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断崖边缘

中国电子工业传奇人物、赛格集团原董事长 王殿甫

1993年冬日的深圳，寒意罕见地侵袭着这座新兴城市。王殿甫站在赛格集团空旷的办公楼里，望向窗外那片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土地——华强北市场正涌动着早市的人流，小贩的叫卖声隐约可闻，空气中飘散着焊锡和塑料的气味。

而在他身后的办公室里，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冷峻如铁：负债率113%，年亏损1.1亿元，旗下123家企业大多在死亡线上挣扎。最让他彻夜难眠的是深圳中康玻璃有限公司，这家投资20亿的“巨婴”，正以每天100万元的速度吞噬国有资产，成品率却低至9%。

他缓缓走到窗前，手指轻触冰凉的玻璃。那一刻，他看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倒影，还有1979年北京广播器材厂的那个年轻副厂长——那时中国电视覆盖率仅27%，他带着团队在黑龙江嫩江县搭建发射塔，看着当地百姓第一次围坐在电视机前时的兴奋脸庞。

“千年古树开了花，北京的电视送到了家。”县长的这句感叹曾让他热泪盈眶。从计划经济的执行者到市场经济的探索者，这条路他走了十四年，而今又站在新的断崖边缘。

二、午夜决策

深夜的赛格会议室，烟雾缭绕。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两点，王殿甫面前摆放着三套拯救方案。窗外，深圳的霓虹灯彻夜不眠，这座城市的脉搏在黑暗中强劲跳动。

“关停并转一百家企业，意味着上万人面临安置问题。”一位副总的声音有些沙哑。

王殿甫没有立即回应。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悬挂的深圳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工厂标记。这些标记像极了战场上即将失守的阵地，但他知道，真正的战役不在于守住每一寸土地，而在于保住扭转战局的力量。

“救活中康玻璃，”他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不仅是救一个工厂，是救一种可能。”

他的思绪飘向庞大同——那位他力排众议聘请的专家。两人曾在破败的生产线旁连续观察三天，看着玻璃溶液在熔炉中翻滚，像极了这个时代混沌未明的状态。“给我一年时间。”庞大同当时的眼神，让王殿甫看到了二十年前在嫩江县雪地里勘测地形的自己。

三、炼狱重生

中康玻璃厂的生产线上，1994年夏天的热浪与熔炉的高温交织。王殿甫站在庞大同身旁，看着重新设计的流水线将一片片完好的玻壳送出检测口。仪表盘上的数字跳动着：成品率从9%升至68%，再跃至92%。

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衬衫，但没有人离开。当第一片达到国际标准的玻壳被宣布合格时，车间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王殿甫背过身去，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上不仅有汗水，还有别的什么。

那天傍晚，他独自登上尚未完工的赛格广场工地。钢架结构在夕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工人们正在焊接最高层的梁柱。专家曾警告这种结构最多建20层，而他们将挑战70层。风吹过他花白的头发，他想起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改革就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远处，华强北的夜市灯海开始亮起，那些承载着中国电子产业最初梦想的柜台，将在这座大厦的荫庇下，成长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交易市场。

四、临危再战

2004年深冬，创维总部会议室。王殿甫第三次婉拒董事会的邀请后，独自驱车绕行深圳湾。海滨的棕榈树在寒风中摇曳，手机再次震动——是市政府领导的电话。

“殿甫同志，创维不能倒。两万员工，一个民族品牌。”

他把车停在路边。海湾对岸香港的灯火倒映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二十四年前，他正是从香港商人手中接过第一台日本电视机时，暗下决心要打造中国自己的电子产业。而今，这个产业的标杆之一正在风雨中飘摇。

回到创维的第一天，他面对的是空荡荡的董事长办公室和窗外聚集的媒体长焦镜头。他没有拉上窗帘，而是让人买来一面国旗挂在墙上。“我们要唱三首歌。”在第一次全员大会上，他领着两万人唱起《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敢问路在何方》。

采购部的四级签字制度在那天建立：每一笔支出必须经过四道审核，第一签字人承担首要责任。有高管质疑效率太低，他平静回应：“在悬崖边行走，安全绳比速度重要。”

五、精神高地

20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改革十大杰出人物”颁奖典礼上。王殿甫接过证书时，镁光灯照亮了他脸上的皱纹。主持人问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如何理解改革精神，他沉默片刻，讲述了两个场景：

一个是嫩江县的乡亲们第一次看到电视转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时，全村人围着电视机直到雪花屏出现仍不愿离去。

另一个是赛格广场封顶那天，他扶着一位参与建设的老工人站在楼顶，老人望着脚下绵延的电子市场，喃喃道：“这片地以前是稻田，我在这里插过秧。”

“改革不是数字游戏，”王殿甫对着话筒说，声音有些颤抖，“是让插秧的手建造高楼，是让看雪花屏的眼睛看见世界，是让这个民族找回她应有的位置。”

台下寂静片刻，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六、薪火相传

2017年秋天，深圳企业家座谈会。82岁的王殿甫发言时笑称自己是“80后”，总结出企业家精神的六个维度。散会后，几位年轻创业者围住他请教，其中一人问：“王老，您最困难时想过放弃吗？”

