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利贷公司当了十年打手,看遍了人性的贪婪、绝望的挣扎和金钱的真相。
辞职的那一刻,我感觉像是卸下了一副浸透鲜血的铁制枷锁。
在那个灯光昏暗、空气中都飘着债务味道的办公室里,一笔借款的利息,可能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
但真正区分富人与普通人的,从来不是那张欠条上的数字,而是隐藏在讨债背后,那些你永远无法想象的习惯和思维。
今天,我终于能把这些都讲出来了。
01
我叫林强,工号735,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写字楼阴影里一家名为“金鼎财务”的公司工作了整整十年。
十年,我从一个只知道用拳头说话的愣头青,熬成了手握一串难缠客户名单、能一眼估出对方家底价值的资深催收。
我们的办公室永远烟雾缭绕,冷气时好时坏,空气里弥漫着廉价烟味和焦虑汗水混合的味道。
在这里,时间仿佛被债务拉长了,只有客户的还款日在不停地逼近。
我的工作,就是冷着脸,用最直接的方式和最不容置疑的语气,让这些欠款流动的速度再快一点,额度再高一点。
十年里,我见过太多的人。
有攥着皱巴巴的零钱、浑身发抖只为偿还一期最低还款的年轻母亲,眼里充满了对暴力的恐惧;也有被保镖围着,像处理垃圾邮件一样,在电话里吩咐秘书处理掉七位数债务的老板,全程语气平淡,仿佛还的不是债,是零钱。
但直到我遇到王总,我对“有钱人”的认知才算真正开始撕裂。
王总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但凡是老员工,没人愿意主动去跟他催债。
他不是没钱,正相反,他非常有钱,是这两年靠着炒币暴富起来的新贵。
他每次接到我们的电话,都像一场单口相声,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拉进他炫耀的漩涡里。
那天下午,公司里人不多,王总开着他那辆扎眼的亮黄色跑车,“轰”地一声停在了公司楼下,他本人则穿着花衬衫,趿拉着拖鞋,“嗒嗒嗒”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保镖,一个负责拎着他刚买的名酒,另一个则拿着手机,似乎随时准备录像。
“强子!”他从墨镜上方瞟了我一眼,用他自来熟的口气叫我,“你们那个新来的,就是那个脸上有疤的经理,叫他出来。”他口中的“脸上有疤的经理”,是我们公司新上任的催收主管,而王总要谈的这笔债,是他三个月前借的一笔短期过桥资金,利息滚得很快。
我保持着职业性的面无表情,将他引到会客室,示意同事送上廉价的瓶装水,然后拿出文件夹,将那份借款合同复印件摊在了桌上。
那上面有他龙飞凤舞的签名和明确的本息数额。
“就这点钱,”王总甚至没有正眼看那份合同,而是对着保镖手里的手机方向,用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说,“怎么样,兄弟们,看看这地方,像不像电影里演的?”他的保镖在一旁附和:“王哥,您来这儿是给他们面子!”我站在一旁,心里有些烦躁。
这笔钱对于公司来说不算小数目,而且合同条款清晰,担保物足值。
但在王总眼里,这似乎只是一件可以让他展示自己“实力”和“不在乎”的小事。
他对着可能存在的镜头吹嘘了十几分钟自己的投资战绩,总算停了下来。
“行了行了,烦不烦。”他挥挥手,像是打发一个要饭的,“钱我下个月一起给,到时候连本带利,一分不少,现在别来烦我。”就在我准备强调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时,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请问……林强先生在吗?”我抬头望去,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和旧牛仔裤,背着一个帆布包,脸上带着深重的黑眼圈和无法掩饰的恐慌。
我认得她,她叫小雅,这两个月,每到周末她都会来公司,每次都请求见经理,想协商还款。
我能从她的眼神里读出她走投无路的绝望。
她会仔细地看墙上的还款须知,低声下气地问我能不能减免利息,甚至连“以工抵债”的可能性都问过了。
我知道,为了这笔债,她和她的家庭一定被逼到了角落。
王总不耐烦地回头,上下打量了小雅一番,嘴角撇出一丝嘲讽的笑:“你找谁?你欠了他们多少钱?小妹妹,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出门右转,那边的慈善机构更适合你。”小雅的脸“唰”地一下白了,紧紧地攥着自己的帆布包带,窘迫地站在原地,想离开却又不敢动。
我心头一紧,正想开口让她先去休息区等,王总却像是发现了什么新乐子,对他的保镖说:“拍下来拍下来,给大家看看,现在什么人都敢借高利贷了。标题就叫‘穷鬼的挣扎’,肯定能火。”刺耳的笑声在会客室里回荡,小雅的眼圈瞬间就红了,她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
我握紧了拳头,看着王总那张得意又油腻的脸,第一次对这份曾经让我觉得“简单直接”的工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金钱和债务,难道真的可以把人变成这样吗?
