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泽川市长儿子，为了证明离了市长老子也能行，拉上寒门兄弟去考住建局的公务员。
我们是笔试的前两名，却没进面试名单。
跑去问原因，住建局给的回复是：“两个农村来的，没什么背景，就老老实实认命。真以为穿上龙袍就是太子了？”
我被这句“农村来的”气笑了。
晚上回家，我把这荒诞事告诉了父亲，正等着他嘲笑我自不量力，或者用那句“我早说过”来压我时。
他却忽然笑了，笑得意味深长，让我脊背发凉：
“儿子，你受的这委屈，是送到我手里最好的一把刀。”
“从现在起，你不再是赌气的考生了。”
“你是我抛出去的，一枚能让官场彻底现原形的鱼饵。”
1
我这辈子最痛恨的标签：‘市长儿子’。
二十多年来，我像个被提线操控的木偶，活在父亲的光环里。
读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交什么朋友，甚至穿什么风格的衣服，都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我不是顾凡，只是‘顾市长的儿子’，一个没有自我、只有标签的影子。
那天下午，父亲将一份装帧精美的常春藤联盟录取通知书，缓缓推过宽大的红木书桌：
“约翰霍普金斯，公共政策硕士。小凡，手续都已经办妥了，下个月出发。”他的声音不带商榷，如同在宣读一份政府公告。
“我的路，我想自己走。”我盯着他，咬牙切齿，胸腔里憋着一股积攒了二十多年的怨气。
父亲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没有动怒，眼中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审视，甚至带着一丝……悲悯？
“没有我，你会处处碰壁，寸步难行。你脚下这片土地，它信奉的规则，不是你书本里学来的那一套。”
“又是这套说辞！从小到大，读什么学校，进什么社团，交什么朋友，哪一样不是你‘安排’好的？我就是你手里的提线木偶！我受够了‘市长儿子’这个标签！我想做一次顾凡，就只是普通的顾凡！”
“证明自己有很多方式，没必要用最蠢的一种，非要跟家里划清界限。”父亲微微皱眉，“社会的现实，比你想象的更骨感。”
“那我就去亲身体验一下这骨感的现实！”我斩钉截铁，“我会证明，不靠你，不靠这个家，我顾凡一样能行！”
争吵不欢而散，我摔门而出，身后是父亲沉静却如山岳般压迫的目光。
证明自己的机会，来得很快。
关系最铁的同学王可，正全力备考市住建局的一个公务员岗位，抱怨着一个人复习的苦闷。我心一横，当即决定：“行，我陪你一起考！”
既能摆脱父亲的安排，又能用实际行动打他的脸，一举两得。
为了显示决心，我甚至不顾母亲的劝阻，简单收拾了行李，搬去了王可位于城市边缘“城中村”的出租屋。
这里，与我长大的市委大院是两个世界。
破旧的房间，墙壁因潮湿而斑驳脱落，老旧的空调发出拖拉机般的轰鸣。楼下烧烤摊的油烟混杂着垃圾桶酸馊的气味，乘着夜风无孔不入。
隔壁的夫妻争吵、婴儿啼哭与麻将牌的哗啦声，每晚准时上演，交织成一首真实的、有些刺耳的生活交响曲。
王可对此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抱歉地看着我。
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一种奇异的“自由”。这里的每一分艰辛，都是我未来向父亲宣告胜利的弹药，也是我坚信“公平”存在的基石。
我和王可，挤在闷热的小房间里，头悬梁锥刺股，挥汗如雨，为了一个看似纯粹而公平的目标——凭分数，闯进去。
笔试那天，考场肃穆。
我摒弃所有杂念，将所学倾注笔端。
放榜那天，我和王可挤在人社局官网的公示名单前，心脏狂跳。
第一名：顾凡。
第二名：王可。
“中了！凡哥！我们是第一第二！”王可激动地抱住我，脸色涨红。
巨大的喜悦瞬间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几乎能想象到，当我拿着录用通知书站在父亲面前时，他那错愕又不得不承认的表情。世界果然是公平的！努力就有回报！
然而，命运的戏弄来得如此之快。
几天后，面试名单公示。我和王可反复刷新网页，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看了无数遍。
没有我们的名字。
前两名，双双落榜。
“怎…怎么可能？”我盯着屏幕，感觉血液瞬间冷了下去。
王可脸上的兴奋早已褪去，只剩下一种早知如此的苦涩和麻木。他拉了拉我的胳膊，声音沙哑：“凡哥，走吧，没用的。这就是个‘萝卜岗’，早就内定好了的。没有你市长儿子的身份，咱们也就是陪太子读书的‘炮灰’。”
“萝卜岗？”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听到这个带着浓重讽刺意味的词。
“不然呢？笔试第一第二都不进面试，难道后面的人个个都天线宝宝，能通天线？”王可苦笑，“算了，认栽吧。这世界，哪有那么多公平正义。”
“我不信！”一股无名火窜上心头，烧掉了我的理智，“凭什么？走！我们去住建局问清楚！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不能接受，我内心构建的关于“公平”的堡垒，在现实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我更无法忍受，这记无声的耳光，仿佛在印证父亲那句“你会处处碰壁”。
我拉着半推半就的王可，冲到了市住建局人事科。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表情淡漠的中年科长。起初还算客气，打着官腔：“两位同学，成绩都很优秀，但面试入围是综合考量的……”
在我一再追问具体标准和落选原因后，他不耐烦起来，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扫了一眼，又瞥了瞥我们，用一种近乎荒谬的语气说：
“这个岗位，要求身高178cm以上，体重70公斤以下。这是为了保障未来从事基层应急巡查、现场勘测等工作时，具备必要的体能和敏捷性。你们的体检报告显示，顾凡，你身高177.5cm，差0.5cm。王可，你体重71公斤，超1公斤。条件不符合岗位要求。”
身高体重？！
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一个综合管理岗，用这种近乎滑稽的体测标准来卡人？
