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夏，甲午战败的阴影仍笼罩北京。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
当年，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李端棻向光绪帝呈递上了一份震撼世人的《请推广学校折》，强调唯有广设新式学堂，才能“育才强国”，提出了构建新式教育体系的系统性方案。其中倡议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
1905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则联合有关人士向朝廷呈递了《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直接促成清政府全面停止科举，推动各地效仿建立新式学堂。
两道奏折，一废一立，成为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而李端棻和张之洞，都来自世人刻板印象中“闭塞”的贵州。
记录兴义府知府张锳振兴文教历史的安龙加油文化园。张之洞随其父亲张锳在安龙生活多年后走出贵州成为一代名臣。
摄影/吴学文
在中国近现代的大变局中，一大批贵州先贤走出大山，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教的现代化进程。诚如曾在贵州安顺生活、工作十八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泰斗级学者钱理群所言：“现代文学开创期的‘五四’时期，贵州人第一次走出大山，就以山里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迅速走向时代中心。这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些不同领域的文化人物，或许更应被尊称为时代的“大先生”，在人格、学识与格局上，以大道启迪学生心智，用风范成为社会表率。他们不止以个人成就闪耀史册，更如根脉相连的树，彼此支撑、声气相通，结成一张推动文明转型的精神网络，从西南一隅，静默而坚定地参与了一场关乎中华新生的长途跋涉。
从国家教育蓝图到课堂的构建者
大先生将理想付诸实践的接力赛
先生，从来不是一个人跑完全程。
贵州的大先生们是薪火相传，将文化的接力棒传递下去的人。
开拓中国新式教育的贵州英杰。
制图/张琪
李端棻，字苾园，贵州省贵筑（今贵阳）人。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先后担任了多省乡试主考、云南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他提出的“一经五纬”方略，以分级设立新式学堂为“经”，以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派游历为“纬”，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描绘了第一份完整蓝图。
上图：1901年，京师大学堂教员在北京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梳妆楼前合影。此楼于1899改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下图：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中外教师合影。
供图/视觉中国
前文所述那份举世闻名的《请推广学校折》，还首次系统提出一项国家教育计划：新式学堂开设的课程，除经史子集及国学掌故而外 ，加开各国语言文字、万国古史近事、算学、天文、地理 、格致 、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诸学，改变整个知识体系……正以拳拳之心，编织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光辉未来。
《贵州文库》总纂、文化学者顾久心存敬佩地评价这段历史：“李端棻作为儒家学派的一员，原本应该是保守的，但他却为了国家的利益，在自己的传统认知中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为国之将来，在传统认知中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转向。”
李端棻一生注重文教事业。图为他曾多次视察的达德学校旧址。达德学校培养了王若飞等众多革命英杰。
摄影/吴学文
李端棻的另一贡献是识拔一批改革人才。他在广东主考时录取梁启超，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对其倾力培养，并大力举荐给张之洞乃至光绪皇帝。后在戊戌变法期间，他还举荐了包括后来民国总理熊希龄在内的数十位维新才俊，其门生如岑春煊等亦成为一时栋梁。
百日维新中，李端棻时任仓场侍郎，他的维新思想影响和启迪了当时流寓京师的一大批贵州籍人士。 1895年，康、梁发动著名的 “公车上书”，各地举人纷纷签名支持。现残存的 603 人名单中，贵州有100人（张海荣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是人数最多的省份，占签名举人的六分之一，其中，李端棻子侄辈即有多人。
另一位与李端棻前后接力的名臣，是随父在贵州出生成长和学习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合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改文科举，停武科举，让更多的人才得以施展和重用，为国效力。
贵州人参与创办的部分书院学堂,或并入今天的众多著名高校，或为这些高校的前身。
制图/夜鸣蝉
为了确保新学堂的师资，在四川任学政期间，他创建尊经书院，矫正四川空疏的学术风气；在两广总督任内，创办广雅书院，增设经济、舆地、算学等实用学科，兼收两广士子，开南中国新式教育之先声。在湖北的湖广总督任内，他创建两湖书院，增设西学课程，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专注于方言（即当时的“外语”）、商务等实用学科。在第二次署理两江总督任内，他在南京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后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先驱之一。
