术上，他都表现得非常强势。而李政道性格内敛，比较敏感，他骨子里有天才的骄傲，对尊重要求极高，承受不了哪怕一点点别人对他的不尊重。
所以说，科学研究上二人是互补的，但在社交和处事上，二人是矛盾的。
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在接下来的一件事情上被放大到了极致。1962年5月12日，美国的《纽约客》杂志专访了李政道，并刊登了一篇《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杨振宁和李政道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这篇专访发表后，李政道并没有在意，但杨振宁却和妻子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文中凡是提到二人名字的地方，都要把杨振宁写在前面，另外，杨振宁的妻子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写在李政道之妻秦惠䇹之前，因为杜致礼比秦惠䇹年长一岁。
这件事，让李政道非常失望，后来，李政道提出建议，二人从此不再合作。杨振宁听到李政道要“分手”的决定后，顿时十分激动，甚至大哭起来。杨振宁或许认为，署名的事情是正当要求，为何李政道要提出决裂呢？而李政道或许认为，一个署名的次序问题，你反反复复地“找麻烦”，实在不适合一起搞科研。
至此，杨李二人分道扬镳。在此时候，他们也各执一词，李政道在后来的《李政道传》中说：
“杨振宁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是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而杨振宁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里却说：
“我对李政道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
说到底，两位都是天才，都认为自己比另一个人的贡献值要高，这是二人的核心分歧点。
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后，两人几乎没有见过面，也避免在同一场国际会议上碰面。在诺奖之后，杨振宁开始深耕规范场理论，而李政道则转向粒子物理。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成就。但是，他们都没有再次重现“宇称不守恒”级别的颠覆性突破。
换句话说，虽然一位科学家若想拿到两次诺奖，难如登天。但不得不承认，杨李二人分手后，再未突破此前的成就。这也是令科学界遗憾之事。
2000年，国际物理学会曾有心搭线，在同一场会议中邀请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但杨振宁在出席会议后选择提前离场，而李政道则选择延迟出席。当杨振宁离场时，恰好碰到开门进来的李政道，一场“世纪尴尬”发生了：当现场鸦雀无声地等待奇迹发生的时候，杨李二人选择擦肩而过，都未停下脚步。
或许那一刻，二人都犹豫过。但是，耄耋老人内心的自尊与自傲，让他们错过了最后和解的机会。
2024年8月，98岁的李政道去世，从1962年到2024年，两位科学巨匠决裂了62年。李政道晚年曾在自传草稿中写道：“与杨的分裂是毕生遗憾，更是民族智慧的损耗。”
很明显，李政道还是很珍惜和怀念和杨振宁合作的岁月。
李政道去世的两个小时后，杨振宁收到消息，他立即通过助理发布了一条悼文。这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对老友的缅怀和不舍。
到了这个年岁，二人或许早已看淡了年少时的名利之心，当年共同在实验室积攒的友谊，始终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科学功绩，早已铭刻于历史。他们的决裂之憾，则应成为后事之师。展望未来，我们当吸取教训，倍加珍惜和呵护那些能够点燃人类智慧之光的头脑。让他们的智慧汇聚成河，而非散落成沙。唯有团结与协作，才能承载一个民族的科学事业驶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这，或许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回应，也是对两位科学巨匠最好的纪念。
而今，杨振宁先生也已驾鹤，这场未完成的和解，就算已经和解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