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明的灭亡，不少人将其归咎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志大才疏、刚愎自用以及急躁多疑。那么换他的前辈朱元璋、朱棣或朱瞻基来干，是不是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甚至中兴朱明王朝呢？
崇祯朝时明廷和皇帝最直接的问题是“缺钱”，因财政无力既不能募集足够的军队征剿后金和流民军，也无法赈济各地饥民。但明廷为什么缺钱，因为它原本就不想自己“太有钱”。
提到财税很多人会用两宋来旁证明廷岁入的微薄，单从数字上看每年太仓三四百万的收入，是不能跟宋廷的近亿贯相比，但这也只是看上去而已。
首先，明廷在军费开支上和两宋截然不同。
两宋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朝廷来供养军队，这也是宋廷最沉重的财政负担。比如北宋名臣蔡襄曾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宋廷只是看上去收入高，绝大部分财税都直接转移给军队了。
明朝则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大幅度压缩军士的粮饷并让他们自养，即“军卫屯田制”。
每名屯军配给田地五十亩，从土地产出中拿出12石供军士自食自养，其余上缴所属都司的军仓，即“屯田籽粒”。
注：“屯田籽粒”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战兵（也是每月1石）和将官粮饷，一部分用于备战（包含部分军械支出）。大部分卫所为了保障籽粒，会反向剥削军士，让他们的收入达不到12石。
这种制度虽然是奴役和压榨军士，但对朝廷来说，不仅摆脱了沉重的养军负担，还能做到拥兵越多，朝廷越赚钱。
洪武朝朱元璋就多次自夸，“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永乐朝不仅军籍突破两百万户的规模，屯田籽粒的峰值也达到2345万石（屯田九十万顷），而同期户部田亩正税为3100万石。
所以永乐能大规模用兵，南征安南、六伐蒙古。并不是靠他的个人能力，而是明朝此时有供他挥霍的基础（类似汉武），但这些不是没有代价的。
频繁的征讨再加上朝廷不断封赏出的勋贵、世袭军官的盘剥，不仅让大量军屯被荒废，还让大量明军被夺走屯田或逃军，对应的表现即为屯田籽粒收入的锐减。永乐十二年，974万石；永乐二十一年，517万石 ……
期间明廷虽然尝试挽救，但至正德元年屯田籽粒还是降至100万石的规模。各军卫别说自己存粮以备械备战，连自养都成了问题。朝廷又不可能不要军队，不然谁来御边？所以军屯制的崩溃，不仅让明廷少了两千万石粮食的隐性收入，还得额外掏钱来供养九边军队，即“京运年例银”。
正德朝初，户部每年需向九边调拨四十万两白银，至嘉靖十八年此数字攀升到一百万两。隆庆朝初扩大到280万两，至万历三十年达到峰值394万两。不是够用了，而是此时明廷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到了这一步，明廷换回的也仅仅是维持各边镇的基本防御。需耗费大量钱粮的集结大军主动征剿，则成为明廷难以想象的事情，就如万历朝首辅申时行的感慨：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谷山笔麈》
而这还没有触底。各边镇卫所的持续崩溃、明廷财政缺口的进一步扩大（主要是三大征和重修三大殿）以及辽东的军事压力，让明廷开始了更为严重的“内卷” – 大规模欠饷。
明朝后期九边十三镇（不含辽镇）军饷定额为327.8万两，而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八年，明廷共欠军饷281.9万两。天启朝又增欠686.6万两，同时为应对后金每年还需向关外投入500万两以上……
到了崇祯朝不论谁当皇帝，都得先接下这张千万规模的欠账。解决不了这个账单就意味着无法解决逃军问题，也无法让各镇满编。所以朱棣如果不能带银两穿越，他也不可能亲率数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因为此时明廷没这个能力。
聊到这里，就会触发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观点，“明廷之所以没钱，是江南士绅集团（还包含所谓的晋商集团等）架空朝廷，各种拒交盐税、商税乃至粮税”。这是典型的无视明朝财税制度，大明主动将财税权给分散了。
只需稍微了解一下明廷的财税运作就不难发现，明廷不仅没有统一的财税部司，连统一的转运部门都没有。处于基层的州县府衙将所辖地区的田亩赋役杂派征收之后，不是将税款起运朝廷，而是就地就开始分派。
第一，地方府衙自身的运营、维持费用；
第二，州县范围内各驿站（驿站在管辖上不属于地方）的摊派费用；
第三，州县被分摊的卫所军饷银；
第四，被分摊的宗藩禄银（郡王以下的宗禄由所在布政司承担）；
第五，被摊派的漕运、治河等费用；
第六，地方公共教育、福利、城防等费用；
第七，各类协济银；
第八，因某项军事任务被摊派的费用（如三大征、班军、备倭）；
第九，因朝廷某项工程而被摊派的费用（如修葺陵墓、皇室建筑等）；
……
注：“协济银”是指某地府衙无力承担某项政务的支出时，由其周边府衙为其额外增派杂项以提供财物资助。这项支出不仅广泛存在于明朝各地州县，也非常难以被清理废止（增税容易、取消难）。
不仅朝廷的工部、兵部、太仆寺、大理寺、太常寺等部司分钱，地方各府、三司、漕运、宗藩等等衙门也分钱。所以某县全年田亩赋役杂派折银几万两，但起运到户部太仓的只有几千两，是实际存在，但不能甩锅给所谓的士绅商贾集团。
明廷之所以这么搞，是立朝之初推行的是实物税，为了节省运输成本，朝廷倾向地方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朝廷调拨财物。除此之外，不设置统一的财税和转运部门，也是为了进一步弱化朝廷各部司财权，防止权臣（比如丞相）、地方封疆们的崛起。
这种财税方式的好处是地方在财物使用上响应快并灵活，明朝中后期游历各地的传教士们，在他们的见闻录里褒赞明朝的地方公共建设和福利，就是旁证。
它的坏处是，财税的使用效率低，而且随着官僚队伍的固化和滋生，各类杂派非常难以清理并极易产生腐败。不仅空耗民力，朝廷也难以集中财力办大事。而明末征伐后金、剿灭各地的流民武装，对于朝廷都是大事中的大事。
这些问题包括崇祯在内的明朝历任皇帝都不知晓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是他们只能缓解问题的爆发，而不能根本性地解决。
比如军卫崩坏带来的财政压力，仁宗、宣宗只能通过降低军事需求（停止对外征战）来降低军事开支，而不是清理、改革军卫屯田制本身，因为屯田里的“蛀虫”有很多都是他们维护皇权的班底。
明朝的历任皇帝也知晓朝廷可直控税收的微薄，但他们也都只是修修补补，比如清丈田亩、回收前任皇帝外赐的免税田地、将开中盐引直接卖钱等等。但不愿意提高朝廷统收统支的比例，因为这需要提高朝廷部司、地方三司的权限（比如丞相），与明朝皇权的基本逻辑不符 ……
所以明末的主要问题，不是崇祯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大明两百多年的沉疴积累。就像身患多种晚期癌症的患者，“名医”更像是种安慰或者挣扎，别说治愈只存在于幻想，连迟缓一两年死亡都是奇迹。
所以明史圈也有个玩笑，朱元璋如果穿越到明末，直接登基可能累死累活几十年，还是个亡国结局。而转职丐帮，再造大明的几率就可以大幅度提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