02
送走王总那尊大佛后,公司的气氛才稍微正常点。
同事们都在抽烟闲聊,一边鄙夷王总的暴发户嘴脸,一边又羡慕他能这么赖账还如此嚣张。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日常,一个充满荒诞和压迫的灰色地带。
正当我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准备整理今天的催收记录时,门口的老旧感应器“叮咚”响了一声。
我下意识地抬头,习惯性的冷硬表情已经挂在脸上,但看来人时,我不由自主地让表情稍微缓和了几分。
来人是陈先生,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士。
他穿着一身质地考究的深灰色西装,没有系领带,袖口露出一块款式简洁但显然价值不菲的腕表。
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脸上带着一种沉稳的神情,眼神锐利而平静。
如果说王总是一团虚张声势的野火,那陈先生就是一块深不可测的寒冰。
他是我的老客户了,也是我最“客气”对待的客户之一。
与那些恨不得装穷赖账的人不同,陈先生从不回避债务,他处理的每一笔财务问题,都仿佛是他商业棋盘上的一步棋,冷静、高效,且留有余地。
“林先生,下午好,打扰了。”他总是这么客气,称呼我也总是用“林先生”,而不是像王总那样趾高气扬地叫我“强子”。
“陈先生,您来了。请坐。”我连忙将他迎进那间稍微干净一点的会客室,这里刚刚被王总弄得乌烟瘴气,我打开窗户通风。
陈先生坐下后,并没有急着谈债务,而是和我简单寒暄了两句:“你上次提过的,你父亲的老毛病好些了吗?我认识一位不错的老中医,如果需要,可以介绍给你。”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
我只是在上次他来处理一笔抵押续期时,无意中提了一句父亲腰腿不便,没想到他竟然记在了心里。
这就是陈先生和王总最大的不同。
在王总眼里,我们这些催收只是催债、威胁的工具人;而在陈先生眼里,我们是一个个环节上的执行者,他愿意保持基本的尊重,也愿意进行有效率的沟通。
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告诉他父亲已经好多了。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才切入今天的正题。
“林先生,上次我跟你说起的那笔用城东商铺做抵押的借款,不知道续期手续办得怎么样了?”他口中的那笔借款,并非我们公司常规的高息短贷。
那是一笔金额较大、周期较长、利率相对“公道”的抵押借款,抵押物是他名下的一处优质商铺。
这笔借款没有套路,合同清晰,但审批流程复杂,需要协调多方。
普通的客户,甚至我们公司里新来的业务员,根本都接触不到这类业务。
而陈先生不仅了解,还能准确地说出不同还款方式的优劣、抵押物当前的市场估值,以及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
他告诉我,他当时投资一个新项目,短期资金周转有点压力,但又不想动核心资产,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
这就是富人面对债务的第一个习惯,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他们处理债务从来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一盘棋局中的主动调度,一种财务工具的使用,或者一项风险可控的融资。
他们有明确的规划和目的,并且为此做了充分的评估。
他们不会被债务压垮,他们的还款计划,早在借款之前就已经在脑子里了。
03
为了帮陈先生处理好这笔续期,我动用了我能协调的内部流程,跟风控部门反复沟通,又催促法务尽快准备文件。
终于,在前天得到了批复,总部那边同意了续期,条件是需要补充一些最新的抵押物评估报告。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先生,他听完后,脸上露出一种预料之中的平静,那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
“好的,林先生,辛苦你了。”他点了点头说,“评估报告我已经让人在做了,明天就能送来。另外,这是这次的顾问费,你收下。”他递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
我捏了一下,厚度可观。
我连忙推了回去。
“陈先生,这真的不用。按公司规定,我不能收这个。能顺利帮您处理好,是我的工作。”我说的也是真心话。
和陈先生这样的客户打交道,虽然也是催收,但至少像是在进行一场有规则的商业博弈,而不是纯粹的暴力恐吓。
陈先生没有坚持,只是将信封放在桌上,淡淡地说:“规矩我懂,这不是给公司的,是感谢你个人效率的辛苦费,与借款无关。你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林强。”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叫了我的名字。
就在那天,我彻底明白了富人与普通人面对催债的第二个天壤之别的习惯,这个习惯足以让人震惊:他们懂得如何与催收方建立一种基于规则和利益的、冷静且高效的沟通渠道。
他们把我们当作一个需要打交道的“接口”或“问题解决环节”,愿意在规则内支付一定的“润滑成本”来提升效率。
而这种沟通,往往能为他们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比如,更灵活的还款方案,或者,就像这次,在关键时刻完成复杂的续期操作。
等待陈先生的评估报告送来的那几天,我的心情反而有点不安。
我甚至比陈先生本人还在意,反复和评估公司那边确认进度,生怕这份报告出任何问题影响续期。
终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周四,那份装订整齐的评估报告,带着一丝油墨味,送到了我们公司。
