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长，三级高级法官。
目次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逻辑
三、准确界定“严”与“宽”两个基本政策面
四、辩证把握“严”与“宽”相济
摘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刑事立法、司法、刑罚执行的全过程。该政策首先是定罪政策，它不只关乎刑罚裁量的轻重，更深刻决定着犯罪圈划定，即出罪入罪的根本判断，对于精准、合理划定犯罪圈意义重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处理司法疑难问题时发挥着指引实质判断方向、提供判断标准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引，准确确定“严”与“宽”两个基本政策面的适用范围，明确基本方向。总体而言，“严”与“宽”的范围由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所决定，并应从立法精神、规范目的中寻找依据，同时还应关照刑法基本功能与犯罪形势变化。在解释刑法、适用刑法的过程中辩证地把握“从严”与“从宽”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依法、宽严适度、宽严互补、宽严审势，唯此方能实现“相济”。
关键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严格依法　宽严适度　宽严互补　审时度势
2005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宽严相济是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各方面，对我国法治不断进步和刑事制度发展完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书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仍然沿用了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法，同时强调“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
刑事审判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定罪量刑，因此在刑事审判领域判断司法权力是否规范运行、评价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尺就是看是否做到了定罪准确、不枉不纵、量刑适当、罪刑均衡，这也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更应当坚持和运用好这一基本刑事政策，在具体适用层面把政策落实落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一定抽象性、宏观性，如果仅仅将宽严相济作为一般宏观指导原则而不将其转化为具体制度或者规则，在执行中难免会走样，因为每个人对严与宽的理解有别。作为抽象的政策，其自身并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需要具体的法律制度的配套和保障。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适用于类罪和个案，关键在于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严”与“宽”两个基本政策面的适用范围如何确定，即准确把握严与宽的基本方向，减少主观性、随意性和适用偏差；二是在确立“严”与“宽”的基本方向后，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如何准确、辩证地把握好“从严”和“从宽”的关系。本文拟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内在逻辑、两个基本政策面的确定、宽严“相济”的具体要求四个层面予以展开。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
《刑法》开宗明义，在第1条明确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法既是被害人的保护法，也保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刑法具有内生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突出体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与“严”两个方向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是“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也有学者总结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与“严打”刑事政策不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兼顾“严”与“宽”，它既强调“严”的一面永远都不能丢，又深刻吸取了片面从严从重可能导致“宽”的一面被忽视、被弱化的教训，强调社会治理不能过度依赖刑事手段，防止因刑法过于严厉而出现压制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不良后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法治起着全局性的引领作用。根据其指导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个层次。本文重点围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而展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人民法院如何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何准确适用依法从严和从宽、如何做到宽严“相济”提出了政策指引和具体要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其相关精神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刑事司法制度、具体罪名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中。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自首、立功制度上的具体化。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围绕准确区分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两罪、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把握方面的规则。
