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杨绛就读东吴大学。大四时，学校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因不能坐等，于是她准备借读燕京大学。1932年春季，杨绛一行五人来到燕京大学，参加考试，通过，方能注册入学。杨绛待考试一过，便急着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老友蒋恩钿。同行的孙令衔也一同去清华，他看望表兄钱锺书。老友相见，分外高兴，蒋恩钿更是追根究底：“为何来北平，不到清华借读？”后来，杨绛借读清华，成行。晚上，孙令衔来接杨绛一同回燕京，表兄陪着。至此，钱锺书、杨绛两人初见。钱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但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有些事有些情，第一眼时其实业已种下，并且可以决定。一眼万年，但真的比衡量来衡量去要好得多。虽然，两人初见，只是一瞬。但在钱的心里，涟漪频频。于是，他写信给杨绛，约在清华工字厅见面。见面时，钱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杨回复的是“我没有男朋友”。又一次，钱对杨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我虽学了四年政治，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缘分，天注定。遇见，但不曾预见，两人牵手六十余载。（1935年两人结婚，1998年钱老过世）
1982年，杨绛去西欧访问，父女在家。一天，钱瑗问道：“老爸，咱俩最哥们儿了，你倒说说，你是个近视眼，怎么一眼相中妈妈的？”钱回答：“我觉得你妈妈与众不同。“女儿追问着：”怎么个与众不同？”钱未出声。早在清华时，杨绛选过温源宁教授的课——“19世纪英国浪漫诗”。因少了一个学期的课，加上对英国文学的底子不够，一次考试，交了白卷。温师知道钱中意杨绛，就在私下劝自己的得意门生：“pretty girl 往往没有头脑，杨的考卷很糟糕，不及格的。”不知，当时的钱锺书，是默不作答，还是妙语解围……待钱杨出国留学时，温源宁教授也来为二人送行。更不知，当时的温师，看到没头脑的女弟子，有何观感？一个玩笑。
知道钱锺书的名字，要从《围城》说起。钱沦陷在上海的时候，想写《围城》。杨绛为了省俭，兼做灶下婢。《围城》足足写了两年。后来，钱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杨绛道——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后，钱杨一家的生活还未好转，《围城》还未写完。大概那段日子，是钱杨两人一生中最困顿的。杨绛回忆——用洋油炉，也只为省俭。晚饭是稠稠的白米粥，煮好了焐在“暖窝”里——“暖窝”是自制的，一只破网篮垫上破棉絮，着了火很经烧呢。煤炉就能早早熄灭，可以省煤。放上水壶，还能利用余热赚些温水。贫家生活，处处费打算，灶下婢这等俭啬，不知能获得几分同情。凉菜只需凉拌，中午吃剩的菜，就在洋油炉上再煮煮，很省事。难怪抗战时期，杨绛爸爸看到嫁出的女儿辛苦劳累，心疼地赞叹一声“真勇”！不过，有一份稳稳的幸福，能够抵挡世界的残酷。
三反运动期间，杨绛在清华任教。一天晚上，她与堂姐保康同去参加控诉大会。事发突然，有个杨绛从没过的女孩子上台，提着她的名字（杨绛原名杨季康）怀着无比愤恨，咬牙切齿，顿足控诉——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XXX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XXX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断章取义，提纲上线……顿时，杨绛如坠冰窟，无名的难堪，朝她袭来。已在人群中开始打鼾的堂姐，朦胧间听到此番控诉，戛然一声，停止打鼾，张大了眼睛。控诉完毕，大会宣告结束。此时，杨绛站起身，身边的亲戚，已不知去向。路上，杨绛周围留着一圈空白，空白之外，纷纷议论。一弯冷月，几点寒星，杨绛回到家。丈夫锺书奉调进城，参加翻译毛选，女儿钱瑗在贝满女中就读住校，家中只有一个女佣，早已熟睡。叮铃铃，装在亲戚家那边的电话响了，是锺书从城里打来。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特地打电话问妻子：大会开得怎么样？人的内心世界，是由感情凝结而成的，真挚的感情无影无踪，但它都比任何实际的东西，都更有价值。丈夫的来电，让杨绛得到了几许安慰。但纵有千言万语，千般辛酸、屈辱，杨绛也不想徒添丈夫的焦虑，她只能三言两语，含糊其辞。不久，《人民日报》报道了此次控诉大会，杨绛“榜上有名“。这时，杨绛表现出了她日后百岁老人的质素——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其实，她内伤很重——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艰苦的日子，钱杨夫妇相互支持与鼓励，享有精神上的慰藉。而有些暗伤，不是不在乎，而是懂得了冷静面对和自我修复。
1966年8月，钱杨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纠出来了”。钱锺书的专职是扫院子，杨绛的专职是扫女厕所。1966年8月27日晚上，在居住的宿舍大院，杨绛陪斗，给剃成“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锺书急得直说：“怎么办？”杨绛持强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挡；总有办法。”后来杨绛找出女儿几年前剪下的大辫子，用来做一顶假发 ，费了足足一夜工夫。一件事情，对你伤害的程度与事情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取决于你对这件事的态度。每临大事有静气。在风暴袭来的时候，不惊慌失措，学会镇静，调整身心，在不经意中保持身心健康。那一天真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在办公室，被迫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给剃成“阴阳头”。《堂吉诃德》被革命小将认为是“黑稿子”，没收。第一部全译完，第二部已译毕四分之三，那是她的誊清稿，草稿已扔。杨绛倒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杨绛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后，显得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锺书愿意陪杨绛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她。杨绛还是独走灵便。凡是在落寞时、困难时、痛苦时，转身而去的，都不是真心的人；只有在伤心时、需要时、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才是疼你爱你的人。在学部，杨绛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于是，她就置备了几件工具，不出十天，就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有人说，杨绛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教养是让别人舒服，自己也不苟且。只有用心、用爱、用人格去面对生活，人生才会更精彩。
好的文字，就是一道好的风景，自有引人一去再去的魅力。女儿阿瑗直言不讳：“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锺书也坦认“杨绛的散文比我的好”，还加上一句“她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知妻莫若夫。的确，杨绛的散文，既深情又到位，爱不释手。在钱杨的灵魂深处，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遇见，但不曾预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