我提前给陈先生发了信息,他告诉我他会派人来取文件并办理后续手续。
为了处理这笔相对“干净”的业务,我特地向主管说明,下午需要集中处理。
下午两点,陈先生的助理如约而至。
那是一位穿着职业套裙、不苟言笑的年轻女士。
我将她请进会客室,将准备好的续期协议和评估报告副本递给她。
她非常专业地开始核对条款,并用平板电脑记录要点。
整个过程安静、迅速,没有一句废话。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普通人来面对催收时那种语无伦次、痛哭流涕或愤怒咒骂的场景。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是那个足以让人震惊的、富人面对债务的第二个习惯的延伸体现。
陈先生的助理没有像普通债务人那样,只顾着哀求宽限或质疑利息计算。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自己的钢笔,然后,她的目光,像一个最严谨的审计师,开始逐条审视续期协议上的条款。
她的动作很稳,很专注,充满了专业性。
“林先生,”她抬起头,指着其中一条关于逾期罚息的条款,“这里写的罚息利率,是依据借款合同原有利率上浮50%,但根据我们查阅的相关司法解释和之前的沟通纪要,在抵押物足值且我方信用记录良好的情况下,这个上浮比例是否可以参照行业惯例,调整到30%?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书面确认。”接着,她又指向了关于抵押物保险的条款。
“保险受益人变更手续,我方承诺会按时配合办理,但根据流程,应该在贵司出具同意续期的正式函件之后启动,而不是以本协议的签署为先决条件。这一点,建议修改一下措辞,以免产生歧义。”她的话,让我这个从业十年的老打手都感到有些意外。
这些合同细节,我在入职时都草草看过,但渐渐地,在日复一日的电话轰炸和上门威慑中,我也开始变得麻木,只会用“这是公司规定”、“合同上写得很清楚”这样生硬的话去回应客户。
我忘了,债务处理的背后,从来不只有恐吓和逼迫,更有对规则的理解、对条款的博弈,和那些不为人知的、对自身权益的极致维护。
04
陈先生的助理让我重新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没有哭穷,没有装可怜,她谈的,是规则本身,是条款的严谨性与合法性。
这,才是富人面对债务和普通人面对债务最核心的区别之一。
普通人看到的是债务带来的恐惧和压迫,是一个能瞬间摧毁自己生活的怪兽。
而真正的富人,他们看到的是债务背后的合同与规则,是需要处理的一个财务问题。
他们寻求的是在规则框架内解决问题,最大化自身利益,而非情绪化的对抗或屈服。
就在助理仔细核对协议的时候,会客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了。
王总那张志得意满的脸又探了进来,他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文件,立刻嗤笑一声。
“哎哟,陈老板还真在这儿办手续啊?这么点钱,至于这么认真吗?跟我学学,拖一拖,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他的话充满了挑衅,打破了室内专业而安静的气氛。
陈先生的助理缓缓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又低下头,继续用笔标注需要修改的条款。
她的冷静和专业,与王总的粗俗无理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太太自觉无趣,又把矛头对准了我:“强子,别伺候这些穷酸讲究的了。我那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下个月再说!我还有个牌局,先走了!”说完,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离开,然后转过头,继续专注地与陈先生的助理核对协议细节。
那一刻,我心里隐约觉得,像陈先生这样在规则内行事的人,哪怕欠着债,也比王总那种虚张声势的人更值得“认真对待”。
因为陈先生的助理让我明白,这份工作的另一面,或许不仅仅是暴力催收,也包含着对复杂规则的处理能力。
小雅是第三次来公司的时候,终于拿出了一小部分钱,想先还掉那高得吓人的当期利息。
那是她东拼西凑来的八千块钱,有零有整,用橡皮筋捆着。
我看到她从自己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好几摞面额不一的钞票,有些还很旧,带着各种折痕和污迹,看得出来是她求遍了能求的人凑起来的。
“我……我先还这些,剩下的……能不能再宽限两个星期?我找到了一份晚上的兼职……”她把塑料袋递给我时,手抖得厉害,声音里带着哭腔,脸上是混合着希望、恐惧和巨大压力的复杂表情。
我没有立刻去接钱,而是示意她先坐下,给她倒了杯水。
“喝点水,慢慢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冷硬。
小雅捧着水杯,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告诉我,她父亲得了重病,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家里积蓄掏空还差不少,亲戚朋友借遍了,最后实在没办法,她才瞒着家人,找了我们公司借钱。
