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一块玉石，承载了两千年的权力想象。
它被追逐、被伪造、被争夺，最终在一场大火中彻底消失。
然而真正消失的，或许不是玉玺本身。
材质之谜——一场延续千年的"身份误认"提起传国玉玺，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和氏璧"。
这个认知根深蒂固，几乎成了常识。
卞和献玉、完璧归赵、秦皇刻玺，三个故事被串联成一条完美的叙事链条，流传了两千多年。
然而，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张冠李戴"。
东汉学者卫宏在《汉旧仪》中明确记载：传国玉玺的材质出自蓝田山，由丞相李斯题字。
南朝史学家沈约在《宋书》中同样写道：汉高祖刘邦入关时，得到的是"秦始皇蓝田玉玺"。
这些记载的时间点，距离秦朝覆灭不过几十年到几百年，作者甚至有可能亲眼见过实物。
那么，和氏璧的说法从何而来。
答案指向一个人：北魏的崔浩。
他在《汉纪音义》中首次提出"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
可崔浩生活的年代距离秦朝已经超过七百年。七百年，足够让任何传说面目全非。
漏洞在于器物本身的形制。
古代的"璧"是一种扁圆形、中间有孔的礼器。
要把这样一块环状玉石，雕琢成"方四寸、上纽交五龙"的六面体印章，在工艺上几乎不可能实现。
即便强行切割，材料也远远不够。
这意味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后世帝王们拼命争夺的那枚玉玺，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错误的身份。
和氏璧的故事太过传奇，蓝田玉的出身太过平凡。
于是，传说压倒了史实，浪漫战胜了考据。
人们更愿意相信，天下第一国宝必须配得上天下第一美玉。
这种心理投射，本身就揭示了传国玉玺的本质——它从来不只是一块玉石，而是一个被不断加码的权力符号。
符号的力量不在于真实，而在于被相信。
真正的和氏璧去了哪里，已无人知晓。
一块蓝田玉成功地"冒名顶替"了它，并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搅动着整个中国的政治风云。
这场身份误认，只是传国玉玺命运的第一个悖论。更大的悖论还在后面。
流转悖论——越神圣越危险的"诅咒"玉玺上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是最美好的祝愿，也是最残酷的讽刺。
因为纵观两千年历史，拥有这枚玉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寿昌"过。
西汉末年，王莽派人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玉玺。
老太后怒不可遏，当场将玉玺砸向地面，摔掉了一角。
王莽命人用黄金镶补，从此玉玺留下了永久的瑕痕。而王莽本人，很快在乱军中被杀，尸体被分食。
这只是开始。
东汉末年，孙坚在洛阳的一口枯井中捞出了传国玉玺。
他欣喜若狂，认为这是上天的眷顾。
结果不到两年，他就在与刘表的交战中被射杀身亡。
玉玺落入袁术手中。袁术更加疯狂，直接凭借这枚印章宣布称帝。
他的"仲氏政权"只维持了两年，就在众叛亲离中土崩瓦解。
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勒得到玉玺后，特意在旁边加刻了四个字："天命石氏"。
他大概以为，这样就能把天命锁死在自己家族身上。
然而后赵很快陷入内乱，石氏家族几乎被灭门。
这种"持玺者速亡"的规律，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
玉玺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弹。
谁拥有它，谁就成为众矢之的。
所有觊觎皇位的人，都会把目光聚焦到持玺者身上。
在那个遍地军阀的年代，这无异于画靶自招。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合法性本身。
没有玉玺的皇帝被嘲笑为"白版皇帝"，底气不足。
可一旦拥有玉玺，就必须面对无数人的质疑：你凭什么拥有它？
和氏璧是靠蔺相如的智慧保住的，玉玺也需要同等级别的实力来守护。
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实力。
于是出现了一个怪圈：玉玺本应证明皇权的神圣性，却反而成了乱世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它所承载的"天命"叙事，不仅没能保护持有者，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神器变成了诅咒。 这是传国玉玺最黑色的幽默。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唐朝，驶入五代十国，这枚承载着无数血泪的玉玺，终于迎来了它最后的归宿。
消失的三种可能——火焰、草原与政治谎言公元936年，洛阳城破，后唐末帝李从珂站在玄武楼上，看着石敬瑭和契丹联军的旗帜越来越近。
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他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了自焚。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从珂带着传国玉玺、太后、皇后和太子，登上玄武楼，点燃了大火。