虽然在刑事司法领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来都是规范依法定罪量刑的指南，但是容易被误认为主要是和量刑活动有关。需要特别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是定罪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关乎刑罚裁量的轻重取舍，更深刻地决定着犯罪圈划定，即出罪入罪的根本判断，对于精准、合理划定犯罪圈意义重大。这里涉及罪刑法定原则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石，其基本要求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该原则为公民自由划定了边界，为司法权力设定了约束。然而，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刑法文本的模糊性、犯罪构成要件的开放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司法人员在适用法律时必然面临解释空间与判断余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穿透式审理”“实质判断方法”被众多论者所提倡，但在诸多的实质判断结论中，何为符合法治精神的扩大解释、何为违反罪刑法定的类推解释，在刑法理论界本身就难以达成共识，具体到司法审判活动中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对个案的判断上，就形成了许多疑难复杂的争议问题。这些有关罪与非罪的问题表面上是法律解释问题，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实则往往蕴含着价值判断、政策适用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可以在此类疑难复杂问题中发挥指引实质判断方向、提供实质判断标准的作用。具言之，在应当从严的领域，刑事法网可以适度扩张，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以解释法律的方法纳入刑法规制，充分发挥刑法的惩罚和威慑作用；在应当从宽的领域，刑事法网必须牢牢收紧，将不符合刑法个罪犯罪构成、不符合刑法立法精神的行为，以及虽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法律解释是连接规范与事实的桥梁，而刑事政策则是指引解释方向的重要坐标。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逻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之所以能在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对司法实践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因为其蕴含着法治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契合新时代犯罪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就需要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逻辑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明确这一政策的精髓，当司法人员在某一法律问题上遇到困难时，自觉运用宽严相济的思考方式，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逻辑角度来思考问题，有利于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落实，有利于案件最终的处理效果。
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区别对待的精神。区别对待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犯罪治理的实际需要。在法律规定的相对确定的惩治方式和力度内，应当针对不同情况实现惩治的个别化，力求对每一个行为人都基于其违反法规范的具体行为得到恰当的惩治。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威力。如果没有宽，一律从严，就凸显不出刑事打击的重点。如果没有严，一律从宽，就显示不出政策优待的价值。刑事案件的办理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对不同行为的区别对待，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相统一的最佳效果。
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利益平衡的思想。春秋时《左传》中就有“宽猛相济”的记载。可以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和理性精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注重通过“严”的震慑功能，有效惩治严重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强调“严”的一面，是因为从严惩治严重刑事犯罪，从来都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控制好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型犯罪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都是事关一国犯罪治理成败的核心。同时，刑法具有后盾性和人道性，这是强调“从宽”的根据。事实证明，刑罚不是越重越好，轻重适宜才是最重要的，才能最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在法治社会，任何刑罚的适用都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不为追求惩治犯罪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
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标本兼治的追求。刑事政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源头性犯罪、社会危害性突出的严重犯罪严惩，体现的是治本。对轻微犯罪的行为人，对在犯罪团伙中层级较低、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人要予以轻处，因为重罚这些人并无治本的意义。在毒品犯罪、电诈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中，真正要严打的是源头性犯罪，打击这些源头性犯罪才能治本。如果把工作重点放在打击犯罪链条的末端参与者，就会本末倒置。以电诈犯罪为例，大量的作为关联犯罪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人的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在审判工作中必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目的是引领侦查机关将工作重点放在抓源头、治本上，政策的导向是把打击重点放在境外源头或者境内直接配合、起协同作用的犯罪分子上，严打首犯、主犯。这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能起到引领治本、促进标本兼治的作用。
四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司法效率的考量。犯罪治理必须遵循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平均用力”不可持续，必须有所侧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差异化处遇，使司法资源向重大复杂案件倾斜。应从严惩处的案件，尤其死刑案件往往需要投入更多司法资源，以确保程序公正、证据确凿、裁判公正。对轻微犯罪从宽处理，则可以通过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简化诉讼流程，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将节约的司法资源集中用于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在刑事审判领域，破解“案件总量大”和“定分止争难”两大难题，必然要求依靠精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把握宽严尺度，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使社会公众认同接受裁判结果，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治理效能，这正是司法规律与政策导向相统一的生动体现。