她原本指望很快能还上,但父亲的康复比预期慢,她自己的工资又低,利息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她说:“我不敢告诉家里……我妈身体也不好。如果被他们知道借了高利贷,我爸病情肯定会加重……求求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还,我做牛做马都会还……”听完她的话,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我见过太多像小雅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借高利贷往往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家人重病、生意突然失败,或者像更常见的,陷入了赌博的泥潭。
他们以为借来的钱是救命稻草,却不知道这往往是更深绝望的开始。
这便是普通人面对债务和富人面对债务的第三个天壤之别的习惯:对于普通人来说,借一笔高利贷是一次“灾难性的消耗”,一次可能拖垮整个家庭未来多年的沉重负担。
这笔钱借进来,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换来的是无尽的焦虑、家庭的破碎,甚至是个人的毁灭。
而对于真正的富人,比如陈先生,使用高息资金(即使不那么“高利”),更像是一种“风险可控的杠杆工具”。
陈先生曾经在闲聊时提过,他早年创业时也用过类似的高成本短期资金来抢一个关键的项目机会,虽然成本高,但项目成功后利润远远覆盖了成本。
他平静地说:“资金有价格,时间也有价格。关键是要算清楚,你用的这笔钱,创造的价值是否远高于它的成本。”他们的借款,是计算过的风险投入,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填补短期缺口,而不是为了生存。
05
这就是思维和处境上的根本差异。
一个是在用未来乃至整个家庭的幸福去填补现在的生存窟窿,一个是在用现在的财务成本去博取未来的超额收益。
我看着眼前瑟瑟发抖的小雅,很想告诉她赶紧想办法通过正规渠道求助,比如联系公益组织、看看有没有大病医保政策,或者向正规银行申请信用贷款置换,高利贷的坑只会越陷越深。
但我知道,此刻被巨额债务和家庭压力逼到绝境的她,是听不进这些的,她眼里只有“宽限几天”这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只能按照流程,清点她的钱,开具收据,并例行公事地警告她下一期还款的时间和金额。
当她拿着那张薄薄的收据时,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短暂的、如释重负的神情,但随即又被更深的忧虑淹没。
她小心翼翼地把收据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像是藏起一个暂时止痛的膏药。
她做的下一件事,是拿出她那部屏幕有裂痕的旧手机,给一个可能是什么亲戚的人发语音消息,声音依旧带着哽咽:“二姨……先还上一部分了,他们答应再缓两周……您那边还能不能再帮我问问……”我知道,接下来的两周,她将打两份甚至三份工,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吃最便宜的东西,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而这些,或许只是为了填上那个不断变大的债务窟窿的一小部分。
送走小雅后,我站在公司破旧的窗户边,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潮湿的巷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突然觉得,我的工作,有时候像是在参与制造一场又一场的悲剧。
它给了走投无路的人一个看似快速的出口,却让他们在爬出这个出口时,跌落进更深的悬崖。
我们用简单的手续、快速到账的现金,构建了一个致命的诱惑,让人们相信,只要拿到这笔钱,眼前的难关就能过去。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看着办公室里那些堆积如山的借款合同和催收记录,第一次感觉,它们是那么的沉重,每一份都压着一个甚至几个喘不过气的人生。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辞职的,是“龙腾地产”项目的那笔坏账处理。
“龙腾地产”是我们公司三年前以超高利息借给一家本地房地产开发商的一笔巨额资金,用于一块热门地块的竞标保证金。
后来开发商资金链断裂,项目烂尾,老板跑路,这笔债就成了坏账。
抵押物是那块已经贬值且产权复杂的地皮。
这笔债不是小数目,牵扯极深,甚至传言涉及一些不便明说的势力。
公司高层一直想处理掉这块烫手山芋,要么想办法追回部分损失,要么用它来交换某些利益。
消息在有限的圈子里传出后,各路人马都动了起来。
我的电话再次被打爆,各色人等,无论是想低价接手资产的,还是别有目的的,都想通过我探听虚实或牵线搭桥。
他们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隐秘而诱惑,有人甚至暗示,只要帮忙促成某种交易,我下半辈子可以不用愁。
但区域经理赵哥早就下了死命令,这笔债的处置,必须由他亲自操控。
他要利用这笔烂账,做一次漂亮的利益交换,也为自己的“安全”铺平道路。
最终,有可能接盘或者进行交易的,只剩下两个方向:王总背后的势力,和陈先生牵头的另一个财团。
王总那边的优势在于,他们作风强硬,背景复杂,而且承诺,只要把债权转让给他们,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并且可以立刻给我们公司带来其他“合作机会”。
这个条件,对于赵哥这样想在灰黑地带站稳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而陈先生那边,他牵头的是一个相对正规的资产管理财团,目的是重组资产、盘活项目,虽然出价可能不如王总那边“爽快”,但操作合法合规,后续麻烦少,而且陈先生个人的信誉是一种隐形担保。
赵哥为此权衡了很久,天天把我叫到他那间烟雾更浓的办公室,反复试探我的口风和所知的信息。
我心里其实早就有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