火势熊熊，后唐在烈焰中落幕。
这是传国玉玺最后一次出现在可靠的史料中。
自此之后，它的下落成为千古之谜。
后世流传着三种说法，每一种都有疑点，每一种都无法证实。
第一种说法：玉玺在大火中彻底毁灭。
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却经不起推敲。
玉石的熔点高达1700摄氏度，普通木材燃烧的温度只有六七百度。
即便持续燃烧，也只能让玉石表面开裂、熏黑，不可能完全烧化。
后来有人向石敬瑭献上李从珂的残骨，证明火势并未达到极端高温。
第二种说法：玉玺被人从火场中偷走，辗转落入辽国手中。
后晋灭亡时，辽太宗耶律德光曾向后晋出帝追索传国玉玺。
后晋出帝无奈回复："顷王从珂自焚，旧传国宝不知所在，必与之俱烬。"
这番话更像是推脱，而非事实。
有史料暗示，玉玺可能在火场清理时被人私藏，后来秘密献给了辽国。
第三种说法：玉玺早已流入漠北，被蒙古人带走。
元朝曾声称获得了传国玉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多次派兵深入漠北追索，却始终一无所获。
"少传国之玺"成为朱元璋终生的遗憾。
三种说法，指向三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到了五代十国，谁还能分辨玉玺的真伪。
早在三国时期，各路诸侯就已经开始伪造玉玺。
曹丕称帝时，特意在玉玺上加刻"大魏受汉传国玺"，这本身就说明当时已有多枚"传国玺"流传。
此后数百年，北魏曾在泥像中发现两方玉玺，字迹各异；南朝梁的侯景之乱后，又有一方玉玺从井中捞出。
到了五代十国，所谓"传国玉玺"的真伪体系早已崩塌。
没有人见过秦始皇时代的原物，没有人能确定手中这块玉石的来历。
它的消失，与其说是物理层面的毁灭，不如说是信用层面的破产。
当一件神器失去了被验证的可能，它的存在与消失，其实已经没有区别。
然而，传国玉玺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
它的消失，反而催生了一场深刻的政治观念变革。
从"唯一神器"到"德治话语"的转型后晋皇帝石敬瑭遍寻传国玉玺无果，最终自己刻了一方新印，上面写着：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这八个字，和秦始皇的原版只差两个字，却透露出微妙的转向。
"既寿永昌"强调的是天命护佑，"惟德允昌"强调的是德行感召。
神器没了，就只能讲道理。
这种转向，在此后的一千年里越来越明显。
北宋哲宗年间，有农夫声称在田里挖出了传国玉玺，献给朝廷。
十三位大学士联合鉴定，认定为"真秦制传国玺"。
然而朝野有识之士普遍表示怀疑。
宋徽宗后来另刻了十方新玺，明显有淡化这枚"传国玺"地位的意图。
到了明朝，态度更加坦然。
明孝宗时，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礼部尚书傅瀚直接上奏："人君治天下以德不以玺。"
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将那块玉石束之高阁，从未使用。
朱元璋虽然终生为"少传国之玺"遗憾，但明朝的政治合法性叙事，早已不再依赖一块玉石。
开国皇帝的雄才大略、驱逐蒙元的赫赫武功、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这些才是真正的"受命之符"。
清朝继承了这一态度，并将其理论化。
皇太极灭蒙古林丹汗后，后裔献上一方据称是元朝"传国玺"的印章。
皇太极欣然接受，并以此为由改国号"金"为"清"。
到了乾隆年间，这位酷爱考据的皇帝亲自鉴定：赝品无疑。
乾隆的态度很有意思。
他没有销毁这方假玺，而是将其收入故宫，同时明确宣布："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
清朝前后制作了二十五方官方用印，打破了"传国玺唯一性"的神话。
用"多"来消解"唯一"，用"德治"来取代"神授"——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政治话语转型。
回望两千年，传国玉玺的命运其实是一面镜子。
它映照出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论述的演变轨迹：从夏商周的"天命玄鸟"，到秦汉的"受命于天"，再到宋明清的"以德服人"。
权力的来源，逐渐从神秘主义转向世俗主义，从符号崇拜转向治理绩效。
传国玉玺的消失，不是偶然的遗失，而是历史的选择。
当一个社会不再需要神器来证明统治的正当性，神器就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
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后隐入尘烟。
至于那块真正的蓝田玉（或者和氏璧）现在何处，或许已经永远无法知晓。
可它曾经承载的那些权力想象、政治博弈和历史悲剧，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天命，从来不在任何一块石头上。
参考资料：
《"传国玉玺"失踪之谜：传承1500年后最终消失》·中新网·2012年10月19日
《传国玉玺》·人民文摘·2012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