五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因势利导的方法。刑事法律因其明确性、具体性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且可能存在僵化、过时之处，刑事政策则因其抽象性、原则性而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在刑事法律模糊不清、无法提供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刑事政策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解决问题提供必要的指引，可以顺应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解释法律，对刑事法律进行调节，使刑事法律的适用更加合理、有效。
三、准确界定“严”与“宽”两个基本政策面
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要确定“严”与“宽”两个基本政策面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严”与“宽”的基本政策面，是指针对某一个司法问题上刑事政策的整体倾向性，而非个案处理的明确规则。“严”与“宽”基本政策面的范围并非主观臆断，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复合结构。综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可以将影响“严”与“宽”的因素大致归纳为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立法的精神和规范目的、刑法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功能、经济社会变迁和犯罪形势的变化等四个层面，四个层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动态作用，共同塑造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两个基本政策面的适用范围。
（一）“严”与“宽”的范围由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所决定
司法审判工作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也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意志，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党和国家决策部署体现党的治国理政方针、人民根本利益和人民共同意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宽”与“严”的适用范围受到党和国家基本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的深刻影响，必须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社会治理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范围具有根本性影响。在这一理念下，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即使个案中被告人具有某些从宽处罚情节，也要慎重决定是否从宽，严格把握从宽幅度，确保案件处理符合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这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很多明确的指引和要求，司法实践中也准确贯彻执行。比如，安全生产领域的刑事政策把握，就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引领作用。安全生产领域主要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在传统观念中通常被视为“从宽”的对象，因为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相对较小。但是安全生产领域过失犯罪造成的往往是群死群伤的不可挽回的惨重事故，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安全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要求。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司法机关对生产安全犯罪确立了“从严惩处”的总体原则。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严格依法、从严惩处”原则，对严重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尤其是其中涉及的职务犯罪，必须始终坚持严格依法、从严惩处。又如，党和国家对某领域的发展政策也深刻影响着宽严相济的具体适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涉及无人机的违法犯罪行为，就不能简单一律从严，而应当区分情形、区别对待：对于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恶意“黑飞”“扰航”，依法从严惩处；同时，应避免对安全隐患过度运用刑事手段打击，对于因技术认知不足等原因导致的轻微违规应当从宽处理，通过行政处罚、技术规范引导等方式予以规制，为产业发展留有足够的探索、试错空间。
（二）“严”与“宽”的范围应从立法精神、规范目的中寻找依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在立法环节可以体现为严密法网，即通过立法扩张，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确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这种“严”并非无限制的犯罪化，而是遵循“严而不厉”的逻辑——严密法网的同时，避免重刑化倾向。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8个刑法修正案，刑法罪名由422个增加到483个，其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6个最高刑罚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轻微犯罪罪名，同时提高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部分罪名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扩张体现了对新型犯罪风险的及时回应，如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正是针对城市化进程中高层建筑增多、高空抛物事件频发且难以预测的治理需求，弥补了民事侵权责任规制不足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轻罪的设立，既填补了法律漏洞、强化了行为规制，又通过较低的法定刑为司法从宽预留了空间，避免了过度重刑化。