在《奏定学堂章程》之中，他将教育体系科学地划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阶梯，并前所未有地纳入了师范教育、实业教育，设立农、工、商等专门体系。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里记录的张之洞曾经涉猎过的两千多册书籍的名字,寓意其兴办教育与实业的思想历程。
摄影/黄大头
同时，张之洞也通过兴办实业为这些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在湖北主持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前身），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奠定了基础；兴建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筹设广东缫丝局，引进西方机器与技术，将实业致富的理念深植岭南……一系列举措，让曾经满腹经纶又心怀天下的读书人，终于不必再将才智耗费在八股文的方寸之间。国家人才得以走出书斋，或投身实业救国，或探索现代科学，真正将所学用于富国强兵的宏图大业之中。
李端棻和张之洞在朝廷上用尽办法为教育领域开疆拓土时，另一位贵州人也以独特的方式延续着他们的理想。 1898年，夏同龢在殿试中被光绪皇帝御笔钦点为戊戌科状元，成为千年科举史上第二位贵州文状元。
夏同龢夏氏宗祠内的“状元”牌匾。
摄影/吴学文
这位传统科举制度的顶尖受益者，同样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1904年，他自费前往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留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国留学的状元。带着法政救国的理想，1905年8月夏同龢留日期间出版的著作《行政法》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近代行政法的著作之一。1906年夏同龢创办的广东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之一）是广东近代法政发源地，为中国近代法政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被誉为“中国行政法学第一人”。
对教育革新的力量并未止于几位代表人物。李端棻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清末云南巡抚、贵州巡抚林绍年。林绍年在其影响下，在云南、贵州大力推动新学和留学教育，直接促成了贵州籍151人、云南籍130余人的首批留日热潮。而被李端棻保荐的严修，在贵州任学政期间改革学古书院，讲习新学，日后更与张伯苓等人共同促成南开大学的创建。经由众多贵州英杰，新思想在贵州激荡，形成了独特的“贵州现象”，为辛亥革命和近代化储备了力量。
上图：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教职员合影，前排右一为李端棻。
下图：达德学校1919年教职员工合影。该校培养了王若飞等众多英杰。
供图/贵阳市档案馆
李端棻绘制了教育改革的“总体蓝图”，张之洞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试点”，夏同龢等人则承担了关键的“专业精装”任务…..从贵州走出的“大先生”，仿佛心有契约，总能在时代转折处稳稳接住彼此传来的接力棒。他们达成一种跨越地域与层级的默契：既有中央与地方的上下呼应，也有顶层设计与专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在互补与协作中，完成了一场又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接力。
扎根乡土间，亦见天下之大
当张之洞、李端棻在朝堂擘画教育维新之际，贵州山野间的沙滩村，一群学者以沉静而朴拙的方式，同样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将地方学术推向中国的“沙滩三贤”。
制图/张琪
每年重阳，遵义乐安江畔的沙滩村仍延续着“九九晒诗会”的传统。那句“水色秋前静，山容雨后新”，被一代代人传诵。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写的《遵义新志》有言：“故沙滩……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这个西南山村，用两百年的文脉传承印证：文化高地，可以生于田间地头。
为什么这个方圆不到十里的小村落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故事或者可以追溯到1821年，从浙江辞官回乡守孝的沙滩黎氏第一个进士黎恂，做了一件改变一方文运的大事：他将毕生积蓄换回几十箱、约三万卷珍贵典籍，运回遵义沙滩，建起“锄经堂”藏书楼。他中进士后，以自身藏书、读书的“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的精神，在家设塾授课。他的弟弟黎恺亦是知名学者，兄弟二人被誉为“黎氏双壁”。
沙滩村今日仍是黔北重要的文化地标。
摄影/陈伟红
正是在这个家塾里，走出了被古典文学研究大家钱仲联在《论近代诗四十家》中称誉为“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沙滩村重要文化人物——郑珍。他是黎安理的外孙，也是黎恂的学生，原本家住遵义县西乡(今鸭溪)，“里氛极恶，博道饰骰”。其母亲为了让郑珍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就举家搬迁到了沙滩附近的尧湾。从此，郑珍就和黎氏子弟一同在黎氏家塾中学习。
加拿大汉学家施吉瑞在《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一书中，将郑珍誉为与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大家齐名的诗人。郑珍的诗中，既有“败床眠白鲤，疏坞出黄橙”的细腻观察，也有“延江万丈底，死绿凝一线”的惊心动魄，不仅描写山水之美，也记录自然中粗粝、令人敬畏的一面。在他看来，这种对自然真实的多维探索，并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国本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自然生长，正展现了中国本土自发萌生的“现代性”。更难得的是，郑珍还将数学、农事写入诗篇，让诗歌承载起理性的光芒。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作诗先做人之论、养气说、“自打自唱”等主张，以旧论焕新意，突破了宋诗派片面注重学问的藩篱，从而为有清一代诗歌走向综合、创造自我时代的特色作出了贡献。