他望向窗外，赛格广场在夕阳下熠熠生辉，更远处是腾讯、华为的新大厦如雨后春笋。“困难像熔炉里的玻璃液，要么把你融化，要么把你锻造得更透亮。”

他想起2009年胃癌手术后的那个清晨，在病床上看到阳光穿过窗户，在墙壁上投出斑驳的光影。那一刻他突然理解：改革者的生命如同晨曦，不在于自身多么耀眼，而在于催生白昼。

2023年1月，王殿甫安详离世。告别仪式上，一副挽联概括了他的一生：

“自嫩江初试啼声，电视塔联通南北，已教山河焕影”

“在深圳大开格局，电子街辐射东西，终令世界倾心”

七、白山黑水的记忆

1935年3月15日，王殿甫出生于辽宁。他的童年记忆始于颠簸的迁徙——跟随家人闯关东，最终扎根于辽宁海城。这片饱受殖民创伤的工业基地，给他烙下最初的印记：铁锈味的空气中回荡着厂区汽笛，苏联援建的厂房勾勒出重工业的轮廓，大人们茶余饭后总谈起“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工业”。这些碎片在他意识深处拼凑出一个朴素真理：没有坚实的工业脊梁，民族便无法挺直腰杆。

1960年，北京。二十岁的王殿甫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恰逢中苏关系破裂，外国专家撤走，教材被带走。课堂上的沉默震耳欲聋，教授指着空荡荡的仪器台说：“往后，路得咱们自己蹚了。”饥饿是那代大学生的集体记忆，但比胃里更灼烧的，是翻阅被淘汰的苏联教科书时的不甘。他在图书馆发现了角落里的英文期刊，靠着字典逐词啃读，第一次触摸到世界电子产业跳动的脉搏——晶体管正在取代电子管，集成电路已现雏形。那束从西方裂隙透入的微光，与“自力更生”的口号在他心中发生着奇特的化学反应。

1970年，甘肃天水。三十岁的王殿甫以技术骨干身份，参与三线建设。深山中，代号“永红”的工厂里，他和工友们用算盘计算参数，用土法调试设备。某个深夜，当他成功修复一台精密示波器时，老厂长握着他的手说：“咱们这是在给国家造眼睛啊！”这句话如闪电照亮了他的使命——电子工业不仅是机器，更是感知世界、联通文明的器官。在山沟隔绝的岁月里，他反而看清了产业与国运之间最粗壮的神经联结。

1979年，黑龙江嫩江。作为北京广播器材厂技术副厂长，王殿甫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指挥电视差转台建设。当信号接通，县城百货公司的电视机前挤满黝黑的面孔，一位老农颤声问：“毛主席……还能看见不？”他瞬间理解了技术背后沉甸甸的期待——改革开放不仅是政策转变，更是亿万普通人重新连接世界、确认自身存在的渴望。归途火车上，他看着窗外无边的黑夜中零星灯火，意识到自己过往二十年所铺设的电缆与电路，终将汇入一场更宏伟的连接。

1992年，深圳考察途中。五十二岁的王殿甫站在广州交易会琳琅满目的国外电子产品展台前，四周环绕着日立、东芝的巨幅广告。一个香港商人指着国产电视机摇头：“电路板比人家的重三倍，效果差三档。”返京列车穿过华北平原时，他彻夜未眠，笔记本上写满两行字：一行是“显像管合格率：67%”，一行是“深圳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两行字之间，横亘着中国电子工业必须跨越的峡谷。

当他最终在1993年踏上南下的列车时，箱子里除了任命文件，还有一本1962年的《晶体管原理》，书页空白处写满笔记；一个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的证书副本；以及1985年随电子工业部考察团首次访美时，在硅谷拍摄的已经泛黄的照片。这些物件勾勒出一条隐秘的精神航道：从模仿到突围，从封闭到眺望，从计划指标到市场脉搏。他的人生轨迹，恰如一块中国电子工业的活化石地层——最深处是战争创伤催生的工业自强梦想，中间是计划经济下技术报国的扎实积累，表层则已出现市场经济的裂隙与萌动。

正是这样复合的生命经验，让他在面对赛格集团那堆赤字报表时，既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恐慌，也没有迷信市场万能的神话。他懂得生产线上某个参数背后的国家技术史，也看得懂财务报表里每个数字对应的人间烟火。他的改革，从来不是横空出世的创造，而是一个时代压缩在个人身上的必然释放——背负着白山黑水的记忆，走向南海之滨未知的潮汐。

他最终长眠在深圳这座他用半生参与建设的城市。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赛格广场的楼顶，洒向华强北川流不息的人群，那些关于勇气、智慧与担当的故事，仍在改革的长河中静静流淌。

而那个站在历史转折点上，一次次选择“再出发”的身影，已成为中国电子产业精神图谱中，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满江红·咏改革闯将王殿甫

江海奔腾，潮头立、肝胆如铁。

擎赤帜、破云穿雾，几番寒热。

嫩北荧屏星火播，岭南金戈硝烟烈。

闯关山、沥胆救沉舟，旌旗猎。

熔炉淬，玻璃月。

危旌树，荧煌阙。

纵霜鬓如雪，壮心难灭。

卅载拓荒开大道，一生铸剑书新页。

看今朝、华强北斗光，承君烨。

作者简介

沐舟，网络写手，平常爱听音乐，唱歌，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