因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一些高空抛物行为被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重罪来处理。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指出，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体现了严格限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重罪适用范围的精神，以确保宽严相济。立法机关认为，《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应当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性质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而高空抛物行为虽然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但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性。因此在增设高空抛物罪后，实践中对于高空抛物行为除个别情况外，一般不宜再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上述立法精神，就容易造成宽严失序，导致立法目的落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设立的一些新罪最为考验“严”与“宽”的把握，在危险作业罪、组织考试作弊罪、催收非法债务罪等的适用上都要充分考虑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合理确定犯罪圈大小。
（三）“严”与“宽”的范围由刑法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基本功能决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根基在于刑法的基本功能——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功能的平衡。刑法后盾性与刑罚经济性原则，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下，“宽”与“严”都兼具惩罚与预防的双重功能，都发挥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刑法的后盾性要求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严厉手段，应当保持必要的克制与收敛，只有在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如道德、民事、行政制裁）不足以有效规制某种行为时，才能启动刑事制裁。刑罚经济性原则则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要求犯罪治理应追求以最小的刑罚成本实现最大的犯罪预防效果。合理把握“严”与“宽”的范围，要谨防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对预防犯罪没有实质效果这种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错误做法。
（四）“严”与“宽”的范围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势变化的深刻影响
形势决定任务，决定对刑事法律问题和案件处理如何具体把握。法律具有稳定性，也就具有相对滞后的一面，但社会生活是具体的、瞬息万变的。案件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司法人员就要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与时俱进，顺势而动，在动态中把握刑罚的平衡。在经济形势、治安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刑事政策对于某类犯罪进行评价的严厉程度就会相应发生变化，在刑事政策指导下，刑法对于这类犯罪的处罚必要性和处罚程度就会有所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状况的向好，如果某类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在降低，那么过去予以从严打击的一部分案件现在可能就要适度从宽，要根据某类犯罪社会危害性变化的特点及时调整政策。
四、辩证把握“严”与“宽”相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心是“相济”，这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西方的“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最本质区别。要做到“相济”，必须准确把握宽严的辩证关系，即平衡、协调、互补相互结合的关系。宽严这两种手段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辩证统一的，“宽”与“严”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政策效果。在刑事审判中坚持宽严“相济”，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宽严依法，即把握好“严”与“宽”的依据，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二是宽严有序，即把握好“严”与“宽”的位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轻罪与重罪之间应当形成轻重有序、梯度衔接的评价体系，防止“出了轻罪入了重罪”的宽严失序、评价倒挂；三是宽严适度，即把握好“严”与“宽”的尺度，严不能过分严苛，宽也不能过分宽大，宽严自身和宽严之间都要符合比例原则；四是宽严互补，即严中有宽，宽中有严，有意识地用“宽”或“严”去弥补过于强调“严”或“宽”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五是宽严审势，即因地制宜，适时而动，应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对犯罪治理策略及时作出科学的调整和反应。
（一）在基本政策面为“从严”的领域要从严到位
为了实现重点打击破坏国家和社会重大利益、核心利益的严重犯罪这一目标，立法往往采取降低入罪门槛、提高法定刑幅度等从严举措。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司法人员必须从维护安全与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对基本政策面为“从严”的严重刑事犯罪予以严惩，把党和国家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把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严到位。