郑珍笔下的中国山水。
制图/张琪
黎恂悉心栽培的子弟中，还有一位莫友芝，和郑珍并称“西南巨儒”。二人合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黎恂培育出了子侄9人，郑氏3兄弟和莫氏5兄弟，这些人除了莫生芝早逝，和莫瑶芝经商之外，其他均有著作传世。
郑珍和莫友芝后，还有一位晚清著名的外交家，黎庶昌。黎庶昌六岁丧父，他只能跟着长兄去书堂旁听，当时教书先生发现后，就免费让他入塾，他并不抱怨环境，写下一句：“人不从艰困中将此穷骨头十分磨炼，虽有美材，终是不成大器，则贫又岂是害人之物乎？”1862年，他上《上皇帝书》（黄万机《黎庶昌评传》痛陈时弊，主张改良。随后进入了曾国藩幕僚，成为了“曾门四弟子”之一。
清光绪十年（1884年）黎庶昌在日本东京辑刻的《古逸丛书》收录了众多国内散佚的古籍。
收藏来源/天津图书馆
而将他推向更广阔天地的，还有另一位贵州人丁宝桢。这位朝廷重臣力荐黎庶昌出使欧洲，称其“志节坚毅，抱负甚伟”。黎庶昌借此行走世界，著《西洋杂志》介绍西方，出使日本时辑刻《古逸丛书》抢救古籍。于是，从沙滩村走出的学者，带着山野的坚韧与开放的胸怀，用人生的轨迹证明了：思想的开放，从不因地理的偏远而受限。
让“贵州沙龙”有了“世界雅集”的大先生
每一次中国学术转型，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浪潮中，都不乏贵州学者的身影。
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贵州大家。
制图/张琪
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有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传说”。当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天津设立商品陈列所，负责征集中国送展产品，当年送到赛会上的茅台镇“贵州公署酒”产品，圆形小口，黄色陶质釉瓶包装，并不被关注。结果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酒瓶被当众打碎，顿时醇香四溢，获得各国专家留意和点评，被评为世界名酒，获得奖章和奖状，从此蜚声中外。那年的征集中国商品赴展负责人，正是贵州人乐嘉藻。除美酒之外，在这次博览会上获奖的大方漆器、玉屏箫笛、“贵州薛尚铭茶”（即产自都匀的毛尖茶）等贵州风物，正少不了他的推荐。
当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贵州风物传承至今。
从上至下依次为：茅台酒、玉屏箫笛、都匀毛尖茶。
摄影/陈中 何雄周 吴学文（从上至下）
再往前20年，在北京报国寺里“公车上书”的千余名举人里也有贵州人乐嘉藻。戊戌变法期间，他有个人署名奏折通过都察院代奏上光绪皇帝，内容为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科学教育。归黔后，乐嘉藻等人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力行现代教育的贵阳师范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乐与平刚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科学会”，并任会长。1934年，乐嘉藻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史专著《中国建筑史》，虽存争议，但他作为中国建筑学科建设的拓荒者与探路人，也推动了这一学科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
而与乐嘉藻的学术探索同期，另一位贵州的“通才巨匠”姚华，同样站在中国人文与世界交流的窗口前。
姚华与众多近现代文化名人相识相知。
制图/张琪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姚华成功通过乡试，一举中举。然而，次年他赴京参加会试，未能如愿入选，选择返回家乡，在贵阳和兴义两地讲学。这期间，他担任兴义笔山书院的院长，精心培养了一批学子，其中最为出色的便是王伯群。
光绪三十年（1904年）,姚华第三次参加会试，中甲辰科进士。民国时期，他虽被安排至交通部工作，但最终并未报到。在此期间，他还曾担任国会议员。1914年，教育部任命姚华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姚老先生虽大半生从事教育工作，但他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才是最令人瞩目的。他置身于北京画坛的核心地带，与同侪、至交陈师曾并肩，共同扛起了振兴与发展传统“中国画”的大旗。
贵州省博物馆的姚华作品展陈。
摄影/吴学文
他位于北京城南莲花寺的居所“莲花庵”，成为当时闻名京城的文化沙龙，梅兰芳、王瑶卿等戏曲大师常来请益。他曾将泰戈尔的《飞鸟集》译为五言古体，被徐志摩誉为“词林佳话”。泰戈尔访华时，曾专程赴莲花寺与姚华交流，梅兰芳向泰戈尔介绍姚华为自己老师，用了八个字贴切形容他“融贯中西、化古为新”。而这种学术气质与之后登场的另一位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县）的学者朱启钤，一脉相承。
朱启钤主持了正阳门（前门）改建工程，亲自规划，拆除瓮城、开辟城门，并将森严的皇家社稷坛转变为向市民开放的中央公园。空间在他手中，从权力的象征转化为公共生活的容器。
正阳门城楼，今日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供图/视觉中国
在赵堂子胡同三号的一座四合院里，朱启钤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没有官方资助，这里却汇聚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携相机与测绘仪，走向荒烟蔓草间的独乐寺、应县木塔。当佛光寺东大殿作为唐代木构被梁思成确认，乐嘉藻当年的夙愿，也在后人的坚持下成为现实。