“科长，这标准是否合理？应急巡查需要精确到0.5厘米吗？这分明就是量身定制！”我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金丝眼镜后的目光瞬间变的轻蔑，他上下扫视着我们身上那略显褶皱的白衬衫，以及王可那双洗得发白的球鞋，嘴角勾起一丝毫不掩饰的讥讽：
“两个农村来的，没什么背景，就老老实实认命。真以为穿上龙袍就是太子了？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就想来这种地方异想天开？”
“农村人……”
这三个字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我的耳朵。他不仅否定了我们的成绩，更践踏了我们的人格和尊严。原来在他眼里，我们寒窗苦读的努力，我们为之奋斗的梦想，都抵不过一个虚无缥缈的“背景”。
信仰的殿堂在这一刻彻底崩塌，碎成一地狼藉。
我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语言冲突，愤怒的质疑，官腔的推诿，最终化为一句句充满羞辱的驱赶。
我们被保安“请”出住建局大门。
我不仅没能证明自己，反而被现实狠狠抽了一记耳光，连带着“农村人”这顶被强行扣上的帽子，以及那0.5厘米和1公斤的“莫须有”罪名。
这个世界，真的像我父亲说的那样吗？我第一次，对自己坚信的一切，产生了动摇。
2
住建局那扇冰冷的玻璃门在身后合拢，仿佛将两个世界彻底隔绝。门内是冠冕堂皇的规则制定者，门外是失魂落魄的我们。
王可默默地递给我一支烟，我摇了摇头。他也没勉强，自己点上，狠狠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侧脸写满了“认命”两个字。
“凡哥，看到了吧？这就是现实社会。”他吐着烟圈，声音嘶哑，“认命吧，你做回市长儿子，我找个班上，日子总得过。”
我没说话，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沾满灰尘的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那声“农村人”的羞辱，像复读机一样在脑海里循环播放，每一个字都带着倒刺，刮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我不是农村人，但我此刻感受到的屈辱和不公，与任何一个被权势践踏的“农村人”并无二致。
我那股非要证明自己的倔强，在赤裸裸的权力任性面前，被砸得粉碎。原来父亲说的“碰壁”，是这种感觉。不是撞上一堵实体的墙，而是坠入一张无形又无所不在的网，你越是挣扎，它缠得越紧，直到你窒息。
我没有回王可的出租屋。那里狭小的空间和弥漫的挫败感，只会让我更加窒息。我鬼使神差地，回到了那个我发誓要凭自己本事远离的家。
推开家门，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与出租屋的冰冷简陋形成残酷对比。母亲迎上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担忧，但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接过我其实根本没多少行李的背包。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晚间新闻，手边是一杯冒着热气的茶。他抬眼看我，脸上没有预料之中的嘲讽，甚至没有一丝波澜，仿佛我今天的遭遇，早已在他剧本的某一页。
我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垂着头，瘫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所有的愤怒、委屈和不甘，在经历了极致的爆发后，只剩下无尽的疲惫和空虚。
“碰壁了？”
我闷闷地“嗯”了一声，把脸埋进手掌。沉默在父子间蔓延。
许久，我几乎是带着哭腔，把今天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倒了出来，从看到面试名单的难以置信，到住建局人事科的荒谬理由，再到最后那句诛心的“农村人异想天开”。我说得语无伦次，情绪激动。
父亲始终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敲着膝盖。
等我终于说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那里，他才缓缓开口，语气里听不出喜怒：“现在明白了？想证明自己，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最直接、也是最笨的方式，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我抬起头想反驳，却对上他深不见底的目光。那里面没有“我早说过”的得意，反而是一种……凝重？
“爸，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争辩道，“那王可呢？他是真正的农村娃，拼了命才考出第二名的成绩！就因为没背景，活该被这样作践吗？这世上难道就没有公平了吗？”
“公平？”父亲轻轻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品味着什么，“公平需要力量去维护，需要智慧去争取，而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去呐喊。”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说出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你想证明自己有能力，眼下，就有一个机会。不是证明给你老子我看，是证明给你自己，也给像王可那样的年轻人看。”
我愣住了。
“您……什么意思？”
父亲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炬：“住建局这个‘萝卜岗’，我早有耳闻。张德海（住建局局长）的手，伸得太长了。但官场盘根错节，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合适的契机，动不了他。”
他看着我，眼神犀利：“现在，你和王可，就是现成的‘鱼饵’。他们不是欺负你们没背景吗？不是觉得你们好拿捏吗？那就让他们继续这么认为。”
一个大胆甚至有些疯狂的计划，从他口中娓娓道来。