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天，我们同县的十多个战友，在老家最好的酒店海悦大酒店聚会。

这次聚会是刘海波召集的，他舍得花钱，包了三楼的“将军厅”，电动圆桌、澳洲龙虾，透露出一股子富贵。

坐在主位的刘海波，一拍桌子，指着正中间的澳洲龙虾，大气地说道：“老陈，你是班长，这第一筷子龙虾，得你先来夹。”

我笑了笑，夹了一块龙虾肉，也没吃出来什么味道，甚至感觉还有点塞牙。

看着如今的刘海波，我突然意识到，当年的那次去留选择，不仅改变了我们彼此的身份，还将我们切分到了不同的人生阶层中。

1990年秋季，到了我们这批87兵服役期满的当口。那时候的部队既单纯，也现实。

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兵来说，“跳出农门”就是坚持在部队服役的动力。

可提干太难，转志愿兵就成了大家争抢的目的。

只要服役满五年，转成了志愿兵，那就算端上了铁饭碗，退伍后还有工作安置。虽然我是班长，但想要转志愿兵也不容易，毕竟不是技术部门。

连队文书偷偷告诉我，说连队有一个去司训队学驾驶的名额。我十分心热，如果能去司训队，大概率能转志愿兵。

但连长找我谈话，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让刘海波去，因为他是高中生，文化底子好，将来好培养。

我认了命，拼关系我不如她，拼文化，我的学历也不够。

可周末休息时，刘海波把我拉到了服务社。

他歪戴着帽子，一脸的不耐烦，吐了一口眼圈，“老陈，我跟你交个底，你是不是想去司训队？我是不想去，三年了，天天出操训练，我已经待够了。”

我有些难以置信，他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志愿兵有啥好的？虽说工资高一些，但还是当兵受人管。我回去能进粮食局，现在效益好的很，平时发鱼、发猪肉，洗澡都不要钱。”

我信他说的，如果回去后有这么好的单位，愿意在部队苦熬的人很少。

最后刘海波打了退伍报告，拿着退伍证，兴高采烈地回了城。我则捡了他不要的这个名额，去了司训队，开始学习开车、修车。

1993年初，我终于转成了志愿兵。那时候我特别知足，觉得自己这辈子稳了，也十分感谢刘海波。

1998年，此时我已经是三级志愿兵，调到了团部的修理所。因为技术过硬，此时虽然还没完全实行士官制度改革，但我们在部队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

工资也涨了许多，老婆和孩子也随军了，日子过得安稳。

那年冬天，我正在修理间正带人修车，门口岗哨打电话来，说有人找我。

我走到大门口，差点没认出来。门口蹲着个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胡子拉碴，手里夹着半截劣质香烟。

来人竟然是刘海波。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城里兵，那个看不上志愿兵名额的“聪明人”，此刻像个落魄的乞丐。

在附近找了个小饭馆，我要了两盘饺子，一瓶二锅头。酒过三巡，刘海波哭了，“老陈，粮食局改制了，我下岗了。”

“老婆跟我闹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手里也没有技术，真不知道能干什么？”

他抬起头，苦涩地说道：“老陈，还是你稳当。当年我要是选择留在部队，现在是不是也像你一样，旱涝保收？”

我心里五味杂陈，当年他那个金饭碗，怎么说碎就碎了呢？

临走时，我取了两千块钱塞给他，这不是一笔小钱，但我没有犹豫，“海波，拿着，别趴下，再穷不过讨饭，只要活着就有路。”

刘海波手抖得厉害，想给我写欠条，被我拦住了。他最后给我鞠了个躬，转身消失在风雪里。

刘海波拿了钱，去了南方，后来的事情，仿佛坐过山车一样。

1999年，部队实行士官制度改革，志愿兵改称士官。

我套改为四级士官，工资翻倍，后来又晋升为高级士官，在部队干了一辈子，国家管了我大半辈子。

而刘海波在南方一开始也吃尽了苦头，被人骗过，也被人打过，最惨的时候据说在桥洞下睡了一个月。

但他赶上了中国物流行业爆发的风口。2006年，他注册了自己的物流公司，买了第一辆奔驰。

2010年，他就已经将公司做大做强，年收入超过了五千万，成了“刘总”。

而我们的另一个战友——赵林，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赵林也是我们同年兵，跟我一样，都是从农村出去当的兵。

1990年退伍后，他回村务农。这三十年，他在家种地，去工地干活，在装修队刮大白。

一没赶上部队的发展红利，也没赶上城市下岗创业潮，死死地被钉在了土地和脚手架之间。

喝了一会儿，大家都有点高了。

刘海波端着满满一杯酒，摇摇晃晃地走到赵林面前。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二话不说，直接塞进赵林那件旧西装的口袋里。

“老赵，拿着。”

赵林吓了一跳，脸涨成了猪肝色，死命地往外推，“海波，这不行！咱战友聚会，我哪能要你的钱！我有手有脚……”

“拿着！我知道你媳妇前段时间住院，你都到处借钱了，就别跟我客气了。”

“当年在连队，咱们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铺上睡觉。现在我有口肉吃，想的也是帮一把是一把，咋能看到你连汤都喝不上！”

“老赵，这钱不是施舍，是战友的情分！你要是看得起我刘海波，就收下！”

赵林愣住了，手在颤抖。最后，他低下了头，没再推辞，只是端起酒杯，仰头一口干了。

我也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很辣，辣得我想流泪。

刘海波没有变，他或许不是一个好兵，但绝对是一个好战友。

散场后，我打算步行回家，刘海波的司机来接他，他却摆了摆手，示意在后面跟着，我们两人边走边聊起了天。

刘海波醉眼朦胧地说：“老陈，说实话，我有时候特羡慕你。”

我有些疑惑，“你羡慕我啥？羡慕我拿死工资？”

刘海波真诚地说道：“羡慕你心里踏实。这些年，我虽然有了点钱，但这心里啊，总是悬吊吊的。

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还有还不完的贷款和应酬。哪像你，国家养着，旱涝保收，睡觉都睡得香。”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这时候我又想起了赵林。

我们这三个同年兵，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径。

赵林是大多数农村兵的缩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没有赶上城市发展的红利，在时代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刘海波则是时代的冒险家。他放弃了部队的安稳，经历了下岗的阵痛，最后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搏出了一份家业。

但他经受的那些担惊受怕，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屈辱经历，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而我，则是体制的受益者。生活是一条直线，平稳，安全，一眼能望到头。

当年的那次选择，没有对错，只有因果。我们都活成了时代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