中国营造学社调研、发掘、研究了众多古建筑。
制图/张琪
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县）的朱启钤虽一生未曾踏足贵州，却始终以贵州人自居，病故前他特意交代“捐赠北京图书馆中的黔人黔宦的著作转交贵州”。而这份桑梓之情，如今仍然传承不息。近日，朱启钤珍藏的43张民国时期黔地老照片由其曾孙朱延琦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在文字记载相对匮乏的背景下，这批由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等人抗战时期系统拍摄的照片，以其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贵州苗族同胞生活的高信度“视觉档案”。朱启钤，一生坚持为复原历史场景提供关键物证，有效对抗了“文化失忆”，实现跨越百年的中国文化接力。
这批捐赠的老照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
抗战时期贵州的社会风貌、民生百态。
老照片供图/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学人一直在以不同的路径共同回应时代命题。这片西南山地，始终孕育着兼具野性与创造力的思想，从这里走出的“大先生”们，不仅在各自领域重塑传统学问的现代形态，亦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尊严。
抗战烽火中，大先生的“未来之战”
全国不少高校里，都能找到来自贵州群山的文化基因。比如，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的“赤水桥”与“贵阳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六逸楼”。它们都是为了纪念抗战烽火席卷中华的危难时刻时，不少黔籍大先生们坚守文化教育阵地，为神州大地上留下的种种文脉传奇。
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名字，王伯群与谢六逸。
抗战时期守护文脉的贵州英杰。
制图/张琪
王伯群的人生轨迹，是一场可以叙述得更漫长的理想接力。在清道光、咸丰年间，贵州兴义府知府张锳十分重视教育，担任知府十四年。当地有一美谈流传至今——张锳坚持每天派两个差役，午夜交更时分，发现有读书人挑灯夜读，就上门为这户人家添加灯油。这种“加油精神”，可谓薪火相传，王伯群的外祖父刘官礼在贵州兴义创办过20余所学校，王伯群的母亲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学校。
安龙招堤半山亭。张之洞曾写《半山亭记》记述其父张锳兴盛当地文教的事迹。
摄影/吴学文
从小的耳濡目染，养成王伯群对教育的情有独钟。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组织参与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名播天下后，他认为国家发展根本端赖教育，在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民穷财尽状况之下，他单枪匹马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以及大夏上海附中、贵阳附中、重庆附中和南宁附中，形成了著名的大夏教育体系，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为保存国家教育命脉，时任大夏大学校长的王伯群果断决策，与复旦大学组成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内迁西南。王伯群力主将学校迁往相对安全且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州。大夏大学西迁行动为后续高校内迁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迁徙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大夏大学西迁路线示意。
制图/夜鸣蝉
在贵州办学期间，大夏大学培养了1576名毕业生，其身影遍布贵州各地，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间内，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为保证办学经费，王伯群在贵州积极筹办实业，发起组建建国公司、建国银行、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和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等。大夏学生周蜀云忆述道：“若非校长王伯群先生是革命元老，黔省巨绅，还无法借用到此一片地方。在当时的贵阳各机关中，除原有者不计外，凡中央或由省外前来的机构，要以大夏大学所占用的讲武堂最为宽敞、最具规模了。”
贵阳王伯群故居，是1938年至1944年大夏大学校务的决策中心。
摄影/张晋铭
贵阳时期的大夏大学，原本德高望重的老师们不可避免地要吃苦。校长王伯群先生用“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倡导“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身先士卒吃苦，维系教育的星火。
星火终燎原。知名作家谢六逸与总务长、社会教育家马宗荣等黔籍学者抗战后纷纷归乡执教，他们共同主持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汇集了竺可桢、茅以升、翦伯赞、周谷城等百余位因战乱流亡至黔的全国顶尖学者，编辑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与期刊，使偏远的贵阳一跃成为战时大后方的学术出版重镇。文学家李青崖、史学家梁园东等名师也云集于此，推动贵阳的抗战文艺活动。
在众多归乡的学者中，谢六逸的故事尤为动人。早在留学期间谢六逸就潜心研究过日本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大学中的新闻教育，发现国内的新闻事业还比较落后。谢六逸认为，报刊与书籍一样有向大众传播普及文化知识的职能。