当然，对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依法从严打击要从严到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多年来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正因如此，偶有发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才更为凸显，冲击社会公众的心理和伦理底线。虽然我国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但是对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从严绝不手软，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强力震慑犯罪。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变得极大。例如，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行为在当下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属于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软恐怖主义”犯罪。个人编造一条虚假恐怖信息，即可造成机场关闭、大型活动疏散、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行为成本几乎为零，但社会付出的代价会指数级放大。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民航飞行这种高密度、高流动、高协同的复杂系统而言，一旦风险真实发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是这种深刻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刑事司法政策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必须坚持从重从严处理。因此2026年“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定罪标准，规定“致使航班复飞、清舱，或者致使民用机场采取二次安检、转移航空器等措施，影响航班、民用机场正常运行的”“致使公安、武警、消防救援、卫生检疫等部门采取应对措施的”构成犯罪，而原来作为定罪标准规定的“致使航班备降、返航、中断运行”的，则升格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重刑的加重处罚情形。作出上述重大修改，就是贯彻依法从严惩处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行为这一严的基本政策的具体举措，刑事法网的扩张和刑罚的加重有其合理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在“从严”的一面还体现为不同“从严”措施之间的协调、配合。对“从严”应作体系化理解，法条与法条、法条与司法解释之间注重体系协调。当多个规范均指向“从严”时，应分析其适用的环节、场景及逻辑关系，既避免对同一事实情节作重复评价，又确保从严到位。以安全生产领域发生的行贿犯罪为例。2016年“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6年《解释》”）第9条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等情形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标准由一般情况下的500万元减半为250万元，即将原本适用加重处罚规定的门槛降低，属于量刑环节的“从严”。2023年《刑法修正案（十二）》则明确规定，在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领域行贿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从重处罚，也属于量刑环节的“从严”。由此产生争议：行为人实施上述行贿行为，数额在2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是否要加重处罚，如果适用加重处罚，之后还是否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有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作为法律，效力位阶高于司法解释，表明在后的修法已经将安全生产领域行贿作为从重情节，根据一事不二罚的原则，2016年《解释》的规定就不再适用，即优先适用“从重处罚”而排除“数额减半”的加重处罚效果，仅在数额原本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然而，这一理解将使对此类犯罪的实际打击力度不升反降，与《刑法修正案（十二）》加大行贿犯罪惩治力度的立法目的相悖。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出发，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对腐败犯罪，特别是关键领域的腐败犯罪实行的是总体从严、越来越严的刑事政策，所以就要反思上述解释路径的合理性。恰当的解释应当是：两条规范并行不悖，针对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且不得重复评价。具体而言，2016年《解释》规定的“数额减半”系对量刑区间的调整，决定行为是否进入加重处罚的法定刑幅度；《刑法修正案（十二）》规定的“从重处罚”系一般量刑情节，在不涉及加重处罚、数额原本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发挥作用。因此，数额在2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且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减半”情形的，应适用加重处罚的法定刑幅度，可以认为这种情形下2016年《解释》关于量刑标准“数额减半”的规定是《刑法修正案（十二）》“从重处罚”的具体体现。该加重处罚本身已体现了对特定领域行贿的从严评价，之后不得再就同一事实重复适用“从重处罚”；数额在250万元以下或500万元以上的，则仅适用一般从重处罚规定，不涉及加重处罚问题。
（二）依行为人主体地位分层处理以实现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中的“严”与“宽”，不仅要针对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展开，也要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犯罪全链条中的地位、作用展开，体现对人的区别对待。前者是行为维度，后者是行为人维度。在犯罪日益呈现组织化、链条化、涉众化的今天，有些犯罪动辄涉及数十名、上百名行为人，行为人地位作用悬殊、主观恶性迥异，决定了司法机关必须依照行为人主体地位分层处理，实现宽严相济，把刑事利剑锋芒聚焦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和积极参加者，对于一般参与者和末端执行者体现从宽，对边缘涉案人员审慎出罪。
从严的一面，指向在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犯罪全链条中地位作用突出的行为人。《意见》第30条明确，对于犯罪集团、犯罪组织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者死刑的要坚决判处；同时规定，对受欺骗、胁迫参加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或者只是一般参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即使是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伤害等犯罪案件，《意见》也要求重点打击组织、指挥、策划者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对因被煽动、欺骗、裹胁而参加，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意见》第31条则针对主从犯的区分确立了“能分清的都应当分清”的原则，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相济的精神，至今仍是处理有组织犯罪、共同犯罪、全链条关联犯罪案件的基本遵循。
需要特别强调，从行为人视角区别对待、分层处理中的“从宽”，不只是从犯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宽缓，因为宽严相济首先是定罪政策，所以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边缘涉案人员的出罪是其中应有之义。2014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中规定，对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等活动的人员，除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可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此处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不是免予刑事处罚，而是不作为犯罪处理。2020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赌博网站、应用程序中与组织赌博活动无直接关联的一般工作人员。2013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对从事辅助性工作并领取少量报酬的从犯，以及初犯、偶犯、在校学生，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直至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梯度。2019年“两高两部”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则从组织成员资格层面切入，规定仅因临时雇佣、被利用、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
综合上述规定，可以抽象出主体分层的四个判断要素。一是地位作用，区分组织、策划、指挥的决策层与提供劳务的辅助层，这是主从犯区分规则在出罪层面的延伸；二是获利方式，以是否“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门槛，通过客观查明获利方式作为主体的分层标尺；三是主观明知，确有理由不知晓犯罪性质、当作正常业务参与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四是可责性减弱事由，受诱骗、被裹胁、临时雇佣人员以及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特殊身份，可以作为判断情节是否显著轻微的重要因素。上述四个方面是宽严之别在行为人主体维度的具体体现。
（三）在基本政策面为“从宽”的领域要突出“以宽济严”
我国严重暴力犯罪数量连续下降，轻罪比例连续上升，犯罪结构“由重转轻”的变化趋势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展开的基本盘。在保持对严重犯罪“严”的威慑的同时，立法和司法将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轻罪作为刑法从宽处理的重点，通过提高入罪门槛、限缩构成要件范围等从宽措施来实现刑法的后盾性。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司法人员必须考虑保障人权与节约司法资源，对基本政策面为“从宽”的刑事犯罪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从宽的一面落实到位，防止过度犯罪化、过度刑罚化。
其中，关于多次盗窃是否包括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支持和反对的观点都提出了很多理由，主要是纠结于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两种责任的性质和关系。比如，有观点提出，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同属公法责任范畴，如果对同一行为合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必然导致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有悖于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又有观点指出，两种责任性质和处罚依据不同，合并执行不违反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本质是禁止国家对于公民的同一违法行为以相同或者类似之措施多次地处罚。对同一行为进行功能、目的不同的处罚，并不在该原则的禁止之列。一个行为若先被评价为行政违法处以行政处罚，而后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则对该行为必须进行刑法上的评价才能准确认定其性质，但可以适用折抵。这些刑法理论上的探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而不仅仅是基本法理的问题。
首先，要明确盗窃罪的基本政策面是整体从宽的，“多次盗窃”入罪本身已经体现了对“多次”的从严，在“次”的计算上不必要严上加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刑法对盗窃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有很大变化，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大额盗窃行为给一些受害家庭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盗窃罪过去甚至配置有死刑。多次盗窃入罪的根据在于惯犯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相对突出，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均认为，应区分“多次盗窃”和“多次小偷小摸”。对于小偷小摸恶习，虽然有多次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应不以“多次盗窃”论。实践中多次偷拿他人盒饭、偷拿大葱等小偷小摸行为均不以“多次盗窃”入罪，将多次小偷小摸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不符合公众的法规范情感和一般认知，行政处罚足矣。同理，对2013年“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的“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不应机械执行，并非达到三次就一定要入罪，那么次数的计算问题上也就当然不必执意把已受行政处罚的次数计算在内。而且，“二年内盗窃三次”的规定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扒窃”单独入罪的基础上，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修改而来，当时关于多次盗窃的规定是“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也即在当时盗窃罪尚配置有死刑的重罚背景下，司法对于没有入户盗窃、扒窃情节的一般性的三次盗窃行为是不以“多次”入罪的。2013年“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已经是在司法解释层面对刑事法网的扩张，所以将已受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一次”排除在“多次”之外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上加严既无必要，也理据不足。