谢六逸从学术交流、出版、教务等多个角度为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做出贡献。
图片来源/网络
1929年底，谢六逸创设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亲自拟定《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简章》，确定了新闻学系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1931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制定大学新闻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作为国内各大学新闻学习的准绳。经过几年的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办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与当时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并称为南北双璧的“喻亮”。
谢六逸辗转回到家乡贵阳后，兼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贵阳文通书局编辑部所长等职，奔波劳碌，以巨大热情投入文化和教育事业，他在抗战时期出版图书百余种，同时也以一名翻译家的身份，先后编写出版了二十多部（篇）新闻学及文学艺术专著，其中《西洋小说发达史》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誉为一中一西研究中外小说的权威。
新中国成立后，文通书局成为贵州人民印刷公司（贵州新华印刷厂前身）的一部分。图为记录这一印刷文化传承的新印1950街区。
摄影/陈伟红
用知识改变世界的不公，这句话在谢六逸身上得到最大的实践。抗战后期，当贵州省主席杨森推行“短衣运动”，组织“剪衣队”上街剪破市民长衫时，谢六逸愤然撰文批评此举扰民，最终笔杆子打赢了枪杆子，人们的长衫没有再度被剪。
在日本投降的一周前，谢六逸先生在贵州省贵阳市因病辞世，终年47岁。郭沫若在《怀谢六逸先生》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是厚道的，将来总有报答他们的一天。”
大先生们在百年前用坚守教育的“未来之战”，百年后也都得到了掷地有声的回响。
赤水文昌阁（大夏大学历史陈列馆）传承的抗战西迁精神。
摄影/顾嘉玮
谢六逸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现已扩展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他生前提出的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史德、史才、史识”三条件，已一再得到重视和认可。1946年，大夏大学返回上海，1951年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而为纪念在贵州的岁月，学校将丽娃河支流命名为“赤水河”，河上修建了“赤水桥”和“贵阳桥”，后人时而记起，大夏大学在黔期间绝非孤悬的象牙塔。从开设盐务专修班服务战时经济，到依托文通书局存续中华文脉，由贵州人倾力支持的大学，始终是后方不灭的文化灯塔，真正将“教育救国”的理念深植于中华大地。
在贵州“大先生”的绵长名单上，每一个先贤的名字都如同一盏照亮山野的明灯。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历代黔人未曾因群山阻隔而画地为牢，他们从跃身改革前沿，到推动新学，奠基师范，深刻参与了中国文教的现代转型，他们用山的坚韧，风的开放，将西南山野点化为不可忽视的精神沃土，影响了中国文教的整体发展，成为独特而响亮的文教高地担当。
中国学术界的贵州“开拓者”。
制图/张琪
而这份大时代的回声，今天依然薪火相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级学者钱理群先生，虽非贵州人，却曾于贵州安顺工作、生活十八年。如今，将贵州视为“第二故乡”和“精神的基地”的他，编写了《贵州读本》《安顺城记》，参与了屯堡文化研究和乡村文化重建，近期又在新书《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里提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命题，将贵州这片奇山异水里蕴藏的山地精神，形成样本，推向全国。
在山川纵横的贵州，一代代“大先生”的身影始终在时代中接续。他们以特有的沉静与韧劲，走出了一条大道。这条道路或许不算宽阔，却格外坚实；未必是捷径，却因目光深远而拥有独特意义。过去如此，未来亦然。贵州将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国文教的画卷里，留下沉静而深长的一笔。
浮玉桥守望着贵州文教走向中国的历程。
摄影/张晋铭
撰文 | 斯小乐
文字编辑｜苹果
图片编辑 | 陈金鱼
设计｜张琪、东子
地图编辑 | 夜鸣蝉
首图｜张琪
封图｜张琪
※特别感谢※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主要采访专家
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宋洪宪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厐思纯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赵青
主要参考资料：
《论张之洞、李端棻、严修与贵州教育近代化》
《戊戌状元夏同龢》
《贵州历史笔记丨贵州在近代中国的觉醒》
《沙滩文化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晚清诗歌里的中国现代性 》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首发，解密民国著名私立大学实况
《谢六逸的新闻人生》
《探析抗战时期谢六逸在贵州的新闻拓荒活动》
《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探究》
《大厦百年，寻脉贵州》
《史海钩沉 | 西南巨儒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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