其次，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行政处罚法》第35条第1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该规定指的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先行政处罚，后发现该违法行为已达到犯罪程度的情况，不涉及单次已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之后能否作为“多次”中的“一次”来计入入罪条件。司法解释对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的关系一贯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比如，2019年“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二次以上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依法应予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理而未经处理的，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计算。”意即已受行政处理或刑事处理的，不再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因此，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受到行政处罚，在能否作为“多次”中的“一次”来入罪时，应当考虑刑罚的补充性，态度不宜激进。
最后，该问题涉及到“从严”规定的体系协调，避免重复评价不仅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重复，也包括司法解释两个趋向于从严的规定之间的重复。“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已有关于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入罪数额标准按正常标准的50%确定这一“入罪数额标准减半”的从严规定，如果再把曾因盗窃受到行政处罚作为“多次”中的一次入罪，明显针对“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这一情节作了两次对行为人不利的评价，这既不符合“一事不再罚”的基本法理，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中的“严”与“宽”应是互补关系。法律规范设置“多次盗窃”入罪和“已受行政处罚再犯，入罪数额标准减半”两个条款，已经充分体现了从严，因此在从严条款本身面临争议情况下，主张更加趋严的一方，即“已受行政处罚可计入多次”的观点需要有充分的根据来支持严上加严的科学性、必要性、合理性，否则就应慎重处理。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种严上加严既不公平也无效率，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预防犯罪并无实际效果。
（四）对立法增设的新罪多需考虑以“宽”济“严”
对于立法增设的新罪，特别是轻罪、微罪，增设新罪本身已实现了“从严”，司法上必须考虑严格限缩新罪的打击范围，以“宽”济“严”。立法上增设新罪即意味着扩张犯罪圈，把之前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考虑到刑罚的严厉性和附随后果对被告人的影响，增设新罪本身就体现了对此类行为严惩的立场。因为在立法修订之前，这些行为本来是根本不纳入刑法视野的。当对某个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发生争议时，解释的原则应该是在探寻立法本意的基础上作更严格的理解，也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从宽的处理。有学者提出“严而不厉”，提倡在罪名体系上让法网更加严密，在刑罚结构上要趋于宽缓。但法网严密是针对覆盖行为类型而言的，并非提倡在增设新罪后要将新罪的犯罪圈划得越大越好。
以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为例，立法机关将“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等行为，且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情形规定为犯罪，最高刑期为1年有期徒刑。这一立法具有鲜明的“严而不厉”特征。“严”的一面是通过危险犯立法，将刑罚干预节点从实害结果提前至危险状态，体现了“抓前端、治未病”的预防理念。在安全生产领域，重大事故往往具有累积性、隐蔽性特点，等到实害结果发生则为时已晚，相关权益乃至公民生命权已然受损。通过危险犯立法，可以在危险萌芽阶段即予以刑事规制，防止小恶发展为大恶，避免危险发展为实害。“不厉”的一面体现在法定最高刑仅为1年有期徒刑，且设置了“现实危险”的较高入罪门槛，避免了过度犯罪化。
正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犯罪构成，离不开对其“前置预防”立法精神的准确理解。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修改刑法有关条款，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致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行为列入刑法调整范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充分调研、论证，立法机关增设危险作业罪，同时对“现实危险”进行了严格限定，明确要求“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该罪成为首个将“现实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罪名。
关于危险作业罪入罪门槛，即“现实危险”的认定，在立法过程中曾反复研究，最终明确“现实危险”是实质判断要件，需严格把握，目的是控制处罚范围，只把特别危险、结果一触即发的行为纳入犯罪圈。“现实危险”主要是指，已经出现重大险情，或者出现了“冒顶”“渗漏”等小事故，虽然最终没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但没有发生，有的是因为被及时制止了，有的是因为开展了有效救援，有的完全是因为偶然性的客观原因，这些“千钧一发”的危险才能认定为“现实危险”。上述立法精神为该罪的司法适用在总体上明确了指引和方向。危险作业罪的“现实危险”是具体危险中的迫切危险，而不是抽象危险。将特别危险、极易导致结果发生的重大隐患行为列入犯罪，而不能将一般的、数量众多的其他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围。“现实危险”主要包括两种情形：1.行为已经导致小的事故，只是因为及时开展抢救、救援或者其他偶然性的客观因素，小事故没有发展成重大事故、没有达到重大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2.行为导致发生矿井井下冒顶、透水或者危险物品泄漏等重大事故险情，但因为及时开展抢救、救援或者其他偶然性的客观因素，险情没有发展成事故。原则上“现实危险”就只包括这两种情形，其他未明确列举的，应当是与上述已出现事故险情和小事故的情况具有相当性的情形。
有的意见提出，要将“未经批准从事矿山开采”“在居民区开展有危险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经批准运输危化品”“严重超载运输货物”等只具有一般抽象危险的行为直接认定为“具有现实危险”。如此，则大量行政违法被升格为刑事犯罪。这种扩张，看似顺应了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需求，实则未充分考虑危险作业罪“前置预防”的时代背景和限缩精神，架空了“现实危险”，混淆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界限，最终损害的是市场主体的预期稳定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对于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但尚未达到刑法所限定的“现实危险”程度的行为，应当通过行政处罚、行业禁入、信用惩戒等方式予以惩治，而非一律入罪。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分，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同层级的责任配置。现代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各自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国家强制手段，其动用应当遵循“最后手段性”原则，而非作为首选手段代替“前端治理”。这一命题在安全生产领域，乃至在刑事打击与行政处罚关系的整体构造中，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在社会治理中，应当坚持“行政优先、刑事兜底”的原则，充分发挥行业监管、行政执法等行政手段的作用，只有在行政手段确实无法遏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必须动用刑罚的程度时，才能进行刑事打击。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刑法不能也不应成为行政监管失效的替代方案。从刑罚的边际效用看，刑事打击的威慑力并非无限。当违法行为的成因主要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刑罚的威慑效果会迅速递减。例如，在货运行业，如果运价机制扭曲到“不超载就亏损”的程度，那么即便对超载行为判处重刑，也无法改变从业者的经济计算，只会催生更隐蔽的规避行为。此时，真正有效的治理手段是调整运价形成机制、降低合规成本、优化监管方式，而非简单地“以刑代管”。
上述分析已经涉及到关于“严重超载运输货物”的定性问题。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货车超载行为具有“现实危险”，应构成危险作业罪。这种观点从宽严相济的体系思维出发可以充分证伪。严重超载运输货物是驾驶行为。《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列举的情形有“（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犯危险驾驶罪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而危险作业罪的法定最高刑是1年有期徒刑。从上述危险驾驶罪第3项规定可见，立法者考虑乘员超载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的异常危险性而将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情形，排除了货物超载行为，将单纯货物严重超载行为认定为危险作业罪有“出了轻罪入了重罪”之虞。从危险驾驶罪第4项规定可见，立法者已经明确将违规运输危化品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范畴，故在没有出现危化品泄漏等重大险情或货车侧翻事故的情况下，违规运输危化品行为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由此反推，普通货物严重超载行为只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否则很明显存在宽严失序问题。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其介入必须遵循后盾性原则。预防超载的最好政策不是入刑，而是刑法之前的诸多社会管理政策，将超载行为与醉酒驾驶等同视之、确立新的抽象危险犯，并非明智之策。
（五）根据治理效果的检验及时对司法政策予以调整
《意见》第4条规定，“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审时度势”原则具体体现在根据犯罪态势、社会反馈和治理实效，在法律框架内动态调整宽严尺度，实现精准施策、综合治理。
以危险驾驶罪的司法政策调整和治理完善为例。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适应了现代社会危险驾驶行为增多、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困难增大的实践需要，但需明确，危险驾驶罪毕竟只是最高刑期也为拘役的微罪，将此类行为增设为犯罪本身已经体现了严格追究责任，在具体划定犯罪圈时要注意贯彻审慎定罪，体现轻罪从宽。醉驾入刑初期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较多。该罪成为第一大罪名，引发一系列附随后果，从长远看预防犯罪和治理醉驾的效果并非最佳。
2023年12月施行的“两高两部”印发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总结醉驾行为治理经验，明确确立“醉酒程度加情节”的定罪标准，完善了醉驾行为出罪出刑的空间，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或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不具有应从重处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一调整通过提高入罪门槛、完善行刑衔接，将大量轻微醉驾行为交由行政处罚处理，既保持了刑法对严重醉酒驾驶行为的威慑力，又避免了过度犯罪化对社会生活的不当干预。上述文件出台后，判刑人数由2023年32万降至2025年23.1万。2025年，全国涉酒驾醉驾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3.8%。醉驾治理政策转向后，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醉驾案件大幅减少，但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并未恶化，反而持续向好，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治理成效。
上述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犯罪圈划定的问题，实际上都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密切关联。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中之重是通过精确界定犯罪范围，确保刑罚只针对真正严重违反规范秩序、危害社会法益的行为，从而增强规范的权威性与公众认同。只有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落实到司法审判中，才能将治理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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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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